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北京冬季奧運會倒計時的開啟，近日冬奧相關服飾的細節亦漸次釋出。在冬奧場館内，一系列制服禮服相繼亮相。2022年北京冬奧會制服設計視覺元素正取自中國傳統山水畫與冬奧會核心圖形中的“賽區山形”；“鴻運山水”系列頒獎服源于中國名畫《千裡江山圖》；“唐花飛雪”頒獎禮服則源于中華服飾的經典形制交領右衽......
冬奧場館外，近日一趟冬奧列車亦正式發車。在這趟奔赴冰雪之約的列車上，乘務員身着的冰雪系制服正來自從廣州“發芽”的原創設計品牌“例外EXCEPTION de MIXMIND”。與上述服飾相呼應，冬奧列車上的制服亦飽含着東方美學。
近日，南都記者專訪了廣州本土品牌“例外”背後的“裁衣人”毛繼鴻。除了服飾，還曾出品獲第33屆金雞獎最佳紀錄/科教片殊榮的由陳傳興導演執導的紀錄片《掬水月在手》。
廣州本土品牌“例外”背後的“裁衣人”毛繼鴻接受了南都記者專訪。
多年來，毛繼鴻一直緻力于尋找當代中國生活美學的自我，但他發現這種美學其實就在身旁，就在東方叙事的語境和傳統文化的美學中，“我重新去看中國傳統繪畫裡傳遞的美學後，發現在那裡能從世界觀、宇宙觀上給人帶來很大的力量。你越走向世界，越會覺得東方的、中國的東西才是你與别人不同的東西。就像疫情下的國家力量、國家治理能力，那也是一種東方文化、中國文化的重新表達，有很多東西，需要你去重新解釋，更多的是你要對它有自信。”
冬奧列車制服的東方美學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
冬奧列車上，乘務員身着藍色系制服，成了一道兼具典雅性與職業度的風景線。如果說冬奧列車擁有“飛駕南北”的恢宏氣魄，那麼這出自廣州本土品牌“例外”的冬奧列車制服，則以一種複古隽永的餘韻，展示着當代東方服飾美學與大國禮儀的新風貌。
冬奧列車制服展示着當代東方服飾美學與大國禮儀的新風貌。
“例外”的曆史可追溯至20世紀90年代，縱觀中國三十年服裝行業曆史時，它似乎真的是個“例外”，它始終認為衣服是精神信仰與文化自信的載體，以帶有非物質文化記憶的刺繡、印染、針織、手工潑染、冷染、植物拓染等手法來制作衣服。
“冬奧系制服”有三款。
冬奧制服亦被看作了一次文化自信與精神信仰的呈現。從冬奧會的冰雪藍白基調出發，團隊提取漢代“曲裾深衣”元素，一共制作了三款冬奧列車上的“冬奧系制服”：禮服、呢外套與羽絨服。一套以弧形果實廓形領型設計的禮服演變自漢服；一件集聚保暖與挺括度的羊毛大衣暗合列車的“冬奧塗裝”；一件以雪花元素裝點的羽絨服兼具時尚與冬奧元素。
穿梭在幾件樣衣前，“例外”創始人毛繼鴻邊用手比劃邊介紹，在制作制服時，既要與奧運相連，亦要找回具中國特點的禮服概念，于是更多匠心細節皆呈現在了衣服的細微處，“以禮服為例，禮服用了青果領的方式，從側面看，前後像燕尾服（版式）；而禮服外套的剪裁用了中國常用的插肩袖，但又用腰帶給予了衣服筋骨、利索感和職業感。同時為與鐵路元素結合，衣服的領子上圍了一圈綠邊，那正起源于早期綠皮火車的主色調。”
而在制作冬奧列車制服時，他始終堅持的概念是，服飾應讓穿着者感到熨帖、舒适，“很多人在設計服飾的時候，可能隻會在意拍出來的照片好不好看。我們研究過去的一些制服，很多甚至連口袋都是假的，沒有起到（應有的）作用。”
這也是“例外”一如既往的制衣原則。“真正做一件衣服，要用非常好的态度去做。是以這次是按照我們的成衣标準來做的，已經給乘務員去試穿了，反映非常好。”毛繼鴻說。
毛繼鴻曾說自己做“例外”是想尋找當代中國生活美學的自我，後來他發現這種美學其實就在身旁，就在東方叙事的語境和傳統文化的美學中，“當時我們說要尋找當代中國生活美學的自我，後來才發現這個‘美學的自我’是慢慢生長出來的。它沒有具象符号，也不是結果性的東西，它是一個過程。那個過程需要經曆、闡述、鑄造，它是一種生活活體和生命。我們掌握了一套西方系統，但那隻是觀察世界的方法論。我重新去看中國傳統繪畫裡傳遞的美學後，發現在那裡能從世界觀、宇宙觀上帶來很大的力量。”
以紀錄電影還原生活本真
從《掬水月在手》到更多電影
除了服飾，毛繼鴻的另一個身份是電影出品人。毛繼鴻與電影淵源匪淺，他說自己對服飾與文明的聯系的感覺就來源于紀錄電影《紐帶》，那部電影使他感到震驚：“我意識到時裝是人的第二層皮，是人類文明的紐帶。這對我的了解非常重要，讓我對這個行業有更深入的了解。同時紀錄片是傳輸我們的觀念、理想和思想的手法，紀錄片是呈現‘真’的一個電影語言手法，‘真’也是我一直在追求的。”
