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何以在這麼短的時間内變得如此不同于其他動物？
為什麼在過去一萬年間，人類社會在不同大洲發展得如此不同？
為什麼有的社會走向自我崩壞，而有的社會能持續興盛數百年甚至數千年？
……
春節将至，你又将有大把時間思考以上這些“人類大問題”。如果你需要一些深入探索的方向，賈雷德·戴蒙德的《槍炮、病菌與鋼鐵：人類社會的命運》或許可以給你啟發。
2000年，本書第一次引進國内，保持着8.9的高評分，且占據豆瓣圖書Top250中第146位，在豆瓣上累計超過13w+人“想讀”。每一個閱讀過這本書的人，絕不止是收獲了地理曆史知識，更多的是擷取了一種從多元度思考世界的方式。
《槍炮、病菌與鋼鐵：人類社會的命運》
作者：[美]賈雷德·戴蒙德
譯者：王道還 廖月娟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團
1997年，在亞力提出那個發人深省的問題25年後，賈雷德·戴蒙德終于有底氣寫就并出版了這本《槍炮、病菌與鋼鐵》，一經上市，旋即引起各界激烈争論。
它的颠覆性不言而喻，現代西方社會引以為傲的文明先發優勢，在這本書中竟被歸因于環境和地理的深刻影響。一時間，“種族優越論”支援者無從辯駁，因為這位生理學家将1.3萬年的人類曆史置于演化生物學、人類學、語言學、考古學等衆多學科的研究證據中深入探讨，并且對比了各大洲、多民族的發展速度，有理有據。戴蒙德也憑此作品榮獲了美國普利策獎和英國科普圖書獎。
為什麼歐洲人憑借槍炮、病菌與鋼鐵征服了新大陸，而不是非洲或美洲土著漂洋過海去征服歐洲？為什麼有些社會已擁有完善的社會組織、百花齊放的文化成果，而有些社會仍處在沒有金屬工具、以狩獵-采集為生的原始狀态？是什麼決定了今日世界的權力和财富配置設定面貌？這本書嘗試回答了上述問題。
賈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是加利福尼亞大學洛杉矶分校醫學院生理學教授，美國藝術與科學院、國家科學院院士，是當代少數幾位探究人類社會與文明的思想家之一。戴蒙德的研究使他獲獎無數，包括美國國家科學獎、美國地理學會伯爾獎、泰勒環境貢獻獎、日本國際環境和諧獎等。他的代表作包括《槍炮、病菌與鋼鐵》、《第三種黑猩猩》、《崩潰》、《昨日之前的世界》、《劇變》、《為什麼有的國家富裕，有的國家貧窮》等。
在戴蒙德看來，食物生産的出現使得歐亞大陸搶占了文明發展的先機，文字、技術、政府等都是糧食盈餘的“副産品”；而動植物種類的多寡和大陸軸線的走向又決定了各大洲食物生産的先發與落後，這就是影響了不同種族遵循不同曆史發展軌迹的終極因。是以，環境和資源的優渥滋養了西方文明在沃土上牢固生根，迅速結果，而非種族自身在生物學上具有優勢。
今天，戴蒙德在書中描繪的人類曆史的車輪仍在前行，現代文明社會所面臨的危機卻早已遠超槍炮、病菌與鋼鐵所代表的征服與被征服的困境。但是，人類作為一個整體在應對全球氣候變化、傳染病大流行、核武器和資源枯竭的威脅時，仍然可以從《槍炮、病菌與鋼鐵》的宏大人類曆史叙事中尋找答案。
作為人類大曆史叙事的開山之作，這本1998年美國普利策獎獲獎作品，奠定了我們重新審視人類文明的全新視角。
