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真的不考慮扔一部分嗎？”
面對40歲的企業高管龔家凱，整理師黛米忍不住小心翼翼地問了一句。在他的卧室裡，黛米搜羅出上千條内褲，有不少已經起球。
黛米有近300次上門服務的經驗，龔家凱的家算得上一個挑戰。從客廳走到房間，至少有十個行李箱散亂地放在地上；廁所的浴缸裡放着紙箱，裡面是不知名雜物；約15平方米的卧室，鞋子收納盒鋪滿了一整面牆，牛仔褲疊起來幾乎堆到天花闆……黛米帶着兩位同伴，用了整整36個小時才完成工作。龔家凱承認，自己“有一定囤積傾向”。
龔家凱的客廳。 受訪者供圖
很多年前，“囤積”就在新聞報道中頻頻出現。人們通常看到的是窮困、孤僻、年邁的囤積者。而如今，“囤積症”正在困擾大量像龔家凱這樣的青年人。
打開微網誌搜尋“囤積症”，會發現許多網友抱怨自己已“病入膏肓”，“我上輩子肯定是隻倉鼠”、“房間爆炸了”；在聚集35萬成員的豆瓣“極簡生活”小組，有不少組員記錄自己與“囤積症”作戰的過程；小紅書上，整理收納師正成為“網紅職業”，走進千家萬戶，為人們解決囤積問題。
《美國精神障礙診斷與統計手冊》第5版将“囤積症”定義為“過量儲存價值有限的物品且無法丢棄，導緻生活空間極度擁擠、不能正常使用，對個人社會功能造成一定負面影響的心理疾病。”不過大多數人讨論的“囤積症”，并非臨床診斷意義上的精神疾病，而是一個廣泛存在的社會現象：物品正在蠶食我們的空間，我們卻無力阻止。
然而對于這一社會現象，我們還缺乏足夠的了解。在知網上搜尋關于“囤積症”的論文，發表于核心期刊的僅2篇，大多關注囤積的個人心理動機，對其社會成因暫無分析。記者向多位學者求證後确認，中文領域尚未出現以“囤積”主題的社會學研究。
為什麼我們無法停止囤積？人、物、空間之間的關系何時變得如此緊張？帶着這一疑問，我找到了幾位囤積者和整理師。
依賴
龔家凱經常在世界各地重複購買同一款物品。
他有二十雙看上去一模一樣的新百倫運動鞋，“我很喜歡這個款式，就買了美國、歐洲、日本不同地區生産的”。卧室架子上，擠滿了凱蒂貓和泰迪熊，他解釋，“也不是喜歡，但泰迪熊是美國文化的一個标志，凱蒂貓是日本各個城市的不同版本。”還有客廳裡一排排雷同的可樂瓶、行李箱，“都是去世界各地旅行時候帶回來的，特意買的當地産的，我隻要路過看到了就會買。”
龔家凱是黛米的客戶之一。他一米八左右，身材健碩，開朗而健談，是一家大型跨國企業的高層管理者，收入頗豐。他覺得，阻礙他斷舍離的，是一種“神奇的超能力”——每次看到物品，他都能瞬間想起與此相關的人生細節。
那條起球的運動内褲，在洛杉矶留學時穿去踢球的，“我以前踢球踢得很好的”；那件皺皺的黃色保羅衫，高中暑假去旅行社當導遊時得到的，“那可是我人生的第一桶金哎”；還有擠不進去的牛仔褲，二十歲當健身教練時候買的，“我以前身材特别好，我總在想，或許還有天能穿上”。
台灣出生、美國長大、上海工作，他始終覺得自己生活在一個急速變化的時代，“是以更喜歡那些有回憶、有沉澱的東西。”
王萱今年27歲，就職于北京一家知名網際網路企業，在同僚看來是一位“精緻時髦的都市女性”，沒人會想到她生活在一個如此無序、雜亂的空間中。
家門口的走廊，放着十來個未開封的快遞紙箱，擋住了一半路面；客廳裡，鼓囊囊的旅行袋一個疊一個，堵住了進出的空間；陽台上，“雜物小山”堆得和冰箱一樣高，地上散落着形狀各異的收納盒，裡面塞着牛仔褲、毛絨玩具、衣架、洗衣液、零錢包。一個月前，朋友去找她，一進門就露出了“極其嫌棄的眼神”，待了不到十分鐘就“趕快溜了”。
