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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的重制與隐喻
——新時期文學中的“病态”叙事
李彥儀 | 吉林大學文學院博士研究所學生
張福貴 | 吉林大學文學院教授
本文刊于《探索與争鳴》2021年第11期，為閱讀友善，有删節
非經注明，文中圖檔均來自網絡
繼五四思想啟蒙以來，20世紀七八十年代之交，“疾病”意象又一次湧現于文學創作中。這一時期“病态”叙事的重制具有更為複雜、新穎的情感指向和隐喻内涵：一方面作者借豐富的疾病意象傳達其對于曆史、文化、社會的隐喻性思考；另一方面伴随對疾病意象的審美化、奇觀化濫用和過度演繹，疾病意象隐喻内涵的“空心化”等問題也因之出現。對新時期病态叙事的重制及其隐喻内涵的分析，須結合中國文學史及傳統文化核心進行溯源式的流變考察，回歸具體曆史、文化、社會語境以揭示其背後隐秘的現實動因及時代考量，厘清這一階段作家對于病态話語的多重建構及其複雜的情感指向，辨析其局限性所在。
“每個降臨世間的人都擁有雙重公民身份，其一屬于健康王國，另一則屬于疾病王國。”疾病是生存永恒的主題，也是以人為對象的文學書寫無法回避的話題。在五四時期思想啟蒙的文化氛圍與救亡圖存的時代背景下，有識之士頻繁借用疾病意象隐喻中國在社會、文化、思想層面的軟弱愚昧。而1980年代受“再啟蒙”思潮影響，疾病意象又一次湧現于當時充滿反思批判意味的文學創作中，這一時期“病态”叙事的重制呈現出更為複雜、新穎的情感指向與隐喻内涵。雖然，不少研究者将興趣點集中于典型作家作品及具體文學現象，試圖借助 “對象化”的文學解讀與現象分析，歸納新時期文學病态叙事的階段性特征及意義，但客觀而言，無論作為意象還是主題，中國文學對病态的關注與呈現都并非一朝一夕之新現象。梳理文學史發展脈絡可以發現，病态叙事與疾病隐喻始終是伏埋于作家筆下的草蛇灰線，隻有将坐标置于中國文學的整體發展曆程才能更為客觀地言說病态，隻有回歸中國文學史以及傳統文化核心進行溯源式的流變考察，并結合20世紀末具體的曆史、文化、社會語境揭示其“現代性”特質，才能更加準确地把握病态叙事所蘊含的豐富文化曆史内涵，透視其階段性重制背後隐秘的現實動因與時代考量，更好地厘清新時期作家對于病态話語的多重建構及其複雜的情感指向。
“病态”書寫的傳統審美情結與文化核心
魯迅在《病後雜談》中曾提及兩位心懷大願的特别人物：“一位是願天下的人都死掉，隻剩下他自己和一個好看的姑娘，還有一個賣大餅的；另一位是願秋天薄暮，吐半口血，兩個侍兒扶着，恹恹的到階前去看秋海棠。”兩者分别勾勒出不同的活法，一則向往頗為傳統而庸衆的食色人生，另一則期待着病苦卻雅緻的文人情調。吐出的“半口血”既顯出才子憂郁多病的孱弱，又不至于使其受到生命威脅而難以維持閑淡靜好的風雅情趣，似乎隻有配着病态的肉體才更能烘托出那份感時傷懷、遺世獨傲的文人氣質。這份看似離奇實則“周到”的願望将中國文人骨子裡的“病态”情結袒露得淋漓盡緻，它不僅影響并造就了中國傳統文人特殊的生命感悟與人生理想，更投射于他們的文字中間，表現出他們對于病态主題的恒久關注與偏愛。
