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館是一個社會的縮影。長期以來，茶館被當時精英和後世學者誤認為鼓勵人們無所事事、孳生惰性，不利于社會健康發展。但是，人們忽視了茶館多層次的、複雜的社會經濟和文化的功能。社會的演進總是伴随着時間概念變化，但這種時間的新概念也僅限于受西方影響的新式精英。大多數一般市民仍保持着傳統的時間觀念，怎樣利用他們的時間取決于他們的個人習慣、教育程度、職業和家庭背景、經濟狀況等等因素。“有閑”和“有忙”在不同時間可以是交替的角色，茶館為兩者都提供了可使用的空間。即使是在許多“現代”娛樂場所出現以後，茶館仍然是大多數市民最能接受的公共生活空間。
過去，茶館同人們的日常生活有着十分密切的聯系，但是我們都習慣于把茶館看作僅僅是一個休閑的地方，但實際上茶館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公共空間。在近代中國城市，恐怕沒有其他任何城市的市民，像成都人那樣更多地依靠茶館。是以，今天我将主要把視野集中在成都，來對茶館進行考察。
中國茶館與西方的咖啡館、酒店和沙龍有許多相似之處，而且其社會角色更為複雜，其功能已遠遠超出休閑範圍，追求閑逸隻是茶館生活的表面現象。茶館既是休閑娛樂之地，又是各種人物的活動舞台，而且經常成為社會生活和地方政治的中心。
民國時期黃炎培通路成都時，寫有一首打油詩描繪成都人日常生活的閑逸，其中兩句是：“一個人無事大街數石闆，兩個人進茶鋪從早坐到晚”。教育家舒新城也寫到，30年代成都給他印象最深刻的是人們生活的緩慢節奏：在茶館裡，“無論哪一家，自日出至日落，都是高朋滿座，而且常無隙地”。薛紹銘也發現，“住在成都的人家，有許多是終日不舉火，他們的飲食問題，是靠飯館、茶館來解決。在飯館吃罷飯，必再到茶館去喝茶，這是成都每一個人的生活程式。飯吃的還快一點，喝茶是一坐三四個鐘點”。
外來的人們對成都有這種印象并不足為奇，因為成都人自己便有意無意地在推動這樣一種文化，成都居民也自嘲這個城市有“三多”：閑人多、茶館多、廁所多。當地民諺稱“一市居民半茶客”。成都的茶館及其文化在中外是聲名遠播并成為其傳統的一部分。成都人也為自己的茶館文化而自豪，甚至認為隻有自己才配稱“茶客”，隻有四川才是真正的“茶國”。
誰是茶館的常客?據稱有兩類人：一是“有閑階級”，二是“有忙階級”。按一般了解，“有閑階級”是那些地方文人、退休官員、有錢寓公和其他社會上層。“有忙階級”則分為若幹種：一是将茶館做舞台，如評書和戲曲藝人；二是借茶館為工作場所，如商人、算命先生、郎中以及手工勞工；三是以茶館為市場，如小商小販和待雇的苦力等。不過，應當意識到，“有閑階級”和“有忙階級”的概念十分松散，并非嚴格的階級劃分。雖然我們常用“有閑階級”形容那些沒有正經工作和享受生活的人，但他們并不是一個獨立階級而且可以有不同的經濟背景。不過，“有忙”和“有閑”這兩個詞的确囊括了在茶館的各種人。無論是上層精英還是下層群眾、富人還是窮人、閑人還是忙人，都在茶館這個公共空間裡活動。
公共空間及其經濟文化色彩
成都茶館之特點來自于其特殊的社會和生态環境，當然也與活動其中的茶館老闆、堂倌、小販、藝人以及顧客有密切關系。作為一個文化和商業城市，成都需要有友善而舒适的公共場所作為人們的活動之地，茶館便适應了這樣的需求。
開茶館當然是一種商業活動，同其他商業一樣是為追求利潤，在成都形成了十分獨特的開辦茶館的方式。開茶館一般來講不需很多資本，隻要有桌椅、茶具、竈和一間陋室，條件便基本具備。隻要計劃得當，開辦茶館可以白手起家。另外，像肉店、飲食攤也常靠茶館拉生意，亦願意參加投資。開辦茶館的這種集資方式，反映了一個社群中人與人之間的互相依賴關系。
四川茶館的茶具和家具也别具一格。茶具一般由茶碗、茶蓋和茶船(即茶托或茶盤)組成，這也是為何川人稱其為“蓋碗茶”的原因。桌椅也具地方色彩，一般是小木桌和有扶手的竹椅。堂倌是成都茶館文化的重要角色，其或稱“麼師”，更有人冠之為“茶博士”。堂倌是成都茶館的“靈魂”，一首描述堂倌的民謠唱道：“日行千裡未出門，雖然為官未管民，白天銀錢包包滿，晚來腰間無半文”。最為人們稱道的是他們的摻茶技術。堂倌一手提紫銅茶壺，另一手托一疊茶具，經常多達20餘套。未及靠近桌子，他便把茶船茶碗撒到桌面，茶碗不偏不倚飛進茶船，而且剛好一人面前一副。顧客要求的不同種類的茶也分毫不差。隻見他距數尺之外一提茶壺，開水像銀蛇飛入茶碗，無一滴水濺到桌面。然後他向前一步，用小指把茶蓋一一勾入茶碗。整個過程一氣呵成，令外鄉人瞠目結舌。
市民的“自由世界”
