記者 | 董子琪
編輯 | 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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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生活陷入僵局，無所事事竟成了一種自我成就的有效方式。在《什麼都想做，什麼都不想做》（Not Working）一書中，倫敦大學文學教授、精神分析學家喬西·科恩（Josh Cohen）将不工作的人（inertia）分為四個類型：倦怠者（burnout）、懶蟲（slob）、白日夢想家（daydreamer）以及遊手好閑者（slacker）。
倦怠者開始被盲目的沖動驅使去行動，卻猝不及防地脫軌，沉入地底，在日本屬于蟄居一族。懶蟲活躍在我們熟悉的兒童卡通片裡，他們是史努比、加菲貓，公開好吃懶做，恬不知恥地拒絕工作。與受到地心重力拉扯的前兩者相比，白日夢想家和遊手好閑者更有脫離重力、超越現實的沖動——白日夢想家鎖上了房門，拒絕響應社會現實；遊手好閑者從規律的生活中退出，按照自己的節奏生活。這四類人各有其特質，彼此也有重疊的部分，但都證明了從“永動的慣性”中停下來的意義。
将疲倦作為起點
被視為倦怠者的蟄居族或許能讓我們重視當下社會與文化的頑疾，作者引用齋藤環《蟄居族》的觀點認為，蟄居是對個體差異和個人異見遭到抑制的沉默抗議和絕望表達。人們借由蟄居族展開反思：當下的社會是否要将所有人都變成蟄居族呢？雖然大多數人的症狀沒有那麼極端，但内心深處都有一個與蟄居族深有共鳴的秘密角落。
人們一方面對坐享其成的懶蟲感到懊惱，另一方面又讓許多懶蟲成為了經典文學人物：岡察洛夫的《奧勃洛莫夫》書寫了一位常年躺在被窩裡、将自己裹成一團繭的特殊人物，他拒絕朋友起床擁抱生活的建議，将躺着當做人生的正常狀态。長卧于床的奧勃洛莫夫也成為了“躺平派”著名代表人物。為躺平辯護的貝恩德·布倫納說，每個時代都有自己的奧勃洛莫夫——他怠惰乃至多餘，但因怪癖使人尚存一絲同情。
《躺平》
[德]貝恩德·布倫納 著 南曦 譯
新經典·南海出版公司 2021年
狄德羅筆下的拉摩是另一位著名懶蟲。在小說《拉摩的侄兒》中，拉摩秉持快樂至上原則，而非刻苦忍受、自責自省，他無恥宣稱想要吃珍馐佳肴，睡彈簧軟床，通向生命的平靜終點。
白日夢想家看似生活的逃兵，卻極具創造力，創作出了屬于自己的具有無限可能的現實。美國詩人艾米莉·迪金森退回到自己的卧室裡，并不是退縮到無精打采的休止狀态中，而是以隐居來超越塵世的種種法則傳統。
至于遊手好閑者，他們冷漠、多疑，遵從自我的節奏，拒絕行動和明确的目标，進而得以保留自己的個性。在抵制教條和信仰狂熱時、在對社交媒體的意見領袖保持謹慎時，冷漠和多疑都成為了美德。喬西·科恩本人即是遊手好閑者其中一員。讀博士時，他曾因缺少目标、無所事事而神思迷茫，後來才發現自己的好奇心與固定的工作安排并不協調，工作效率并不是靠自律鞭策出來的，而是由無紀律激發出來的，是以他并不應該為浪費時間與金錢而焦慮。
《什麼都想做，什麼都不想做》英文版封面及作者喬西·科恩
“我讀書、思考、寫作，有時是心血來潮，有時是通宵達旦，有時是利用一刻鐘的茶歇時間，有時是放空一周後自然而然的成果。”在努力與任其自然之間，科恩選擇後者。他認為努力反而會限制創造力的發展，“我們努力認真的觀察、傾聽和思考模式幾乎不可能把我們帶到未知之地。” 這或許與也長期處于憤怒倦怠、等待靈感降臨的傑夫·戴爾有共通之處——戴爾稱，事後想起來那些偉大的時刻，都是對無所事事的日子的回響。