在作者序中，戴蒙德寫道：“你将會注意到我的這些書，每一本書都在出版前的幾年裡寫成。這可能會讓你心生疑問：這些書是不是已經過時了呢？從1991年或者2005年至今，知識已經更新換代，這些書現在是不是不合時宜、失去價值了呢？當然，對于我在這些書中所探讨的問題，相關研究肯定不會在書出版後就停滞不前。不過事實證明，後續的研究隻是提供了新的例子，促進了我們的了解，并沒有推翻我書中的結論。我在這些書中探讨了上千個精彩的問題。對于其中的一些問題，我在書中提供了具有信服力的答案。對于其中的另一些問題，我隻能提供一些推測，這些推測尚未得到廣泛的認可。其中還有一些問題至今仍然是謎，不過科學家希望能夠在你們的有生之年解開謎題。盡情閱讀、盡情享受吧！”
如今，新冠病毒正在影響世界，它阻礙了正常的社交關系，中止了大部分國際旅行，重創了經濟和貿易。
正如戴蒙德所說：“曆史上第一次，全世界都被迫承認我們面臨共同的威脅，沒有哪個國家能夠單靠自己而克服它。”
在這場急劇爆發的危機面前，世界未來會變成什麼樣？
當你翻開這些書時，你未必能找到直接的答案，但書中的觀點總是常讀常新。
我們唯有了解過去是如何形成的，才有機會從中探尋到應對未來的方法。
《我就是這樣踏上了寫作之路》
文丨賈雷德·戴蒙德
能有此機會向我的中國讀者介紹我自己以及我寫的書，我倍感榮幸。
我于1937年出生在美國東北部的沿海城市波士頓。美國人與中國人不同，大多數中國人的祖先包括早在50萬年前就生活在中國的早期人類，而當今的美國人無一例外地要麼是移民，要麼是後來移居美國的人的後代。1.3萬年前，在如今是美國的地方，甚至北美或者南美的任何角落，都沒有人類生存過。直到1.3萬年前，現代美洲原住民的祖先才來到美國。直到400年前，絕大多數現代美國人的祖先才開始來到美國——最早的一批來自歐洲，不久之後有來自非洲的，從大約170年前開始又有來自亞洲的。我的父親是移民，他出生在當時的俄羅斯帝國，兩歲時随父母來到美國。我的外祖父母在東歐出生長大，生了3個孩子後，于19世紀80年代帶着孩子移居美國，後來又生了6個孩子，我的母親是最小的那個。我妻子瑪麗的父母于1948年從波蘭移居美國。
我的母親是一名鋼琴家、語言學家，還是一名教師。在她的教育和幫助下，我從3歲開始識字，從6歲開始學習彈鋼琴，從10歲開始學習英語文法和散文創作，還在11歲學習拉丁語，在16歲學習德語。我的父親是一名醫學家，他幫助建立了小兒血液學（兒童血液疾病）學科，還幫助建立起美國血庫系統。在他的影響下，我對科學産生了興趣。我的父母都不是觀鳥人，我自己喜歡上了鳥類，從7歲就開始觀鳥了。
在我成長的過程中，每當有人問我長大後想做什麼，我都脫口而出：“我想成為一名像我爸爸那樣的醫生。”11歲時，我很幸運地進入一所很好的學校讀書，那裡的曆史課、外語課、寫作課很精彩，科學課一般。因為我覺得我在今後的人生中會一直從事科學事業，是以我感到上學期間是接觸曆史、語言和寫作的大好時機。17歲時，我考入哈佛大學，仍然懷揣着最終成為一名醫生或者至少成為一名醫學研究人員的夢想。但那時，因為我還是覺得我在今後的人生中會一直從事科學事業，是以我在大學期間盡可能地學一些與醫學無關的課程——比如俄語、德國文學、作曲、口傳史詩、動機心理學和天文學。
直到我在哈佛四年大學生涯的最後一年，我才意識到我不想行醫，我真正想從事的是科學。是以，我沒有按照原來的計劃去醫學院就讀（我當時已經申請并被錄取了），而是在畢業前幾個月改變了計劃，決定攻讀生理學這門實驗室科學的博士學位，研究人類和其他動物的身體機制。