20世紀初西方人曾把成都茶館與英國的酒館相比，他們對人們在那裡的“社會閑聊”很感興趣，并觀察到它們在社群的重要作用。一個外籍教師對他所住小巷的“舒适茶鋪”印象甚深，他認為那茶館便是“這個巷子的社會中心”。人們去茶館會友、交易、推銷、賣藝、閑聊，或無所事事、觀看街頭行人。成都市民基本沒有固定工作時間，隻要他們不工作，無論白天還是晚上，都可呆在茶館。
茶館對于一個男人來說是一個毫無拘束的地方。如果他感覺燥熱，可以剝掉衣服赤裸上身；如果他需理發，理發匠可就在他座位上服務，而不管剪下的頭發經常飛入自己和他人茶碗之中；脫下鞋讓修腳師修趾甲在茶館也無傷大雅；如果感到寂寞，可以聽别人閑侃，或加入其中，即使互不認識；在茶館裡從不受時間限制，如果有急事去辦，隻需把茶碗推到桌中央并告訴堂倌“留着”，數小時後，還可以回來繼續品那杯茶。
對茶客來說，閑聊——成都人稱“擺龍門陣”——恐怕是茶館最具魅力之處。人們在那裡談論一切事情。人們在茶館裡交談的具體内容留下的記載不多，但《國民公報》有個專欄記載記者所見所聞，其中頗有些是從茶館得來的，我們因而得知人們在茶館裡抱怨世風日下、議論新公布的規章、交流各種社會新聞，還可以經常從一些茶館裡的小插曲中得到樂趣。然而一些社會學家認為，饒舌是“社會交往的一種形式”。說東道西，無論是善意的交流還是惡意的流言，都是市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茶館又是娛樂中心，許多藝人在那裡賣藝為生，茶館也借精彩的演出吸引顧客。實際上成都早期的劇場即産生于茶館。每當夜晚，窮街陋巷一片漆黑，下層人民則聚集在明亮擁擠的茶館聽評書。評書先生的精湛技藝吸引聽衆日複一日、甚至年複一年到同一地方聽書。說書先生不僅提供了娛樂，而且普及中國曆史知識。他們不自覺地散布着正統的價值觀，把諸如忠、孝、禮、智、信等灌輸到那些沒有受過教育的人們的頭腦中，他們也可被視為大衆的教育者。各種民間藝人使茶館文化更為豐富，他們大多是當地人，但也有的來自外省，如唱大鼓書的多來自華北。這些藝人多有固定的演出場所，觀衆明了到何處欣賞他們喜歡的劇目或演員。其他像相聲、金錢闆等更散布于各茶館。
經濟活動與民事糾紛
茶館可以說是一個紛繁世界的縮影，那裡聚集了三教九流。例如，茶館可以是一個“自由市場”，手工匠以及其他雇工在茶館出賣他們的技術或勞力，小販則流動于桌椅之間吆喝其所售物品。在西方人的旅行記中可以看到，“商人急于去茶館見他們的生意夥伴，小販用哨、小鑼、響闆等招徕買主”。一些小販利用“絕技”來取悅顧客，如他們可以一把抓出顧客要求的瓜子數量。由此可見，小販不僅出售商品，也給茶客帶來了娛樂。茶館裡的水煙販用數尺長的“煙槍”提供服務，如果煙槍還不夠長，他們還有備用煙管連接配接。這樣，在一個擁擠嘈雜的茶館，他們不用移動便可把煙送到顧客面前。
茶館給許多人提供了生計，手工匠在那裡修理扇子、鞋子等各種物品，算命先生在那裡預測兇吉，修腳師和剃頭匠在那裡提供服務。一些乞丐甚至在那裡賣“涼風”——給顧客打扇掙錢，這實際上是一種變相乞讨。當一個乞丐不請自來給一個茶客打扇，如果茶客覺得舒服而心情不錯，便會賞給乞丐幾個小錢，否則會不耐煩地将其趕走。茶館中最有趣的職業是挖耳師傅,他用十餘種不同的工具掏、挖、刮、搔等，無所不用其極來使顧客進入一種難以言喻的舒服境界。
商人有其固定的茶館洽談生意，“許多交易都在茶館做成”。糧油會館以安樂寺茶社為交易處，布幫在閑居茶社，南門邊的一個茶館因靠近米市，便成為米店老闆和賣米農民的生意場。那些走私鴉片、武器的黑社會則在品香茶社活動。究竟每日有多少交易在茶館做成還不得而知，但可以确信數量非常可觀。
茶館同時在發展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系、維持社會穩定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從某種意義上講，茶館就是一個“民事法庭”。在成都形成了一條不成文的規定，市民間的沖突一般不到法庭解決。黃宗智指出，清代縣級民事訴訟一般要經過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調解。但實際在知縣的介入、也即是說一個民事訴訟正式形成之前，還有一個更為基礎的階段——社會調解，許多糾紛在訴訟之前便已經過社會調解而化解，而這個社會調解便是在茶館進行的，稱為“茶館講理”或“吃講茶”。茶館講理一般是雙方邀請一位“德高望重”的長者或在地方有影響的人物做裁判，這也就是過去成都為何“實在的鬥毆少有發生”的主要原因。
【本文節選自《茶館與都市群眾的日常生活——王笛博士在華東師範大學的講演，原刊于《文彙報·每周講演》，2006年1月8日）】
作者：王笛
編輯：陳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