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上，中國瓷器漂洋過海到歐洲後，曾被“改頭換面”，鑲嵌黃金、用寶石裝飾，或添彩加工、改變原有功能，人們對其趨之若鹜。
卡地亞第三代掌門人路易·卡地亞從他收藏的中國古玩珍寶中汲取靈感，将不同的文化元素融合、重塑。在他引領下，設計師将兩個粉彩镂空瓷質香薰改造成卡地亞香煙盒。香薰為長方體，制作于清代乾隆年間，其镂空部分為松石綠色。這種器型的瓷器在乾隆時期尚很難燒造，故較為少見。卡地亞煙盒借鑒了這兩件香薰，頂部做成中式建築殿宇屋脊的樣子，四角鑲龍形裝飾，恰似飛檐；頂部四周鑲嵌珍珠貝母，中間的瓷片則繪上歐洲人喜愛的《西廂記》人物故事圖。
粉彩镂空瓷質香薰改造成的卡地亞香煙盒
路易·卡地亞的收藏中，還有一件清代康熙年間的五彩仕女盤。盤心紋飾為坐在庭院石桌旁的持扇仕女，畫面中的桌上擺放着瓶花與筆筒，瓶中梅花綻放，仕女身後有蒼松修竹。這幅極富中國韻味的仕女圖後來也成為卡地亞的設計圖樣，并依此做成了精巧的長方形化妝盒。
煙盒和化妝盒這兩件器物曾出現于2019年在故宮博物院舉辦的“有界之外——卡地亞·故宮博物院工藝與修複特展”中，又在去年10月上海博物館舉辦的“東西彙融——中歐陶瓷與文化交流特展”中再次展出，與之同時出現的還有一個珊瑚紅釉水盂改裝的墨水瓶。同樣的器物在不同展覽中所表達的主題不盡相同——“有界之外”展示的是，歐洲現代珠寶首飾的設計如何從古代中國等異域文化中擷取靈感源泉，打破時間、空間和文化的邊界而交融重塑，互相包容，彼此成就；“東西彙融”則意在表現20世紀初以東方風格為靈感的設計再度複興，且更強調西方工藝與中國瓷器的互動，與歐洲18世紀對中國瓷器的改裝方式一脈相承。
“東西彙融——中歐陶瓷與文化交流特展”現場
被“改頭換面”的中國瓷器，在17、18世紀銷往海外的器物中有不少：在瓷器上鑲嵌黃金或者鍍金金屬附件，或用寶石裝飾，或給瓷器“紋身”、添彩，甚至再加工改變它原來的功能。比如給五彩暗花碗鑲上黃金和寶石，給福建德化出産的白瓷杯繪上聖經故事圖案，用刻玻璃的磨刻工藝給棕色釉的杯子磨刻出白色花紋，為青花筆筒加上銀鍍金把手、底座和蓋将之改成一隻蓋杯……凡此種種，均可以歸為“歐洲再裝飾中國瓷器”。為什麼這麼做？究其原因，無非是歐洲消費者對中國瓷器形制及其功能特性的另一種了解。有的歐洲人認為中國瓷器太過素雅，不符合當地人的審美品位；有的是出于保護珍藏的目的，以示對中國瓷器的珍視；有的則純粹用來日常使用。出于市場需要，歐洲甚至出現過專門為瓷器鑲嵌金屬附件這一行業。改裝服務滿足了歐洲消費者對瓷器實用和審美兩方面的需求，同時也是訂制瓷尚未廣泛流行的時代，歐洲對中國外銷瓷接受過程中的一種權宜之計。
青花博古圖筆筒被改裝成蓋杯，現藏于英國國立維多利亞與艾爾伯特博物館
随着中國瓷器外銷數量激增，人們對瓷器的珍視程度有所下降，而且來樣加工訂制的瓷器開始流行，鑲嵌改裝的做法也随之減少。但修補瓷器的做法則同中國一樣，作為一種行當流傳了下來。18世紀，法國諾曼底和英國倫敦都有專門補瓷的店鋪。而在盛産瓷器的中國本土，锔瓷這個行當一直延續至20世紀80年代，“沒有金剛鑽，别攬瓷器活”的俗語正是由此而來。锔瓷的手藝人，做着類似今天瓷器文物修複師的活計，傳到日本則成就了著名的“螞蝗絆”。一枚小小的锔釘，反映的不僅是手藝的精湛，更是以前人們惜物、節約的優良傳統。
改裝瓷器是“東西彙融”展最讓人印象深刻的部分。不需要太多的闡釋，僅從器物本身就可以看出當時“東西彙融”的端倪。我們欣賞各種鑲嵌、改裝工藝時，總會贊歎其巧思，并慨歎跨文化了解之難。且不說跨越時間空間，瓷器于數百年前泛海逐波出現在大洋彼岸時遭到誤讀，即使在同一文化同一地域，戰國時期也有把西周玉琮改成香爐使用者，清代宮廷則将玉琮改作水盂……這啟示我們，脫離器物生成的社會文化環境去看待器物本身，很有可能會導緻誤讀、誤判。同樣，若想了解歐洲人看待和使用中國瓷器的方式，也需要還原到歐洲人的語境中，去看貿易初期瓷器進入歐洲的社會曆史環境。
青花開光山水圖盤，現藏于葡萄牙阿納斯塔西奧·貢薩爾維斯博物館