自古文人墨客就喜于詩詞歌賦中借疾病意象傳達惆怅、苦悶、相思、悲憤等複雜幽深的情感心緒，如杜甫的“萬裡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獨登台”（《登高》）、柳宗元的“客有故園思，潇湘生夜愁。病依居士室，夢繞羽人丘”（《酬婁秀才寓居開元寺早秋月夜病中見寄》），均以病苦潦倒的愁容形象惋歎漂泊無依的凄涼晚景和客居他鄉的憂愁離思。陸遊的“病骨支離紗帽寬，孤臣萬裡客江幹。位卑未敢忘憂國，事定猶須待阖棺”（《病起書懷》）則借病體消瘦難撐紗帽的形象，抒發被貶官遠郊、無力報國的苦痛焦灼。李煜的“憔悴年來甚，蕭條益自傷。風威侵病骨，雨氣咽愁腸。夜鼎唯煎藥，朝髭半染霜。前緣竟何似，誰與問空王”（《病重感懷》）更字字句句借病中凄涼憔悴的情形悲歎人事、家事、國事的蕭條，在愁苦和病痛中對家國命運發出悲切沉痛的質問。
不僅如此，中國自古便有着對“病美人”的特别偏愛，“西子捧心”即形容美女的病态愈增其妍。“莫道不銷魂，簾卷西風，人比黃花瘦”（《醉花陰·薄霧濃雲愁永晝》），“病起蕭蕭兩鬓華，卧看殘月上窗紗。豆蔻連梢煎熟水，莫分茶”（《攤破浣溪沙·病起蕭蕭兩鬓華》）等，雖意在以病中情狀和形象烘托凄涼寂寥的相思愁苦，但以花木之纖比喻人之瘦卻似乎更為窗前瘦弱的女子增添了一縷美色。及至清代小說《紅樓夢》則塑造了一個堪稱經典的“病美人”形象林黛玉。“病美人”偏好對于後期現代文學階段興起的浪漫主義文學創作發揮了深遠的審美影響，郁達夫在《茫茫夜》《遲桂花》《蜃樓》《滅亡》等作品中對于患病者的形象描寫均流露出一種對病态之美的欣賞憐惜之情。
可見，無論從審美理想還是創作實踐的角度，對于病态的偏好似乎早已沉澱為一種民族集體文化心理。肉體的病痛承載并傳達着書寫者細膩複雜的思緒情感，病體的無力和消瘦襯托着文人内在的對國家民族的憂慮愁腸與對世事命運的敏感多思，病容憔悴更為文人的風骨愁思增添一縷悲涼意蘊。疾病意象不僅逐漸演化為古代文人借以抒懷和言說的文學政策，深深影響着後人對于疾病隐喻意義及文學功能的發掘，文人身份及其病态形象的頻繁交錯更無形地建立起一種微妙的文化想象和審美指向。文人的風雅、傲骨、憂郁和文弱氣質淡化了病态在生理意義上的痛苦而被賦予了特别的文化意味，形成一種奇特的“病态”審美觀或者說“病态”審美情結。
但随着時代曆史的變遷與文人心态立場的變化，中國現代文學階段病态的文化核心及隐喻意義經曆了重要的發展和微妙的調整，病态在審美範疇之外更凝結了厚重的文化隐喻意義與文化批判指向。從某種意義上講，中國新文學的發生即源于當時有識之士“療救”國家、社會、民族之痼疾的主觀意願。在五四啟蒙話語體系下，現代作家不約而同地将筆鋒投向千瘡百孔的封建社會及其中的病态人生，以充滿悲劇色彩與反思批判意味的文學作品塑造了大量飽經磨難的病态人物形象。如魯迅的《狂人日記》中得了被迫害妄想症的狂人、《藥》《孤獨者》中的痨病患者、《阿Q正傳》中頭頂癞瘡疤的阿Q、《孔乙己》中斷腿的孔乙己等。這一時期文學對于病态人物的刻畫不隻停留于醫學層面的病狀分析，更承載着知識分子對中國社會文化、曆史的反思及對國民性的剖析，對個體生理與心理病态的描寫被視為民族、國家病症的隐喻和表征。啟蒙救亡的先覺者将社會視為病者，以文學的方式為診治社會病症開出藥方，“當文學作品無法脫離社會文化語境而處于其中的時候，肉體就會在社會文化的巨大網絡中處于中心位置，身體符号則往往成為映射社會文化的一個視窗”。他們将文藝當作診斷民族國家痼疾、療救國民精神文化的利器，渴望操着文學的手術刀審視、解剖民族的劣根性與精神毒瘤。這種魯迅式的“民族醫生情結”深深地影響着五四一代啟蒙先驅，沉澱為中國現代作家極為重要的一種文學創作心理，在曹禺的《北京人》，巴金的《寒夜》《滅亡》，沈從文的《三三》《八駿圖》以及張愛玲的《金鎖記》《怨女》等作品中均能夠讀出對人之病态的診斷與療救背後蘊含的文化批判和反思意味。這一文學實踐塑造了大量經典的人物形象與豐富新穎的疾病意象，對于新時期以來病态文學叙事和文本解讀均産生了深遠影響。