工作五年，搬家六次，随着收入水準的增長，王萱的房間面積逐漸擴大，8㎡、10㎡、12㎡、19㎡……與此同時，王萱對物品的渴望也在迅速增長。在床頭櫃上，王萱放了十四瓶正裝香水，雖然明知道香水消耗緩慢，不久就會過期，但“不買小瓶的，大瓶的這麼擺着才好看。”
王萱想過，如果家變得簡潔空曠，自己會開心嗎？答案是否定的，她喜歡被物品包圍的感覺。
她說所有物品都必須備齊，要考慮每一種潛在的可能性。為了不知何時會登門的客人，她囤了十幾雙拖鞋，以及同樣數量的一次性牙刷、毛巾、内褲、鞋套。她甚至在當時租住的十平方米房間中準備了兩條長凳，“要是來了五六個人坐不下怎麼辦？”“别人囤貨頂多考慮半年、一年，我要考慮兩年、三年、很久以後”，“萬一以後會用上呢”。
她覺得這種“深謀遠慮”或許源于童年時生活的窘迫。國小時期，她的父母突然下崗，生活一下子陷入窘境。她一直穿别人的舊衣，“在自卑與自負之間反複拉扯”，也曾被同學集體孤立，連一塊橡皮都借不到。
眼看着家一步步走向囤積，她卻有一種幸福的餍足感，“再也不要向别人借了！”
而于曉靜從囤積中品嘗到的，是久違的放肆。
曉靜是“90後”，上海本地人，從出生起一家三口就擠在十餘平米的老公房，“手腳都伸不開”。結婚後，她和丈夫搬進了120平方米的新屋，望着空曠的三房間，她仿佛獲得了一張囤積許可證，開啟了瘋狂購物模式。
化妝棉和蒸汽眼罩打折了？囤。抽紙多買幾包更便宜？囤。李佳琦又推薦護膚品了？太劃算了，囤。
不知不覺，她儲存了兩年都用不完的化妝棉和蒸汽眼罩，堆積的抽紙塞滿了三個衣櫃隔間，挖耳勺就有二十多支，至于清潔海綿，“應該這輩子都足夠用了”。曉靜的丈夫也不甘示弱——他買了大量零食藏在家中各個角落，“也有童年遺憾要彌補”。
經過近300次入戶整理服務後，整理師黛米對“囤積症”已經見怪不怪。她的客戶主要是25-40歲的人群，大多穿着講究，有着較高的學曆和收入。進門之後，卻常常發現這樣的情景，“有些家已經不是家了，沒有光，沒有風，密密麻麻全是雜物和垃圾，堆滿整個屋子。”
王萱的家。受訪者供圖
“裝置”
最近一次搬家，王萱不得不正視過多物品造成的後果。24個一米高的大号快遞紙箱，都在10公斤以上，打包、郵寄、搬回、拆開、整理。沉重的箱子提醒她，要戒掉“囤積症”。然而，“斷舍離”的路上有着無數絆腳石。
最大的障礙是購物軟體精準的算法推薦。“世界上最懂我的就是淘寶，每次我心裡想什麼，它們就會立刻在搜尋框和推薦頁出現，你隻要打開，永遠也别想停下來。”
其次是朋友圈的代購。“她們總是搞那種饑餓營銷，特别容易讓人沖動。”當代購稱疫情反複将導緻閉關，她購買了兩包甘梅粉，最終完整地放置到過期。
還有在各大社交媒體上關注的部落客，“我特别喜歡香港演員吳千語，還有南韓演員車靜媛，她們的穿搭對我吸引力太大了，就很想買同款來搭一下。”
每到“黑五”、“雙十一”等購物節，同樣愛囤積的朋友向她發來商品連結，“趕緊去買”，“不買就損失一個億”。
更重要的是，她早已習慣将“買買買”當成不可或缺的情緒出口。今年上半年，職場和情場遭遇雙重挫折，她不知道還能用什麼方式纾解自己，“幾乎每天都在下單”，隻有在拆快遞的瞬間，她還能感受到一絲雀躍。
整理咨詢師西卡發現，她們整理的速度甚至趕不上客戶購買的速度：“我們兩天前才登門測算，設計好一套整屋收納方案，一到她家傻眼了，‘618’（購物節）一過，門口堆了十幾個大箱子。”
深入走訪了近百名囤積症患者後，《囤積是種病》的作者心理學家蘭德·弗羅斯特認為，在一定程度上，囤積者是市場營銷的犧牲品：“我們都期望通過物品來獲得快樂，不是出于實踐和經驗，而是由于大肆宣揚‘占有’取向的市場營銷政策。”
作者指出，制造囤積者和囤積現象的，是一套精密的裝置：一個以物品為中心的消費社會。它包含林立的購物中心、豐盛的櫥窗、無處不在的營銷廣告，文化氛圍高度商業化。而這套裝置運作的核心，是對“占有”的普遍信仰——人們相信，“人之存在”等于“人之所占有”，将物品當作身份、價值和意義感的來源。
