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國秦漢之間，文法吏是官僚行政的承擔者及代表者，武帝時，獨尊儒術，大量儒生進入朝廷，與文吏相峙。随着時代的發展，在東漢，出現了新的官僚勢力，即士族門閥。
官僚階級的士族化發生在東漢。
古義的世家指世世有祿秩之家，也就是世代占有祿位的家族，祿位是一種政治權勢，若把社會權勢也納入觀察，則社會權勢既可以來自政治地位，也可以來自經濟地位和文化地位，“世家”類型是多樣化的。士族的特征就是“士”與“族”的結合，他們擁有着雄厚的文化，而世代居官由此建立崇高門忘望。士族是一種涉及了政治，經濟，文化的綜合性現象。
一 豪右
戰國秦漢發生劇烈變動，周代的世卿世祿傳統出現了斷層，整個世家出現了“空白期”，社會一度呈現出鮮明的平民性。西漢開國高祖皇帝便是底層出身，從龍功臣也往往出身于“亡命無賴之徒”。西漢不怎麼講究門第，權貴不乏起家卑微者，但到了東漢則完全不同，所謂“春秋之義，娶先大國”，族姓、門第的觀念漸漸濃厚起來。
豪右源于兩漢地方大姓勢力，他們是在宗族鄉裡基礎上野蠻生長起來的，在西漢，由于大土地所有制發展不夠充分，豪右現象是以不甚明顯，到了東漢，随着大土地所有制的大大發展，豪右占據了大片田産，團聚了成百上千的人口成為他們的部曲賓客，閑時務農、看家護院，戰時為私兵。他們以宗族鄉裡為基礎，具有古老農村根源，凝聚家族勢力，成就了鄉裡豪右。
為維護行政秩序及編戶體制，王朝經常打擊豪右以保護小農，武帝任酷吏以打擊豪右，而王莽變法便是由于侵害了豪右勢力，受豪右抵制而失敗身死，光武帝進行大規模“度田”、檢核口田，也是以豪右為目标。
豪右的勢力來自大地産和依附農，并不能取得正式權力，是以豪右往往在動亂中投機，加入天下逐鹿的隊伍，這在兩漢之交非常明顯，出現了很多“部署賓客”“舉族歸命”“舉宗為國”之類的記載，光武帝劉秀與其兄起兵時所率領的就是一個宗族豪右集團。豪右若是投機成功便會搖身一變成為開國功臣，進而在東漢成為顯赫世家，是以漢魏之交，往往有“名豪大俠，富室強族，飄揚雲會，萬裡相赴”的情況。
但是，當社會穩定的時候，豪右沒有投機的機會，便隻能通過正常的選官管道參政，東漢時期的地方政權在一定程度上是由當地大姓冠族控制的，往往“鄉曲豪富無官位，而以威勢主斷曲直”“身無半通青綸之命，而竊三辰龍章之服；不為編戶一伍之長，而有千室名邑之役”。
但是他們的權力隻能止步于地方，當中央集權足夠強大的時候，也不得不屈服于官府，嚴格來說，他們不算世家。
二 官族
鄉裡代表了地方勢力，那麼官場則代表着中央勢力，官族産生于官場，他們可以不依賴于鄉裡條件而獨立形成“世家”。
西漢的軍功階層在武帝時便已凋零殆盡，而東漢之初的從龍功臣則不一樣，他們有不少人全是蟬聯，甚至與王朝共始終。這是自戰國“世家”傳統中斷後，通過外戚和功臣家族的延綿顯赫讓我們看到了“世家”因素的新一輪積累。進而，随着吏化的發展，新興的官吏中也在積累着官族因素。某些專業性很強的官職往往子孫相襲，世代為官，漸漸形成了門望，赢得了社會的推崇，于是，在先秦“世家”傳統斷裂後，漢代又圍繞着“官”開始了新一輪的“世家”的緩慢積累。
複雜發達的專制官僚組織，是這個社會中無可匹敵的“巨無霸”，也是以為世家的發展提供了一個更進階的政治角逐的平台，隻有在官場這個更進階的平台上角逐，世家才能有更多的影響力。
三 士林
随着儒學的發展，相對于官場與鄉裡，出現了一個新的場所，即士林，士林是一個由文人構成的文化活動圈子。
先秦士人的政治熱情，決定了他們注定要長久的影響這個政治史。雖然始皇帝焚書坑儒，一度使得士人階級低迷不振，但入漢之後，學術再度複習，武帝更是“令官勸學”，設五經博士，建太學制，這是孔門私學以來，這個教育史上的又一個裡程碑。光武帝在洛陽重建太學，學士随即“雲會京師”，民間私學也日益興盛，時之大儒，往往弟子上千，從學者數萬。西漢文化重心在關東，首都在關西，而東漢定都洛陽，政治中心與文化中心重合，由此可見，文化之盛。西漢創業者大都是亡命無賴之徒，而東漢從龍之臣往往“有儒臣氣象”，劉秀本人更是太學生。
東漢儒學興隆，京師太學生占到了全國人口的兩千分之一，多大三萬餘人，文化人口比例在古代世家中無疑是首屈一指的。東漢後期，一批衆望所歸的名士成為交遊的中心，經常聚起成百上千，乃至于上萬的人。
各地湧現了不少以品評人物而著稱的名士，出現了“月旦評”的佳話。獲得士林好評的人會成為名士，公府征辟也随之接踵而至，是謂“序爵聽無證之論，班祿采方國之謠”“位定乎私門，名定乎橫巷”。
“名士”和“品題”現象，使士林左右了社會的聲望配置設定，并沖擊了政府的傳統文官标準，甚至使王朝選官聽命士林。先秦士人分屬百家，道不同，不相為謀；東漢儒生則是一個同質群體了，具有明确的“群體自覺”，并成為豪右、官僚之外的又一社會勢力。
四 學門與士族
對于“世家”現象，士人是感到十分沖突的，他們一方面認為“人皆可為堯舜”，反對官職的時代承襲，批判一人顯貴則家族俱榮的現象，但在另一方面，士林本身也存在世家的因素，時人謂之“學門”。
西漢經學以“師傳”為主，東漢經學以“家傳”為主，東漢一些家族世傳經術，但同時又恪守儒家禮節，是以雖然他們世代為高官，卻也常受稱贊，孔融贊弘農楊氏“四世清德，海内所瞻”，張超稱贊“我漢楊氏，作世棟梁”，雖有四世三公，也被海内士林認為官得其人。
在新一輪的世家積累中，兼具官僚與士人身份的家族展現出了巨大的發展潛力。
士人接受教育、“經明行修”，即可入仕為官，用官場權勢取得财富，依靠财富保障子弟的教育，繼續成為士人，形成了“教育—權勢—财富—教育”的一個閉合循環，最終發展為一個勢力團體，因為是圍繞“族”展開的，是以可以稱為世家，最後回到故土，在地方上建立一個避風港，就此形成“學門—官族—豪右”的循環，即士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