新時期“病态”書寫的現實動因與時代考量
中國現當代文學中的病态書寫所承載的審美傾向及隐喻意義并非一成不變，伴随不同時期政治、文化語境的變動、調整，病态刻畫也呈現出不同的意義内涵和情感态度。在五四初期内憂外患的時代環境中，文學中表現的病态帶有明顯的社會隐喻意義，指向對封建社會制度、文化及禮教的批判，審視國家、社會與國民性潛在的“病症”， 具有強烈的啟蒙救亡色彩與社會責任意識。與此同時，以郁達夫為代表的浪漫派作家的作品則呈現出對疾病的審美化傾向，文學的病态書寫與作家主觀意識和思想情感密切相關。1940年代，國内形勢日漸嚴峻，集體話語和革命理性戰勝個人化的浪漫主義想象，逐漸消解了病态所覆寫的審美意味。而新中國成立後，當代文學的意識形态色彩愈發濃厚，“病人”甚至成為改革落伍者、思想落後者、政治意識薄弱者與反面人物的代稱，病态書寫演化為一種以意識形态、階級論為主導的政治診斷，文學作品與作者則化身為揭露“病症”、療救“病痛”的政治“醫生”。雖然病态書寫在1950—1970年代的高壓環境下褪去了原有的審美指向與多元文化批判内涵，簡化為一種政治隐喻意象，但在倡導塑造“社會主義新人”與“當代英雄形象”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這類病态人物形象的塑造顯然仍不符合人民文藝的總體思想和審美要求。這種情形在進入1980年代後發生了一定變化，這一時期文學創作中的病态叙事的重制既蘊涵着對五四時期疾病叙事話語資源的承繼，同時也随時代社會、文化環境的變化而生出更多嶄新的語義指涉和隐喻内涵。重要的是，新時期以來病态叙事的再度活躍與當時政策環境、文化環境以及文學話語模式的調整是密不可分的。
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文藝政策的調整和文學規約的松動直接影響着新時期文學氛圍的轉變，文藝工作者一定程度上獲得了更多的自主意識與表達空間，客觀上為病态書寫的再度活躍提供了政策與文化環境的保障，使文學的病态獲得了更為寬廣的語義空間。同時，這一時期的社會文化思想也發生了重大轉變。一方面，知識分子擺脫了“被改造對象”的處境得以重新正名，身份與環境的轉變給予他們重新發聲的機會，他們以傷痕文學、反思文學、改革文學等創作展現因政治動蕩而導緻的人性異化、道德陷落以及肉體情感遭逢的磨難。另一方面，思想解放運動所形成的文化政治動力推動了“新啟蒙”運動的發生，知識分子一定程度上重獲啟蒙視角。這一時期病态叙事的重制并不意味着“病”的出現，而是對“病”的揭露，是人們對以往曆史與當下人生的一次重新打量。正因為思想啟蒙給了人們一雙看“病”的眼睛，人們回顧曾經生活的時代和社會才發現那些病态的存在。是以，這一時期文學創作對于“病”的診斷往往帶有濃厚的反思意識。
《芙蓉鎮》結尾那個曾經的運動根子王秋赦在“可悲可歎的時代尾音”中淪為一個滿街敲鑼大喊的瘋子，他的瘋癫并非單純的政治悲劇，更是動蕩社會環境所造成的一場人生悲劇。壓垮他的不隻是難以了解的時代變化，更是理想信念崩塌，甚至世界觀、價值觀、人生觀遭到颠覆所導緻的自我分裂。政治政策的調整雖能治愈曆史之“病”，卻沒能治愈思想與人性之“病”。從某種角度而言，病态的瘋癫實則也是一種無法醒來的思想之疾與精神之痛。伴随集體生活的瓦解與理想主義政治神話的淡出，這一時期政治意識與政治生活不再占據并主導人們的思想和生活，曾經的政治話語和宏大曆史叙事快速退出人們的視野中心。這一時期的文學創作總體形成了一種鮮明的創作傾向，即個人話語取代集體話語，宏大叙事被世俗化的日常生活甚至碎片化的意象表達所解構。文學作品中的病态叙事不再隻關注需要救治和教導的政治“病人”，而是超越“階級論”将目光落回到人本身，關注對人心、人性、人情的思考。