1498年，葡萄牙航海家達·伽馬繞過非洲到達印度，發現了一條新航路。翌年，他帶着卡利卡特國王贈送的中國瓷器從印度傳回，将它們作為禮物獻給了他的資助者——葡萄牙國王曼努埃爾一世。這是國王夢寐已久的東西。資助新航路探險的驅動力，除了能帶回利益巨大的香料外，就是他想得到的第二樣東西：中國瓷器。1517年，葡萄牙船隻剛一抵達中國，曼努埃爾一世立即訂制了帶有環狀渾天儀圖案的瓷器，渾天儀既代表地
理大發現，也是國王的私人紋章。于是，帶有王室紋章的訂制瓷器，連同青花山水、樓閣花鳥等中國紋樣的青花瓷器，被裝上巨大的葡萄牙商船，避過風暴、暗流、礁石、海盜和敵國艦炮的數次攻擊而到達葡萄牙，開啟了東西半球瓷器貿易的全球化時代。
文藝複興時期，歐洲人不清楚中國瓷器由什麼材料制成，中國瓷器因稀有、潔淨和耐用而價值不菲。遠航中國的葡萄牙官員，把青花瓷送給了沿路的貿易控制者和國王；國王曼努埃爾一世則将中國瓷器介紹給因通婚而成為親戚的西班牙馬德裡皇族；馬德裡皇族則持續了這種贈送禮物的傳統。用同樣的方式，這些皇族又給他們居住在布魯塞爾、維也納、布拉格、慕尼黑宮廷的親屬和神職人員提供了瓷器和其他亞洲奢侈品。
17世紀的歐洲隻有王公貴族才能擁有瓷器，他們視瓷器為身份和财富的象征。除了給瓷器鑲金加飾，将購買的瓷器陳列出來炫耀實力的做法也在歐洲各國宮廷中流行。葡萄牙國王收藏的200多件中國瓷器就鑲嵌在裡斯本桑托斯宮金字塔形的屋頂上，而“東西彙融”展也展出了用3D技術複原的桑托斯宮的瓷器屋頂。
葡萄牙桑托斯宮瓷廳的天花闆
桑托斯宮曾是曼努埃爾一世的寝宮，1589年以後為蘭卡斯特雷家族所有。該家族繼續收藏了原來屬于國王的那些青花瓷器，并在17世紀的後25年建造了金字塔形屋頂，将瓷器鑲嵌其上。桑托斯宮的瓷器顯然不是為了日常使用，而是将此作為财富和聲望的有力證明。
1909年，法國政府出資購買了桑托斯宮，将其作為法國駐葡萄牙大使館。2015年，因大使館整修而将天花闆上的瓷器取下，在裡斯本舉辦了一次青花瓷展，并進行資料采集；2019年，法國吉美博物館将這些青花瓷進行數字還原，以投影技術将各類瓷器依次點亮。2019年，我在籌備 “白色金子·東西瓷都——從景德鎮到梅森瓷器大展”展覽時，也希望在上海市曆史博物館南廳（1934年建成的跑馬總會的售票廳）天花闆上，投影再現桑托斯宮的瓷器穹頂，可惜這個設想因受限于場地為近代保護建築而未能實作。後來在“東西彙融”展廳裡的一個安靜角落，我坐在米白色的蒲團上，擡頭仰望那些400多年前的中國青花瓷影像，如同仰望至今閃耀着文明之光的青花星空。
三桅雙層大帆船“克拉克”運載的香料、生絲和瓷器，給葡萄牙帶來的聲望與利益讓其他歐洲國家垂涎。1603年，荷蘭截獲葡萄牙“聖卡塔琳娜号”商船，拍賣所得為新成立的荷蘭東印度公司帶進了54%的股價總值，以“克拉克”命名的多帶有六開光或八開光的瓷器也是以聞名于世。此後，東印度公司在中國購買大量瓷器，并将這種瓷器普及到北歐的每個角落。
“聖疊戈号”沉船出水的一組青花盤，現藏于法國吉美國立亞洲藝術博物館
中國瓷器在西南亞的交流循環中，确定了将白地藍花的青花瓷作為标準配色方案。此後青花瓷這個文化的混血兒便所向披靡，不僅日本、越南、印度尼西亞和波斯紛紛仿制，荷蘭和其他歐洲國家也在此刺激下開始生産青花瓷。仿制之路漫漫，直到“以騎兵換瓷器”的國王奧古斯都二世指令煉金術士和數學家合力，在上萬次實驗後于1710年制造出了與中國瓷器一樣的梅森硬質瓷。雖然此後世界陶瓷貿易格局改變，中西文化也早已在貿易的循環往複中交融互滲，但全球化浪潮中的中西瓷器樣貌，借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舉辦的一個展覽的名字，真可謂“萬國同風”。
青花瓷作為風潮之始，盡管屢經“易容改裝”以迎合不同人群的審美，但在整個陶瓷曆史上的地位仍無類可敵。它吸引過荷蘭畫家卡爾夫、美國畫家惠斯勒、英國詩人王爾德，被當作中國文化的代表性符号，促成了東西彙融中的文化互通和情感共鳴。
原屬于奧古斯都二世的青花茶杯和茶托，現藏于德國杜塞爾多夫黑提恩斯-德國陶瓷博物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