為了完成博士期間的研究，我來到英國的劍橋大學，在歐洲生活了四年。我選擇劍橋大學出于兩個原因。一個原因是劍橋在當時擁有世界上頂尖的生理學家，我的博士生導師就是其中一位。另外一個原因是在此之前，除了去美國其他地區進行過短暫的旅遊，我一直生活在波士頓，和我的父母住在一起或者和他們住得很近。我準備開始自己的人生，準備離開家去體驗别處的生活。實際上，在歐洲生活是一段很愉快的經曆，不僅僅是因為劍橋大學的生理學很傑出。我有許多機會去其他歐洲國家遊覽、學習，比如，我可以去德國練就一口流利的德語，去芬蘭初步學習芬蘭語這門很難的語言，還能去當時的南斯拉夫。在劍橋大學，我有很多閑暇時間作為鋼琴演奏者和其他音樂家演奏室内樂，在大學合唱團演唱，自學管風琴，開啟我演奏偉大作曲家約翰·塞巴斯蒂安·巴赫所有管風琴作品的逐夢之路。
在歐洲生活還有一個好處，那就是加深了我對地理及曆史之于人類生活影響的了解。我在兒時就感受到了地理和曆史的影響力，出生于1937年的我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長大。那時，我父親在我卧室的牆上貼了兩張地圖，一張是歐洲地圖，另一張是太平洋和東亞地圖。我父親在地圖上用大頭針表示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歐洲戰線和太平洋戰線，随着戰線的轉移，他每天晚上都給大頭針換位置。1958——1962年，我在歐洲生活，朋友也都是出生于1937年前後的歐洲人。但是，由于地理和曆史因素，我的歐洲朋友有着與我截然不同的童年。盡管第二次世界大戰對美國人生活的影響無處不在，自然對我也有很大影響，但我從沒看到過炸彈從天而降，也沒看到過有人被殺死。我那些歐洲朋友的童年生活就完全不同了。取決于他們是碰巧出生在英國、德國、南斯拉夫還是别的什麼國家，他們經曆的苦難各不相同，有的失去了雙親，有的從遠處眼看着父母的房子被炸毀，還有的失去了受教育的機會。這些事情沒有一件在我身上發生過——完全是由于地理上的偶然，我出生在波士頓，而不是出生在倫敦或慕尼黑或貝爾格萊德。
我在劍橋大學的博士實驗室研究是關于膽囊的。膽囊是個很小的器官，我們平常不會注意到它，除非不幸地得了膽結石。但事實證明，我關于膽囊的研究發現能提供一個良好的模型，幫助人們了解腸道、腎髒、肝髒等相關且更重要的器官。我成了世界上最了解膽囊運輸鹽和水機制的人。這種專業問題在你看來可能毫無用處，但如果你的腸道或者腎髒出現問題，讓你的生命危在旦夕，你就不會這麼認為了。1962年，我從歐洲回到美國，在哈佛大學醫學院任職。1966年，我搬到洛杉矶生活，在加州大學任職，我之後的職業生涯都在這裡度過。我的工作是繼續研究膽囊，同時為醫學生講授醫學生理學的課程。
但是，我逐漸發現我被寄予了将餘生奉獻給膽囊研究事業的期望，不安的感覺與日俱增。因為在此之前我把我大段的人生用在了更廣泛的興趣上，包括鋼琴、語言、曆史、鳥類，是以把餘生用來研究膽囊讓我感到太受限制和束縛。是以，1963年，我與一位同我一樣愛好探險和觀鳥的大學同學一起，策劃了一場前往秘魯這個南美國家的旅行，去攀登安第斯山脈的高山，觀察亞馬孫盆地的鳥類。第二年，我和我的朋友又組織了一次旅行，去澳洲以北的熱帶大島新幾内亞島研究鳥類。
1964年那場首次踏足新幾内亞島的旅行對我的人生具有決定性意義。一旦你去過新幾内亞島，你就會覺得世界上的其他地方黯然失色。新幾内亞島地處赤道附近，但島上的山脈海拔高達5000米。世界上隻有三個地方可以在赤道附近的山頂看到雪和冰川，新幾内亞島便是其中之一（另外兩個地方是安第斯山脈和東非山地）。新幾内亞島上的鳥類是世界上最迷人、最漂亮的。島上有上千個不同的部落，島民說着上千種不同的語言：新幾内亞島是世界上語言最多樣化的地方。即使到了現代，新幾内亞島也是世界上最晚改變傳統生活方式的地方之一：人們傳統上仍然使用石器工具而非金屬工具，仍然沒有文字，仍然沒有中央政府——在遠古，世界各地都是這樣，直到1萬年前左右，随着農業的出現，才有10個地方（包括中國）發明了金屬工具，創造了文字，發展出中央政府。