在1950—1970年代文學中，疾病被轉化為思想落後、行動消極甚至與社會期待相對立的象征符号，文學叙事則演化為一套治愈“疾病”、戰勝“疾病”、塑造“新人”的意識形态話語，而病态叙事在1980年代的重制則明顯差別于此前文學創作中的疾病書寫。這一時期倡導的思想解放與個性解放使個人的價值重新回到人們的視野中，文學更加關注個體生存狀态與精神狀态，文學的病态叙事不再遵循以往戰勝疾病、克服疾病、消滅疾病的話語模式，而開始認真審視疾病所帶來的苦痛、屈辱、困窘與不公，審視病态時代與環境所造成的個人生活與命運的不幸。病态叙事不再聚焦于那種超然于個體之上的時代精神，而開始實實在在、沉甸甸地去描寫疾病帶來的個人自身與家庭的痛苦。是以，這一時期才會出現許多比較凝重甚至是悲哀灰暗的病态叙事，其本質上是對“人”的關注與對個體生命體驗、人生命運的尊重。
新時期“病态”話語的多重建構及情感指向
如蘇珊·桑塔格在其《疾病的隐喻》一書中所闡釋的，生理學層面上的疾病确實是自然的事件；但在文化（或文學）層面上，它又從來都是負載着一定道德批評和價值判斷的。新時期以來文學創作中的病态書寫并非意在對人物生理與心理病症進行客觀科學的醫學描述，作家對“病”的了解和診斷往往借由曆史、社會、文化層面的反思展開，其文本中塑造的病态形象與概念範疇成為一種由多重社會因素共同參與的文化建構。是以，當作者将疾病與身體外部的曆史反思、社會批判、文化想象建立起聯系時，疾病就不隻是一種單純的生理狀态，而成為一種通向深層主題的隐喻意象。“作家通過隐喻，為疾病來增加某種文學化的想象，來賦予它某種其他的附加意義。以隐含的方式，把自己的生活經曆和情感經曆投射到創作中。”其中最為常見的三類病态書寫分别為關于曆史的病态隐喻、關于文化的病态隐喻與關于社會的病态隐喻。
（一）作為曆史隐喻的病态書寫
以曆史反思為主題的病态隐喻書寫，主要出現在新時期初期的傷痕、反思、改革文學以及後期圍繞“文革”曆史記憶展開的文學叙事中。這一時期的文學創作處于緩慢的調整過渡階段，短時間内仍難以擺脫以往的叙事資源與方式，仍多以“文革”時期的曆史記憶和曆史創傷為主要内容。長時間文化思想封鎖與被同化的集體生活經驗導緻作家的文學話語相對單一，更重要的是民族苦難與個體苦難構成的沉重曆史創傷早已内化為知識分子生命體驗和感悟的重要部分，對曆史的反思和對苦難的宣洩自然成為這一時期文學的病态書寫的思想情感核心。
宗璞在小說《我是誰》中塑造了一個經曆政治批鬥與社會排斥而精神失常的主人公形象，對被社會認可和接納的極度渴望使她不斷陷入自我否定與懷疑，最終因自我認同障礙而産生了嚴重的精神錯亂。餘華在《一九八六年》中也塑造了一個受拷打而陷入瘋癫，被社會、夫妻、子女所排斥和遺忘的曆史老師，曆史的暴力不僅摧殘了他的肉身，更摧毀了他的精神，小說對肉體自殘的血腥刻畫實則映射着施加于人物心理和精神上的重重酷刑。“瘋癫”是新時期病态叙事中常見的疾病意象，作家以誇張荒誕的心理狀态與行為表現傳達出人們對曆史的質問。瘋癫既是對現實世界的反叛，也是失望之後一種無可奈何的逃避與自我隔絕。如弗洛姆所言，“最正常的人就是病得最厲害的人，而病得最厲害的人也就是最健康的人。在病人身上，我們能看到某種屬于人性的東西尚沒有被壓抑到無法與諸種文化模式相對立的程度”。對于瘋癫意象的運用絕不是一種單純的獵奇式呈現，瘋癫是借弱勢者的瘋言瘋語發出的對曆史與人性最有力的質問，更是作者對曆史的批判性反思。
