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學者們發現自己可以不像鑒賞家，而是像人類學家那樣觀看藝術，避免做出價值判斷。在現代大學裡，通才且無所畏懼的通才寥寥無幾，學者們更喜歡在自己的專業領域裡進行安全的教學。一般而言，學術課程的調整不會引起公衆争議，但我們生活的時代可不一般。今年，耶魯大學決定廢除其曆史悠久的“藝術史導論：文藝複興至今”一課。這一決定引起相當大的公衆關注乃至憤怒，授課老師都感到相當驚訝。藝術史系主任蒂姆·巴林傑（Tim Barringer）稱之為“一次直截了當的現代化行動”，他在接受《耶魯每日新聞》采訪時表示，在一學期的時間裡教授任何一門概論課都不可能是全面的。曾經的藝術史導論課是一趟英雄之旅，從米開朗琪羅講到傑克遜·波洛克，如今，取代它的是四門不同的入門課程，名字叫“全球裝飾藝術”、“表現的政治”……而在外界看來，這是美國大學在承載西方文化方面失職的又一表現。“耶魯已經屈服于一種生命枯竭的堕落”（《華爾街日報》），而這種堕落“是由一群受過高等教育的西哥特人犯下的”（《紐約郵報》）。如今的這一代學生，大學的西方文化入門課就這麼悄無聲息地沒有了。如果在1990年代耶魯這麼幹，像哈佛那樣，可能就誰都不會注意到——或許也未必，畢竟耶魯在美國藝術教育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
亨利·福西永（1881—1943）及其代表作中譯本《形式的生命》（陳平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
紐約大學的德國移民們将藝術史作為一種學術追求帶到了美國，但在耶魯，藝術史長期保持着法國教授所締造的美學追求。這一切都走在美國藝術史學的主線之外。美國藝術史上的決定性事件是1933年希特勒上台——整整一代傑出的藝術史學家，大部分（但并非全部為猶太人）都逃離了德國。首先是潘諾夫斯基（Erwin Panofsky），随後是沃爾特·弗蘭德林德爾（Walter Friedlaender）、卡爾·雷曼（Karl Lehmann）、朱利烏斯·赫爾德（Julius Held）和理查德·克勞特海默（Richard Krautheimer），他們合力将紐約大學變成了藝術史的“流亡政府”。十年之内，紐約大學的研究所學生們陸續赴全美各地教授藝術史課程，教學方法也不同于耶魯大學。潘諾夫斯基的專長是圖像學，對文藝複興時期繪畫中所蘊含的符号進行诠釋，言辭精美。如果說福西永關注的是形式的生命及其帶來的樂趣，那麼潘諾夫斯基則是深入探究其意義。紐約大學的德國移民們将藝術史作為一種學術追求帶到了美國，但在耶魯，藝術史長期保持着法國教授所締造的美學追求。
文森特·斯考利（1920—2017）也曾是一個徹底的現代主義者，後來才開始日漸注重建築與社群環境、與使用者之間的關系，并對1963年時未曾反對紐約賓州車站新藝術風格建築的拆除、破壞了城市生态深感後悔。學術界不乏能言善辯、有劇場感的表演者，但要講授這一課程，還需要更多。比如，講解喬托和畢加索時，要有非常高昂的熱情，不然整堂課就毫無生氣——這就需要一個通才。理想情況下，一個人應有廣泛的興趣和閱讀基礎，但還必須毫無畏懼地提出自己的主張。但是在現代大學裡，無所畏懼的通才寥寥無幾，學者們更喜歡在自己的專業領域裡進行安全的教學。即使耶魯有意保留這門課程，要想找到有能力或有意願授課的學者，也并非一件易事。
像任何社會學家或人文學者一樣，學生必須評估證據（文獻、文字或圖檔），形成假設，檢驗材料，并得出結論。學有所成者會掌握将視覺感覺轉化為語言或物質表達的方法，發展自身的視覺記憶，并與大量的曆史證據建立聯系。 這就好比把學生空降到一個陌生的文化環境中，這個文化有它自己的奇妙實踐和信仰，而學生們得去客觀地觀察它們。至于他們如何在米開朗琪羅的《聖殇》和伏特加廣告之間判斷意義高下，就不得而知了。在此過程中，概覽課無疑被貶為最保守的東西，即“宏大叙事”。這種觀念認為，西方藝術的經典是一種權力工具，目的是強化現有的權力關系體系——整個體系都是精心設計的壓迫機制的組成部分，而且随着這種叙事的發展，宏大到無以複加的程度。從表面上看，盡早向學生介紹非西方藝術并沒有錯，但這并不是什麼新鮮事。自本世紀上半葉以來，藝術史系一直有這樣的傳統，而耶魯大學在非洲和亞洲藝術方面擁有的豐富資源，也完全可以在其導論課程中展現出來。然而，将這一課程和一堆自助餐式的課程作交換是有代價的——沒了共同的參考架構，沒了共享的知識體系，同僚之間也無法有效地交流各自的發現。
資訊（2020.7.24） |關停一門基礎課：耶魯大學藝術系是在“自殺”嗎？
編譯自commentarymagazine.com，作者邁克爾·J.劉易斯為威廉姆斯學院藝術史講座教授 編譯/樂陽
編輯：于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