在第一次新幾内亞島之旅後，我又去過31次，都是為了研究鳥類，以及（坦率地說）向新幾内亞島島民學習。我很快就遇到了一個沖突：為什麼聰明的新幾内亞島島民仍在使用石器工具而不使用金屬工具，而我這個在叢林中自己找不到路也不會生火的愚鈍美國人，卻作為帶來金屬工具、文字并征服新幾内亞島的歐洲社會之代表來到此地？從新幾内亞島島民那裡，我學會了如何養育子女，如何預知危險，如何上司他人，還學會了許多其他東西。在這一過程中，我對新幾内亞島上鳥類的研究發展成為我在生态學和進化生物學方面的第二職業，這比我對膽囊的研究更讓我在科學界為人所知。
随着第二職業的起步，我開始在兩個不同的科學領域（生理學和鳥類學）撰寫學術研究論文。但我所有的論文都是學術性的，隻有科學家能讀懂。至于其他方面的人類知識，我隻能閱讀，不能認真思考并寫出點什麼。我在學術性的科學期刊上發表論文，幾乎用不到我從母親那裡以及從英語和其他語言的文學中學到的向廣大讀者傳達想法的技巧。于是，我在20世紀70年代末開始為雜志撰寫面向大衆的短文，讨論人類的經驗，内容與膽囊和鳥類都不相關。
20世紀80年代發生了兩件事，讓我從撰寫面向大衆的雜志短文轉而撰寫面向大衆的書。第一個事件出人意料，我接到一通麥克阿瑟基金會打來的電話，告知我他們已經決定給我一份為期5年的獎金，資助我做任何我想做的事情。那天接完電話後，我一整天都非常興奮，但從第二天起，一整周都情緒低落，這是我人生中唯一一次情緒低落的時候。我意識到這通電話實際上是說：“賈雷德，你是一個很有才華的人，我們給你5年既有自由又有報酬的時間，希望你好好利用這一自由，做點重要的事情。你的人生到目前而言，都在撰寫關于膽囊和新幾内亞鳥類的學術論文，沒能發揮出你的潛能！”
第二個事件是我和瑪麗的雙胞胎兒子馬克斯和喬舒亞在1987年出生。在他們出生前，每當人們談論到未來某年比如2050年地球可能會面臨的災禍，我都覺得不真實，因為我出生在1937年，意味着2050年這樣遙遠的年份其實隻存在于想象之中：我不可能活到那時。但是，2050年到來時，馬克斯和喬舒亞很可能還活着，處于人生的巅峰時期，還能活好幾十年。他們的人生，以及2050年世界的模樣，都不是膽囊和新幾内亞島上的鳥類能決定的。我想為孩子們創造更美好的世界，是以需要開始把世界上最重要、最值得關注的問題呈現給大衆，而不是隻為膽囊專家和新幾内亞島鳥類專家寫作。
這兩個事件讓我決定開始撰寫面向大衆的書籍。這些書讨論的是公衆會關心的問題，這些問題可能會決定我的兒子們在一生中大部分時間裡所處的世界的狀态。就這樣，我踏上了寫作之路。
《槍炮、病菌與鋼鐵》研究的是我最先在《第三種黑猩猩》中讨論的幾個問題之一，也是晚近的人類曆史中最重大的問題：為什麼在過去1萬年間，人類社會在不同大洲發展得如此不同？例如，為什麼那些聰明的新幾内亞島島民最近還在使用石器工具，為什麼是歐洲人而不是亞洲人或美洲原住民或非洲人在最近幾個世紀崛起并征服了世界上大部分其他地方？有一種種族主義的解釋，大多數歐洲人在不久前還在相信，許多歐洲人至今仍然堅信，那就是歐洲人比其他人種更聰明。但是，歐洲的種族主義者從未給出支援這一解釋的證據。我自己的經曆是，盡管新幾内亞島島民使用石器工具，但他們總體上至少和歐洲人一樣聰明——這一說法比我之前寫過的任何内容都要激怒我的一些歐洲讀者。