（二）作為文化隐喻的病态書寫
以文化反思為主題的病态隐喻書寫貫穿中國現當代文學，新時期文學中病态書寫的文化反思在某種程度上也是對五四文化批判思想的一種延續和發展。一方面，新時期文學尤其是尋根文學明顯表現出對于傳統文化與民族文化的特别關注，作家對傳統文化價值進行再發掘的同時，也将那些泥濘僵化的文化糟粕不留餘地地揭露出來。韓少功的《爸爸爸》以批判視角剖析了民族文化中遺留的“劣根”，小說中癡傻且長不大的主人公丙崽永遠一副眼目無神、行動呆滞的古怪模樣，見人隻會說“爸爸”和“×媽媽”來表達喜怒。但這樣一個受盡白眼和嘲諷的丙崽卻因村民的迷信一度被奉為“丙相公”“丙大爺”，甚至“丙仙”。同丙崽一樣，雞頭寨村民對這個世界的态度似乎隻剩下極為簡單的喜怒好惡，喜則虔誠拜服，惡則巴掌白眼。愚昧落後的迷信思想與簡單化的思維情感方式使雞頭寨村民與病态癡傻的丙崽間形成一種微妙的呼應和對照，“丙崽個人的冥頑不化一定程度上正是其所處群體冥頑不化的代表，而群體的冥頑不化則補充、豐富和完善了丙崽這一個體，并在很大程度上為丙崽進行了注釋”。病而不死的丙崽是雞頭寨一道治不好的傷疤，更是一個具有濃郁象征意味的文化隐喻符号，雞頭寨娃崽子們口中“爸爸爸爸爸”的不斷延續正映射着作者對于傳統文化渣滓和國民劣根性的反思與揭露。新時期鄉土文學中大量癡傻人物形象的塑造同樣表達着作者對于傳統文化的隐喻和思考，這些人物形象本身以非常态化的行為思想象征着傳統文化中病态與荒誕的部分，并通過其特殊的視角見證并講述着傳統文化的衰落與萎縮，以其“殘缺”“病弱”的身體和形象谕示傳統文化在現代鄉村社會中尴尬困窘的處境。
新時期文學中病态人物形象的刻畫不僅承載着書寫者對傳統文化的批判性反思，更醞釀着知識分子對當代文化狀況與人文精神的深刻憂慮。賈平凹在長篇小說《廢都》中刻畫了一群身處世紀末市場經濟浪潮中的現代“文化病人”形象，以主人公莊之蝶親情、友情、愛情生活的瑣碎日常揭露其“文化名人”表象背後不堪的“一地雞毛”。他在妻子面前所表現出的生理功能障礙實則是現實生活中文化“失勢”的隐喻表達，其精神的苦悶與内心的焦灼隻有在情人們充滿肉欲的烏托邦盛宴中才能獲得一絲慰藉和排遣，她們以崇拜的目光、贊揚的言語和美好的肉體治愈這個“文化病人”被時代浪潮抛棄的自卑和失落，使他重獲一種男性的自信以及文化身份價值。莊之蝶的生理病态背後映射出作者對世紀末知識分子精神困頓迷茫的“病症”診查，肉體與精神的病态被賦予文化反思的隐喻内涵，傳達着作家對當代中國社會精神文化狀況的省察與思索。
（三）作為社會隐喻的病态書寫
雖然改革開放的現代化浪潮使中國經曆了社會、經濟、文化等多方面的變革與轉型，帶來新的生産、生活關系，但同時一系列新的社會問題也不可避免地湧現出來。文學家的敏感性與責任意識，促使他們用文字捕捉并記錄這趟高速掠過的時代列車所遺留下的瑣屑面影，他們對病态人物的刻畫不隻是單純的文學隐喻或政治符号，更切實地關乎人們在現實生活中的生命體驗與生存現實，傳達着書寫者對于當下社會現狀與社會問題的思考，對個體生理與心理狀态的敏銳體察和關照。