為了成為“真正的精緻豬豬女孩”，王萱不停購買小紅書部落客的同款：煮火鍋要用“網紅摩飛鍋”，煮面要用“日式雪平鍋”，餐盤要選粗陶的，窗簾得換成定制的，床頭桌要藤編的，台燈買複古的……她很快發現，“精緻”意味的不是一件物品，而是一連串的物品。
物品一個和另一個相呼應，催促王萱買下。于是大量精緻、美麗、使用頻率較低的物品開始堆砌——
數百件衣服嚴實地塞滿了一個三開門衣櫃和八個大号置物箱。“整個夏季不重複也穿不完”；做飯頻率不高，各種冷門調味品卻很齊全，“光醬料就有十來種，否則我會難受”；僅洗衣液這一品類就有六七種，常用普通款、凝珠款、香氛款、洗羊絨的、洗羊毛的、洗絲綢的、洗窗簾的；連洗髮乳也要常備四種以上，“蓬松的、柔順的、去油的、去頭皮的……”
當于曉靜還是家庭主婦時，她習慣于看直播購物打發時間。囤打折貨給了她充實感，“沉浸在自己很持家的想象中，覺得給家裡省了很多錢”，也給了她另一種價值——她期待收到物品後拍照上傳的一刻，“就這麼說吧，那時候的我，隻是買一套SKⅡ，都要在朋友圈曬一下，好像那樣才會更自信。”
如今她逐漸意識到，這一思維方式的問題所在：“我配得上，并不意味着我一定要買。我不買，并不意味着我低人一等。”
可當曉靜試圖逃脫這個裝置——放棄那些“輕奢包”、背着自己喜歡的迪士尼卡通帆布包出門時，卻遭遇了他人的質疑。她記得，有一次參加教育訓練，在場不少女士都背着價格不菲的包，老師看見她，用令人不适的語氣說道：“你怎麼還背這個？”
整理師西卡從于曉靜家中搜羅出的化妝棉和眼罩。受訪者供圖
“社會囤積症”
過多的物品很快讓人感到負累。
王萱起初勤于收拾，後來漸漸選擇無視，任由快遞包裹堵在玄關，有的放置了一年多都沒打開。
于曉靜則與丈夫頻頻因家務問題起争執。一旦看到丈夫下班後随手将外套搭在沙發上，她就忍不住怒斥他讓家中秩序雪上加霜。兩人互相指責，“你習慣太差了！”“是你東西太多了！”
與此同時，物品也掏空了收入。去年王萱辭職休息，才發現工作五年的存款還不夠支撐在一線城市生活三個月。而于曉靜在有一天收到信用卡賬單後心裡一驚，她發現作為家庭主婦的自己，每月竟有一萬餘元的信用卡債務。擡頭環視整個家，囤貨時的滿足早已消失，隻剩下無盡焦躁。
王萱最近一次搬家時的客廳。受訪者供圖
越來越多人開始需要職業整理師的幫助，這催生了龐大的整理收納市場。中研普華的調研顯示，截至2020年，中國整理收納行業總産值已達1000億元，被投資機構視為極具潛力的新藍海；根據人社部的資料，超過四成的整理收納師實作月入過萬。
林傑潇是一位整理教育訓練師，2014年從業至今開設過多期整理收納師教育訓練班，教授過上百名從業者，她明顯感覺到，中國整理收納行業近兩年迎來了新一輪熱潮。
新浪樂居财經收集了13282份整理服務消費者的問卷資料後，在《2020中國整理行業白皮書》中指出，“91%患有‘囤積症’，83%衣櫃衣物數超過500件。”
“‘擁有物和财富越多就越幸福’意義上的消費主義，作為現代意識形态的重要部分，逐漸流行開來。”華東師範大學社會學教授吳金海長期專注于消費文化研究，他認為，在它的指引下，人們熱衷于占有和積累物品，促成了大衆層面上的囤積現象。
然而，在更宏觀的叙事中，作為拉動經濟的“三架馬車”之一，消費對于目前中國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這一背景下，應當如何緩解“社會囤積症”呢？
“如果我們把消費僅僅了解為對物的購買、占有和積累，那麼這種消費與生産之間就沒有什麼差別。”由此，吳金海指出，消費差別于生産的本質特征在于，它是一個過程，是對時間的一種消耗。
