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12月間，毛主席在《湖南省第一次農民代表大會宣言》中，列舉了一些各地農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團體”，比如發生在山東的臨城劫車案。稱他們是革命團體，但因為沒有廣大的聯合戰線，不懂得政治政策，是以絕不能成大事。
這件被毛主席列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行動”，發生在1923年5月的山東省臨城縣，當年可以說是轟動世界，被稱為繼義和團運動以後中國最嚴重的涉外事件。
1923年5月6日淩晨，在當時中國東部最為繁忙的津浦線鐵路上，由浦口開往天津的第二次特快列車以32英裡時速風馳電掣般行駛着。這列編号為406的美國制國際聯運藍鋼皮列車内，載着40位金發碧眼的外國旅客以及一些财大氣粗的中國人。
車上的外國乘客不乏帝國主義大國中的顯赫人物，比如美國陸軍少将亞倫和他的妻兒，美國《密勒氏評論報》主筆鮑威爾，美國《大陸西報》記者賴伯士，意大利律師穆安素，法國駐華關務署官員貝魯博，法國醫生金士柏以及英國天津春和洋行大班羅萊特等。這些自命不凡的老外們，個個以自己的高貴身份而傲慢無比。
當列車行駛到臨城到沙溝間津浦線約607公裡處一個名叫姬莊的地段，忽然聽得“轟隆”一聲，列車劇烈抖動起來，一些旅客被猛烈的颠簸摔得鼻青臉腫。脫軌的車頭帶着前三節車廂翻倒在路基上，暈頭轉向的乘客們在黑暗中你推我搡，撞擊聲、玻璃破碎聲夾雜着婦女孩子驚恐的哭聲及男人粗野的叫罵聲。
這時，車廂外傳來令人毛骨悚然的聲音：“媽的，别叫啦！告訴你們，老子這兒有1000多條槍瞄着你們呢！趕緊出來！不然老子一開火，給你們打個透心涼，聽見沒有？快出來！”聽到這聲音，大家都清楚發生了什麼事，但誰也不敢亂動。
“媽的，還不出來，這火車馬上就要爆炸啦！”
這下，火車上的乘客立刻争先恐後往外面湧，有的甚至不惜踩着同伴的肩頭拼命往外爬。很快，200多名中外乘客全部被驅趕到列車外面集合，土匪們看到那些人高馬大衣着華貴的“洋票”，知道這些家夥手中必有大量錢财，暗自慶幸碰到了千載難逢的發财良機。
正在土匪們專心緻志洗劫旅客時，突然被劫外國人隊伍裡出現一陣騷亂。一個英國籍高個中年男子揮動着雙手，跳着腳哇啦哇啦地大發雷霆，不知道喊的什麼。在争執中，一人持槍悄悄走到暴跳如雷的英國人後面，“砰”的一槍，那人頓時腦漿迸裂，身體晃了晃摔倒在地。看到鮮血和直挺挺躺在地上的屍體，誰也不敢再作反抗了。
眼看着天就要亮了，幾個土匪頭目一聲令下，衆土匪押着被搶劫的旅客們，趁着夜色浩浩蕩蕩走向了不知名的遠處山中。由于土匪們并非訓練有素，再加上事先沒有周密的計劃和準備，整個隊伍非常淩亂。一些膽大心細的中國旅客，看着山路崎岖、峰巒起伏，路邊多是巨石溝壑，便神不知鬼不覺溜走了。
而洋人們對整個事件還懵頭懵腦，且對中國農村的情況不熟悉，除了一個名叫露西·奧爾德裡奇的美國人僥幸逃脫外，其餘人都被迫跟着土匪走。最終被劫到山裡的“肉票”有110人，其中71名中國人，39名外國人。
近代中國的老百姓，除了受到封建地主階級的剝削外，又多了一層帝國主義的掠奪，軍閥的蹂躏。其中，山東是受帝國主義掠奪最慘、軍閥蹂躏最重的地區，受壓迫的窮苦人紛紛站起來反抗，義和團運動便是起源于此。在1920年華北五省一次罕見的大旱中，一向被稱為不毛之地的魯南抱犢崮山地區成為了重災區，幾乎十室九空，破産的農民，很多“落草為寇”。據當時有人估計，“落草”者在20萬以上。
天險抱犢崮是這些綠林好漢們據以立足的天然基地，先後有許多不同性質的武裝隊伍曾在此地活動過。以孫美珠、孫美瑤、孫桂枝等為上司的“山東建國自治軍”是其中具有明顯農民起義色彩的一支。