以社會反思為主題的病态隐喻書寫集中湧現于新時期後期的文學創作中，且病态隐喻内涵相對複雜多元。這包括對城市規劃問題的反思，如《舊土地》中描寫青兒因故園土地被摧毀而病倒；對邊緣群體生存狀态與心理狀态的關注，如《刺青時代》中借小拐因腿疾遭遇不便和歧視喻示城市底層和弱勢群體在精神肉體上遭受的雙重擠壓；對鄉村生命力萎縮的悲歎，如《高老莊》以新生兒的殘疾暗指鄉村資源的流失與文明的衰落，以村民身形樣貌的矮小醜陋與生殖能力的弱化暗示鄉村生命力的日漸萎縮退化；對現代都市生活精神空虛、欲望至上的批判，如《米》《罂粟之家》借主人公進城後感染性病批判城市的糜亂堕落，《白夜》以髒器和機體的萎縮比拟城市人被食欲、性欲、權欲蠶食吞噬的肉體……癌症、癱病、硬皮症、腦溢血、痔瘡、闌尾炎、疥瘡等豐富龐雜的生理疾病意象被大量應用于這一時期作家關于中國社會現代化，即城市化、工業化發展的隐喻思考與病态書寫中；而抑郁症、焦慮症、幻想症、恐人症、夜遊症等心理或精神病症，更是被借以隐喻現代社會環境壓抑下人們内心的扭曲和異化，映射城鄉分裂及高速現代化發展背景下人們自我認知的迷茫和分裂。如蘇珊·桑塔格所言，“疾病隐喻被用來指責社會的壓抑，而不是社會的失衡。它們時不時地出現在浪漫派把心與腦、沖動與理性、自然與人工、鄉村與城市對立起來的奇談闊論中”。
文學家顯然将身體放大為整個社會的象征物，用軀體、内髒、情緒、心理的病态紊亂隐喻社會内部組織結構、資源配置以及生存環境中潛在的對抗、沖突和失序，對社會病症的關注隐含着寫作者對于當代社會群體生存現狀與心理狀态的體察。作家借病态形象的刻畫，揭露當代人窘迫困頓的生存處境和精神狀态，人物生理與心理的病态表征背後映射出更深層面隐現的社會症結。無論生理疾病的表征還是心理變态的顯現，這一時期文學作品中所呈現的病态都意在喚起人們對當下社會生存環境中潛在問題的警醒，隻有超越疾病本身解讀病态背後的社會語境，才能真正為其“病症”尋得有效的“治病良方”。
五四時期的病态叙事着意于利用文學啟蒙喚起“健康”的“新民”，以實作國家救亡、民族新生的宏大家國理想。反觀新時期以來，作家一定程度上脫離了救亡圖存的特殊時代語境，文學病态叙事的重制更多源自作者對“人”本身的關注。其關于生理疾病與心理病态的隐喻化書寫往往基于對新時期社會問題、社會情緒的敏銳捕捉，流露出對于社會中個體病态生存狀況與精神狀況的細膩體察和思考。是以，如果說五四時期的病态叙事意在将“療救”國家民族之“病”訴諸對國民性“頑疾”的診治，那麼新時期以來的病态叙事則更着重于以個體生存之“痛”求諸對當下社會現實問題的正視和反思，透過人們肉體、精神層面所承受的苦痛和壓抑來揭露在曆史、文化、社會中潛存的困頓與悖謬。
新時期“病态”叙事的局限性
新時期以來文學病态叙事的重制醞釀于複雜的時代變革語境下，有關“疾病”與“療救”的文學話語往往被轉化并賦予特殊的曆史、文化、社會反思内涵。疾病不止于一種醫學層面的診斷或生理體驗的表述，更上升為帶有作者主觀價值判斷和态度立場的文學象征及隐喻意象。如維拉·波蘭特所說，“患病這一基本經驗在文學中獲得了超越一般經驗的表達功用和意義。在文學介體即語言藝術作品中，疾病現象包含着其他意義，比它在現實世界中的意義豐富得多”。
不少研究者就新時期文學病态書寫現象已經提出了許多頗具反思性的認識，如賀滟波認為相比于魯迅解剖“國民性”病态症狀時的焦灼苦悶，莫言作品中的病态書寫缺少沉痛與焦灼、感傷與激昂，成為當下時代精神的附庸，“‘引起療救的注意’的深刻呐喊此時處于缺席狀态，無病呻吟成為莫言作品的主要基調”。何力和靳新來則敏銳地注意到餘華和魯迅之間病态書寫的分歧在于，“對社會病的揭露方式，在了解‘病人’問題上傾注的努力程度，以及遭遇虛無意識時的不同态度”。還有學者指出，“70後”女作家群體的身體叙事與病态書寫缺乏必要的反思意識，“她們的身體叙事不但繼承了前人對醜陋的無情揭露，還将其發展成一種她們所特有的躲避崇高、追求個性的書寫方式”，“她們對醜陋不再義憤填膺，取而代之的是冷漠的品味與冷靜的欣賞，甚至還含有滿足人們畸形需要的炫耀”。