不同于種族主義解釋，《槍炮、病菌與鋼鐵》表明人類社會在不同大洲上的不同曆史軌迹是由于各大洲的自然環境不同：首先是各大洲在适合馴化的野生動植物物種方面的差異，其次是各大洲在大陸軸線和孤立程度方面的差異。《槍炮、病菌與鋼鐵》解釋了這樣一些過程：農業隻獨立發源于世界上的部分地區（包括中國但不包括歐洲），農業帶來了金屬工具、文字、中央政府等多方面的發展，使一些族群有能力征服另一些族群。中國讀者可能會對書中關于中國的部分尤其感興趣，包括水稻、豬和蠶等馴化動植物的起源，以及這些中國的創新産物向北韓、日本、東南亞、印度尼西亞和波利尼西亞偏遠太平洋島嶼傳播的過程。
我的下一本書《崩潰》探讨的問題是為什麼有的社會實施愚蠢的政策而走向自我崩壞，而有的社會能持續興盛數百年甚至數千年。我描述了幾個曆史上有名的崩潰事例：波利尼西亞社會之崩潰，該社會曾經所在的複活節島上巨型石像群高高聳立；阿納薩齊城鎮之廢棄，在歐洲人到來之前，美洲原住民在這片位于現代美國西南部的土地上建造了最高的大樓，建立了最先進的社會；瑪雅文明之消亡，中美洲的那些美洲原住民城市曾因其神廟、神像和雕刻之壯觀而舉世聞名；維京人之沒落，格陵蘭島上的維京人聚居地過了400年後，一個人也沒有剩下。這些崩潰的古代社會與避免了自我滅亡的古代社會，以及成敗不一的現代社會都形成了鮮明的對比。這本書探究了導緻有些社會制定災難性決策的多種原因，以及現代世界面臨的主要環境問題。《崩潰》這本書為我們當今的社會提供了最現實的經驗與教訓。
《崩潰：社會如何選擇成敗興亡》
《昨日之前的世界》這本書中比較了傳統社會的生活（比如我待了很長時間的新幾内亞島上的部落社會生活）與大部分讀者都不陌生的現代社會生活。傳統社會與現代工業社會的差異表現在許多方面：敵友的劃分、打仗的方法，以及解決争端、養育子女、對待老人、應對危險、保持健康的方式，等等。在有些方面回歸傳統做法是很可怕的，我們可以認為我們現代的生活方式更優越，比如不必總是卷入戰争，不必眼睜睜看着大多數子女死去。但在另一些方面，傳統社會處理問題的方式比我們現代人強，我們可以從中學到很多，比方說如何維持一生的友情，将子女養育成具有競争力且快樂的人，識别危險，以及為老年人提供有意義的生活。《昨日之前的世界》是我最具個人色彩的一本書，也是最易于讀者參考應用，使自己的生活更惬意的一本書。
《昨日之前的世界：我們能從傳統社會學到什麼》
我最新出版的書是《劇變》讨論的是現代國家如何應對國家危機，書中的案例多數發生在過去的80年内。雖然已經有數不勝數的書讨論最近或以前的國家危機，但是這本書從一個全新的視角剖析了這一常見且重要的問題：由個人危機提供的視角。幾乎所有人都經曆過個人危機，比如婚姻或其他親密關系即将破裂、所愛之人去世這類事件，或者工作、财務或健康方面的重大挫折。我對這一問題思考了很多，因為我的妻子瑪麗是一名臨床心理學家，她的專業涉及為面臨嚴重個人危機的人提供幫助。
《劇變：人類社會與國家危機的轉折點》
我們都知道，不管是根據自己的經曆還是基于對朋友的觀察，有些人在面對危機時比其他人處理得更妥當。借助瑪麗和其他心理學家的經驗，我們總結出了決定個人能否成功應對個人危機的12項因素，包括是否承認危機，是否承擔責任，是否對自己誠實，是否有選擇性地改變自身做得不好的部分，是否接受朋友的幫助，等等。結果表明，類似的因素也影響着印度尼西亞、日本、澳洲、德國等國家應對國家危機的方式。這本書的最後幾章剖析了日本、我的祖國美國以及整個世界現在正面臨的主要問題，還分析了影響日本、美國以及整個世界成功解決現存問題的可能性的因素。
*本文整理自《槍炮、病菌與鋼鐵》
編輯 韓哈哈
資料提供 中信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