他們因反對官兵和土匪的騷擾聚集在抱犢崮，擁有一支群衆自衛武裝，共推孫桂枝為老債主，孫美珠為大債主，周天倫為二寨主，劉守廷為三寨主。孫桂枝、孫美珠是叔侄倆，孫家也是這一帶很有聲望的富家大族。孫美珠是秀才出身，為人忠厚，慷慨好義。
孫家叔侄嘯聚山林，吸引了不少的知識分子慕名來投，其中就包括魯南著名作家王一民，還有參加過五四運動的京津學生。蘇魯豫皖四省數十個縣的饑民也雲集響應，聚集了七千餘衆。他們當中有的是參加過京漢鐵路“二七大罷工”，有的是從法國歸來的華工，有的是來自安武軍或河南的榮民，但更多的是農民。
1920年清明節這天，他們宣告成立“山東建國自治軍”，由孫美珠任五路聯軍總司令，下轄五路軍：第一路軍司令孫美珠（兼），第二路軍司令郭琪才，第三路軍司令周天松，第四路軍司令王繼湘，第五路軍司令劉清源。抱犢崮上設立留守處，由老債主孫桂枝任大總管。他們還共同議定了十條山規：
1、保護各地貧苦農民；2、不準奸盜邪淫；3、公平買賣；4、不準妄殺一人，私自殺人者償命；5、不準拉人家的耕牛和扒普通農民的糧食；6、不準搶劫行旅客商；7、不準擅自行動；8、要平等待人，不準打罵貧苦兄弟；9、不準欺軟淩弱，要尊老愛幼；10、路見不平，要拔刀相助。
通曉軍事的孫美珠帶領部下在山上修築起了堅固的工事，并積極操練兵馬，之後又四處出擊。幾次戰鬥皆大勝而歸，勢力和名聲越來越大，引起國内各政治派别的注意。廣東革命政府曾派老同盟會會員夏慕堯和朱陶等人前來聯絡，并由夏來擔任“自治軍”參謀長。東北奉軍張作霖的旅長馮占元，也想要正式改編這支武裝。甚至連日本人都想要來拉攏，并負責購買武器。盡管有這麼多的人前來插手，但“自治軍”所堅持的反對北洋軍閥和貪官污吏及土豪劣紳的立場從沒有動搖。
“自治軍”懲罰貪官污吏和土豪劣紳的活動，大大激怒了北洋政府，不斷派兵圍剿。1922年7月15日在藤縣西集的一次遭遇戰中，由于寡不敵衆，孫美珠不幸被俘，壯烈犧牲，“自治軍”受到了嚴重挫折。為了擺脫困境，各自治軍首領又推孫美珠弟弟孫美瑤繼承其兄的職務。
孫美瑤當時年僅24歲，接替其兄長的職務後，報仇心切，多次主動挑戰官軍，奈何實力相差仍是懸殊，隊伍經常被打得七零八落。北洋政府指令山東督軍田中玉為剿匪總司令，加緊了對孫美瑤的圍剿。到1923年4月，孫美瑤部在官軍的窮追猛打及團團包圍下，隻能苦守抱犢崮，面臨彈盡糧絕的危機。
抱犢崮正趕上天旱缺水，堅守十分困難，為了減輕自身面臨的官軍圍攻壓力，孫美瑤孤注一擲，策劃劫持鐵路列車，綁架外國旅客，以向政府讨價還價，使所部擺脫被圍困境。是以，孫美瑤讓人把臨城站的那一段鐵軌拆毀，當那趟編号為406的列車駛過臨城站時，毫無懸念就翻車了。
孫美瑤得手之後，便照着孫桂枝的主意，先把四個外國女客釋放，同時教她們向官方轉達三個條件：一是迅速将圍山官兵撤出十英裡以外；二是收編匪軍為一旅以孫美瑤為旅長；三是補充軍火。綁匪的目的在于解抱犢崮之圍，收編他們為國軍，并不是要贖金。從山上送下來的第一封信，是上海《密勒氏評論報》記者鮑威爾所寫的，勸告政府軍勿攻山，須求和平解決。全體外俘都在信上簽了名。
信上說：“被難旅客，除華人外，有屬英、美、法、意、墨諸國之僑民數十人，警告官兵，勿追擊太急，緻不利于被擄者之生命。”
在20世紀20年代北洋軍人當政時期，中央政府軟弱無能，地方軍閥豪強橫行，土匪擄人勒索贖金也是常發生的事，擄去洋人也不是第一次出現。僅1923年在外交部登記的涉及外國人的綁架案就有92起。但是，臨城劫車案發生在中國東部最為繁忙的交通大動脈津浦線上，有上百位中外旅客被擄為人質，綁架人質和國籍數量之多（包括美國、英國、法國、意大利、墨西哥籍），規模之大，策劃之周密，影響之廣泛，實在是前所未有。是以，又稱“民國第一大案”。劫車消息傳出後，立馬轟動世界，有關國家立即做出了強烈的反應。