也就是說，當社會從“以占有物品為主的商品消費”轉向“以時間消耗為主的體驗消費”，大衆層面的囤積現象便能得到緩解。
在《物窒欲》一書中，詹姆斯·沃曼提出了他的解決之道——發展體驗式消費和共享經濟，鼓勵演出、展覽、旅遊、課程等體驗式消費，增加更多像共享單車、民宿等更多有利于提高物品使用效率的共享經濟。
“20世紀，我們曾用購買物品來拯救衰退的經濟，21世紀，我們将用購買體驗來解放擁擠的心靈，和岌岌可危的地球。”
舍棄的哲學
龔家凱不打算改變自己的囤積習慣，“我喜歡，我買得起，我也負擔得起（整理服務）。”
采訪過程中路過一家蔥油餅店，家凱買了一份，加上五種小料，塞得滿當當。不到10米，又有一家蔥油餅攤子出現，他停下腳步，一邊吃着手上的，一邊緊盯爐壁上的餅。
“這個可能更正宗一些”，說着他又買了一份。
就個人而言，并非每名囤積者都需要改變。整理師黛米指出，“問題在于，它是否影響了你的生活。你的經濟狀況、生活空間、心理狀态，能不能承載這麼多東西？”
當然，如果你為此煩惱的話，或許可以嘗試重新思考自己和物品之間的關系。
在多次整理服務中林傑潇發現，人們似乎天然地将占有物品認為是儲存情感、自我、回憶的唯一方式。
一個典型的場景是，客戶即使不喜歡朋友送的禮物，也會選擇保留，認為扔掉是不尊重友誼的表現。面對類似的情況，她會嘗試詢問：“如果扔掉這些，你和朋友的感情就不存在了嗎？”她告訴他們，禮物還可以通過文字、圖畫、錄像等方式來儲存。
她認為，“斷舍離”的過程，正是讓人們學會了解，物品與情感、自我、回憶，并非密不可分。适度剝離，才能順利地舍棄。“不過，這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不能一蹴而就。”
而整理師西卡則在一次次的溝通中意識到，受囤積困擾的人，在深層次上可能存在某種“價值失序”。
“很多人沒有去思考，我想要這個東西，是因為想用它來做什麼呢？想要實作什麼樣的生活？譬如很多單身的上班族，囤了大量漂亮的碗碟、鍋具，但其實一年用不到兩次。”她發現，一方面，人們習慣于通過“占有”代替“使用”的體驗和快樂，另一方面，短期擷取物品的快感，轉移了注意力，代替了最缺乏的長期價值。
是以，她嘗試在整理咨詢服務中，引導客戶思考“什麼才是你想要的生活？”“你希望自己的家是什麼樣的？”
于曉靜是西卡的客戶之一，她依然記得，西卡當時的“靈魂發問”：“在上海這樣寸土寸金的地方，你有了這麼漂亮的家，就用衛生紙把它填滿嗎？”
曉靜忽然有一種“醍醐灌頂”感覺。她意識到，擁有一個幹淨整潔的空間，能讓她和家人都感到舒心、快樂，這才是她心裡最看重的。從那時起，她在購物上越發慎重，也更敢于丢棄不必要的物品。現在，她不再沉迷于在朋友圈炫耀包包和化妝品，而是将時間花在提升學曆上，并找了一份幼稚園教師的工作。
王萱陽台上的花。受訪者供圖
在采訪的最後，我曾向王萱提問，能否回憶最近三個月感覺幸福的時刻，王萱這樣回答：
“一是拿到了自己最理想的職位，終于可以做一直以來想做的事，很有成就感；二是之前回家休息的時候，每周都會買一束花插在陽台，看到花那麼茂盛，特别開心；三是在家和家人在一起的時候，每天和媽媽拌拌嘴，有時候去爺爺家的菜園摘菜，爺爺還給我做飯，真的覺得很幸福。”
曆數之後，她若有所思地說道：“好像和囤積都沒什麼關系。其實，我使勁地囤東西，可能就是太孤單、太需要陪伴了。”
（文中龔家凱、王萱、于曉靜為化名，整理師黛米本名吳劍俐，整理師西卡本名王澤宇）
欄目主編：王潇 文字編輯：王潇
來源：作者：夏傑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