被剝奪的單純和慵懶
喬西·科恩思考的問題之一是，為什麼停下來如此艱難？“強制樂觀主義”是他發現的思想特征之一。如今充斥于廣告、心靈雞湯讀物之中的是“活躍”、“責任心”和“積極主動的聲音”，即使是領取求職公益津貼的人也要證明自己付出了積極的努力，不管求職者多麼沮喪，他都必須讓自己适應這套“強顔歡笑、積極進取的繁文缛節”。而這種文化導緻了大衆的冷漠，即使感受到了意義與欲望的喪失，也不敢站出來反對對不夠積極者的譴責。
在當下社會中，我們需要不斷去選擇、站隊、參與和取舍，在所謂的“選擇的暴政”下，人們被刺激過度以至于神經衰弱。“每個人都可以成為他想成為的人”這一點引發了強烈的躁動不安。在《憂慮》一書中，弗朗西斯·奧戈爾曼已經證明當代的市場經濟塑造了選擇的精神，社會鼓勵人們主動選擇，甚至控制自己的長相與脾氣（借助整形術和脾氣管理課程），後果就是選擇者需要自行承擔成敗，自由的選擇孕育着更多的内疚與自我責備——自我批評取代了社會批判。科恩曾遇到這樣的病人，“你可以做想做的任何事”被注入了病人的内心，成為了讓她百爪撓心的内在訴求。
《憂慮：一段文學與文化史》
[英]弗朗西斯·奧戈爾曼 著 張雪瑩 譯
新民說·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2021年
對行動、目标的執着同樣塑造了人們的生活，當人們堅持用密集的日程表安排計劃自己的行動時，就剝奪了“最單純的體驗，即存在（being）的體驗”。關于存在，他解釋道，身心的忙碌加深慣性般的一成不變，未知和以外也就無法闖入，存在即是治療這種慣性的良藥。作者以奧斯卡·王爾德反對行動派，稱狂熱的行動隻是在巧妙地掩蓋自身的空虛，行動是無事可做之人的避難所。天職觀将工作從實用的謀生手段轉變為神聖的目的，而人的本質是工作的信念也意味着人們需要為了履行職責，适應不屬于自身的節奏，壓抑住任何與此無關的、無用的沖動。
“這意味着要置身于水洩不通的車隊裡，或是在擁擠不堪的站台上等待晚點的火車，這意味着努力讓身心适應鍵盤、收銀機的節奏，這意味着要在緊迫的截止日期内完成任務，壓抑任何想要小憩或散步的沖動。我們之是以不喜歡勞動，是因為勞動讓我們以不屬于自己的方式過活。”
喬西·科恩寫道，這也確定了一種始終無法專注的文化，靜止不動、虛度時光的空間消失，事物的真正“關機”狀态不見了，人類生命的每時每刻都像在打卡，無所事事、無所作為會引來恐慌。
行走也成為了不工作與反工作的行為，因為人工作應當為了生産，而行走是沒有财富産生的死寂時段。即便倡導“慢生活”，也是為了人作為推動任務的工具性生物的觀念，慢下來，不是為了一路狂飙的生産效率踩刹車，而是為了更健康的身體和清晰的思緒，為了成為更好的職員、父母和夫妻——也就是，有用。
但有效用真的如此重要嗎？就像熱愛漫步而非勞作賺錢的梭羅早就寫下的， 成年之後，人好像被派上了特殊而小氣的用場，在窮其一生貫徹某種特定的部署，因而不遑四顧，以領會生活和生命的諸種事項。喬西·科恩最懷念的也是童年時趁着病假在家躺在柔軟溫暖的沙發上目無目的地浏覽電視，電視播放什麼内容他并不在意，隻是想念“被簡化到隻剩下身體最基本滿足感的生活”。他認為人們在童年時都曾是懶蟲，就像卡通片裡的史努比和加菲貓一樣，隻是不情願地在成長中适應了現實的條條框框，懶人的童話從此消逝。
《什麼都想做，什麼都不想做》
[英]喬西·科恩 著 劉晗 譯
春潮·中信出版集團 202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