美國公使舒爾曼在5月6日即趕到濟南，現場處理此案。駐北京的十六國公使也舉行了緊急會議，他們公推葡萄牙人符禮德為各國公使的代表，前去向北洋政府遞交抗議書，指責北洋政府保護外國公民如此不得力，以至于讓土匪一下子劫走那麼多洋人。他們要求政府馬上發兵救援被綁架人員，同時電告各國政府請求盡快采取行動。
5月7日晚，符禮德打電話給國務總理張紹曾，要求見面商談。見面後，盛氣淩人的“洋大人”便闆着面孔對張紹曾發号施令，而張紹曾生怕得罪這位外國公使，便對其所提的條件唯唯諾諾，全盤答應。幾天之後，十六國政府又以各種方式向中國政府施加壓力，許多國家的海軍紛紛耀武揚威地要将軍艦駛進中國内地并揚言随時登陸。而早就對中國有野心的日本則更是想要與國際聯軍共管中國鐵路。
黎元洪、張紹曾早已被外國人的聲勢吓破了膽，他們馬上商量與土匪談判之事。在“自治軍”的上司層裡，有不少是失意軍官，這些人希望被招安，以便升官發财，是以也竭力主張與官軍談判。
6月2日，孫美瑤随同陳調元下山，和鄭士琦簽訂了和平條約，當天陳調元又陪孫回山進行點驗事宜，點驗結果，全部匪軍實數隻有3000人，有槍的不到1200人，匪窠中無論男女老幼，一律給以免死證，有不願入伍的，準其繳械遣散，個人财物準其攜帶回家。
從5月11日起，到6月12日止，談判曆時一個多月，總算達成協定。
6月12日，最後一批西俘八名全部釋放，13日全部回到上海，一場轟動世界的劫車綁票案，從開始到結束，曆時37天。
“自治軍”于6月27日正式改編為山東新編第十一旅，孫美瑤當了旅長，周天松、郭天才為團長，指定郭裡集為這一旅的防地，孫桂枝當了旅部的軍需長。
孫美瑤幹了一場轟動世界的綁票，他隻做了六個月的旅長，這年冬天12月19日，新任兖州鎮守使張培榮，在中興煤礦公司擺下了鴻門宴，把孫美瑤、孫美松都騙了去，一聲暗号，當場把孫氏兄弟打死，其部隊解散的解散，改編的改編。
不過臨城匪徒的幕後人孫桂枝仍然逃走了，他帶了一批殘部，在魯南山區流竄，官方始終對他沒有辦法。
中國共産黨作為一個剛成立不久的政黨，也對臨城劫車案給予了很大的關注，并在其機關刊物《向導》發表了一些評論，可以說是對這起震驚中外的“民國第一大案”做出了極為一針見血的評論。
首先，列強在追究劫車案時小題大做，别有目的。當時，甯波籍苦力樂志華遭英國雇主誣陷偷竊錢物，被扭送到巡捕房，其間受到巡捕百般毆打，以緻落下終身殘疾。而英國人在臨城劫車案發生後，便将全部注意力都放在這件事上，而對上海的樂志華案不再理睬。日本并沒有僑民被擄，但日本人卻以鐵路安全為由，也參與到交涉當中，中日間的旅順、大連問題也就暫時擱淺。帝國主義列強顯然是想借此機會，掩蓋他們淩辱中國人的醜行，并達到共管中國的貪欲。
其次，臨城劫車案的直接原因是帝國主義列強，而非外國報紙報道的中國政府腐敗無力造成。臨城的“匪”有很多都是昔日的兵，然而他們是因列強為保證其在中國債權起見顧念中國财政而提倡裁兵的犧牲。陳獨秀更是指出，臨城案件的第一罪魁是帝國主義列強，第二才是曹吳軍閥。
最後，《向導》提出堅決反對外國幹涉，建立獨立政府消除匪患。
魯迅也對此案發表了自己的看法：西洋人初入中國時，被稱為蠻夷，自不免個個蹙額，但是，時機已至，到了我們将曾經獻于北魏，獻于金，獻于元，獻于清的盛宴，來獻給他們的時候了。出則汽車，行則保護：雖遇清道，然而通行是自由的；雖或被劫，然而必得賠償的；孫美瑤擄去他們站在軍前，還使官兵不敢開火。何況在華屋中享用盛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