由毛繼鴻出品的人文紀錄片《掬水月在手》，獲得了金雞獎。
當2007年到法國參加巴黎時裝周秋冬釋出會時，毛繼鴻萌生了記錄“裁衣”過程中人與服裝關系的想法，他想到了賈樟柯，“（那時）剛好賈樟柯在做‘藝術（家）三部曲’，我便邀請他來記錄我們這一代設計師。那時我有一個願望，我是北京服裝學院的首批畢業生，我想我們是服裝大國，也要變成服裝強國，要發出一個禮儀之邦能在世界舞台上發出的聲音，他欣然答應了。”
到了2020年，毛繼鴻出品了文學紀錄片《掬水月在手》。在講述當代詩詞大家葉嘉瑩的一路旅途時，影片先從其老家的院子作為線索展開，葉嘉瑩在影片中娓娓道來：“我們院子裡面有一棵柳樹，隔牆的那一邊有一棵槐樹，秋天的時候我們說，一場秋雨一場寒，那時候蟬聲還沒有消滅，就引起我心的秋天的一種哀愁。我寫詩是很現實的，這個樹葉的聲音如果你仔細聽，會發現是不同的。”
在場景的空間次元以外，電影還用葉嘉瑩的詩作創作時間去串聯故事。毛繼鴻說這是一種将影片推進得更現代化、當代化的手法，“這部電影用空間和時間去串聯了人物生命的故事。整個影片不僅有空間，也有時間。幾個音頻和視覺是複雜的、錯位的。葉先生朗讀的詩歌與螢幕中呈現的其實不是一首詩，裡頭還有和樂《秋興八首》來作為底樂，去進行平行移動。我們用一種複雜的模式，并非說語言就是語言、詩歌就是詩歌、空間就是空間，來轉述這個詩歌人生。”
未來，毛繼鴻作為出品人和主創參與的紀錄片也将一一呈現在銀幕上，“最近，我也參與了廣州美術學院美術館總館長王璜生先生的人物紀錄片，他對當代中國藝術，特别是南中國的文化藝術有重要的推動，同時他也是平台建立者，他讓我們看到了更好的展覽和美術觀念在廣東發生。另外我們也在拍攝關于城市更新的題材，比如廣州的冼村，我們正在記錄這個村落的改造和故事。”
以“方所”做一次理想國實踐
廣州并非文化沙漠
2011年，在廣州城中心地段的太古彙商場中，出現了名為“方所”的店鋪。占地1800平方米的店鋪中，一半多的空間竟以書店的形式呈現，這似乎與周遭林立商鋪中的LV、愛馬仕品牌格格不入。一年後，柴靜的《看見》簽售會在這裡開展，簽售隊伍蜿蜒地排到了一樓。
接着是各類講座、沙龍充盈着，令城市中心的方所日益成為文化“綠洲”。這些講座與沙龍彙聚起來，毛繼鴻希望它們能搭建成為一個市民需要的、先鋒又時尚的烏托邦。“通過書籍、知識構造這樣一個空間，最後傳遞我們對于美、知識、環境和生活方式的态度，我認為它是我心目中的烏托邦。”
廣州太古彙店是方所作為文化空間與讀者首次見面。在方案定下時，有人以廣州是文化沙漠來勸阻毛繼鴻。毛繼鴻卻堅持，并提出正好用方所來做一次行為研究的實踐。而如今，這個實踐不斷顯示出“場所精神的力量”：“廣州比我們想象中的要好很多，它并不是文化沙漠。廣州人的表達方式其實（和别的地方）不太一樣，務實态度特别強。方所已經十年了，廣州的整個文化氛圍變化也非常大。其實在全國的七八家‘方字号’書店裡，它是屬于圖書量僅次于成都的。”
毛繼鴻提出，廣東作為改革開放的始發地，一直具有成為文化綠洲的潛質，“廣東畢竟還是中國經濟的大省。改革開放已經四十年，最大的改革紅利是從這裡開始。不管是新廣州移民還是本地廣州人，他們對文化生活的需求越來越多，也越來越強，這裡并不是我們想象的文化沙漠，而是一個文化綠洲。”
除了經濟，在追溯廣州何以有能力成為文化綠洲時，毛繼鴻還提到了廣州年輕人的文化消費力，“就像我們最近做了一個出版編輯的小沙龍，來了許多人，現場基本爆滿了，來的人裡面有許多都是年輕人。最近的一個月，方所做了近十場文化活動。十年前，我們似乎需要大咖來為活動站台，但現在，你會慢慢發現，文化即日常，藝術即日常，它們變成了正在覺醒中的都市人的新常态。”
曾有人問毛繼鴻如何想象多年後的方所，那時毛繼鴻說，如果有人覺得，方所對他們的生活方式産生過影響，他便滿足了。在方所成立以來的十餘年間，這樣的想象不斷變成現實，“有很多人都提出，因為方所，他們的成長、生活軌迹發生了變化。”
在毛繼鴻的認知中，“方”是十方世界，可以無限延伸，“所”即時代當下人的嘗試。毛繼鴻依然希望，在每個城市都給熱愛文化藝術的人一個栖息之地，一個相遇、流連的空間。
采寫：南都記者 林文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