新時期部分文學作品中的确出現了對于疾病意象的濫用以及審美化甚至奇觀化的過度演繹等問題。病态叙事的泛化帶來兩種極端的後果。一方面，它導緻疾病意象隐喻内涵的固化，即文學作品中反複出現的疾病意象逐漸内化為一種模式化的文學表達方式，進而養成一種“症候式”的文學書寫與解讀過程。最為常見的是，文學作品常以癌症控訴城市對鄉村的侵入和壓迫，以肺結核映射人内心情感與理性的沖突，以性病譴責道德倫理的失守和欲望的泛濫，以精神失常控訴社會對人的異化和扭曲等——在疾病意象及隐喻内涵之間建構起一種相對固定的搭配指向，不僅無形中限制了作者和讀者對于病态書寫的想象空間與闡釋空間，同時也降低了文學病态書寫所帶來的感官沖擊和創作活力。
另一方面，作家對于疾病意象的過度“青睐”也無意識中造成了隐喻内涵的“空心化”，即受時代文學創作風潮影響以及個人疾病書寫慣性驅使所表現出的一種無意識“病态”寫作，使疾病意象淪為一種被架空了意義内涵和情感态度的文學創作政策甚至創作習慣。這種情形尤其常見于賈平凹等具有特殊疾病情結偏好的作家作品中，其病态叙事不僅源于對曆史和現實的反思，更與切身患病體驗密切相關，賈平凹的作品中頻繁涉及的一些病症便有疥瘡、痔瘡、肝炎、瘧疾等。而這些豐富龐雜的疾病種類以及高頻次的疾病意象書寫并非全部出于一種嚴謹理性的文學考量，不可避免地受到作家個人趣味偏好、階段性生理與心理狀态、自身經曆以及生活經驗的直接影響，使得文本中許多疾病意象由于缺乏一定情感及意義内涵的支撐而最終淪為一種備援細節或非必要情節。這種疾病意象的大量重複以及隐喻内涵的“空心化”無疑會給讀者的閱讀與批評者的闡釋帶來一定困惑，甚至緻其認為寫作者系意象匮乏或濫用意象。
總體而言，新時期文學的病态叙事不是對現代文學階段傳統隐喻書寫模式的簡單延續，時代政治、文化、社會環境的變化使這一時期病态叙事呈現出許多新的特質和活力，但同時也帶來了無病呻吟、尋求感官刺激等新的寫作現象與問題。如何平衡、調整、引導或是接納新時期以來文學病态叙事的重制，如何看待新時期病态叙事存在的意義及局限性，将直接影響我們對相關作家作品的文學解讀與價值判斷。1990年代《泰晤士報》曾針對“英國小說與疾病書寫”展開讨論，認為“如果說小說‘病’了，那麼社會必然有病。我們不應該期待我們的作家給我們什麼教誨，我們需要的是他們用小說在我們面前豎起一面鏡子”。盡管文學作品的病态叙事充斥着關于生理疾病、心理病态以及行為變态的描寫，不可避免地引發評論者關于作者病态文學觀念及病态書寫意義的論争，甚至進一步上升到對作者本人的社會觀念及價值立場的質疑和批評。但對此，一貫善于引“疾病”入文的賈平凹表示，文學的病态其實根源于社會的病态、時代的病态、文化的病态：“我們弄文學的，尤其在這個時候弄文學，社會上總有非議我們的作品裡陰暗的東西太多，批判的主題太過。大轉型期的社會有太多的沖突、沖突、荒唐、焦慮，文學裡當然就有太多的揭露、批判、懷疑、追問，生在這個年代就生成了作家的這樣的品種，這樣品種的作家必然就有了這樣品種的作品。”小說之“病”在表，社會之“病”在根。文學作品中的病态書寫應在展現人道主義的生存關懷之外，承載起作者嚴肅的社會問題意識與道德責任感。隻有将診器和刀鋒對準膿瘡和病竈，才能夠真真切切地剖開那些痛苦而沉重的疾病表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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