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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達爾被控“腐敗”,究竟是“惡意拖延”還是“惡意投訴”?

昨天,納達爾曆經五盤大戰後艱難擊敗沙波瓦洛夫重返澳網四強,将與同樣五盤擊敗孟菲爾斯的貝雷蒂尼争奪決賽權。但是相比激烈的比賽程序,場内的特殊狀況也讓比賽更具讨論度。

納達爾被控“腐敗”,究竟是“惡意拖延”還是“惡意投訴”?

除了納達爾疑似遭受腸胃問題,狀态大起大落之外,沙波瓦洛夫在比賽中也一度對裁判關于發球時間限制的判罰尺度表示不滿,他甚至一度大喊:“你們這些人都是腐敗分子!”加拿大小将認為納達爾因為自己的身份受到了額外的優待。

從比賽的程序來看,納達爾在兩盤比賽之後狀态迅速下滑,雖然從申請暫停來看納達爾似乎受到了腸胃問題的影響,但如果你近兩年在持續關注納達爾的比賽,就會發現他在赢得兩盤比賽後,在第三盤出現體能波動的情況非常常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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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這個問題,納達爾在這場重大戰役的中,甚至表現得非常不“納達爾”。他在決勝盤開盤取得破發優勢後,不再像以前那樣每分必争,幾乎放掉了對手的發球局,把所有的精力和體能都集中在力保發球局不失。從這點上說,納達爾也充分意識到在同對面這個比自己年輕了一輪的對手交手時體能的重要性。

我相信沙波瓦洛夫的團隊也會在賽前就參透這一左右比賽局勢的“勝負手”,是以這其實也是一場場上球技之外的争奪。納達爾需要盡可能地節省體能,這也包括了他需要把25秒的發球時間限制利用充分,讓自己保持更好的體能狀态。而沙波瓦洛夫則需要盡量壓縮對手的休息時間,讓對手得到更大的消耗。

納達爾被控“腐敗”,究竟是“惡意拖延”還是“惡意投訴”?

所謂的“腐敗”肯定是不大可能發生的。但納達爾是否有可能受到一些“優待”,這也是有可能的。大牌選手在球場上很多時候獲得的優待都是這些優待的施與者無意識的。比如大牌選手在一項賽事中會受到主辦方的更多關注,在資訊、資源、保障上都享有優勢,甚至裁判在心理上也會承受來自現場球星支援者們的壓力。

然而沙波瓦洛夫在場上的所謂維權,似乎并沒有那麼充分明顯的證據,因為大多數時候納達爾自己都會主動将發球限時控制在25秒,隻不過會踩着臨界線充分利用時間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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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沙波瓦洛夫也同樣可能有着“以合法手段掩蓋非法目的”的嫌疑。在場上維權确實是他的權利,但他也可能存在利用這份權利向裁判和對手施壓,進而在最大程度地限制對手體能、幹擾對手節奏的目的。

這更像是一場搶奪納達爾體能的戰鬥,一邊認為對方在“惡意拖延”,另一邊也不排除是在“惡意投訴”。

在這裡我特意提到了惡意這個詞,這兩天社交媒體上的社會熱點事件裡,這兩個字頻頻出現,和各種動詞組合成了一些匪夷所思的新生詞組——惡意XX、惡意XX、惡意XX。。。

你會發現這兩個字特别“好用”,哪怕是通常我們認為順理成章、理直氣壯的事,一旦扣上了惡意這個帽子,一下子似乎都不那麼光明正大了。

納達爾被控“腐敗”,究竟是“惡意拖延”還是“惡意投訴”?

當我們在按照正常的法律、規定踏上歸途、去争取自己的權益,按照球場的規則去休息、去暫停、去申訴的時候,這些訴求都是應該受到規則保護的。相反,在缺乏有效證據的情況下,就去過度揣測對方的惡意,扣上惡意的帽子。其背後的真正動機是在以道德之名,剝奪别人的權利。

在現實生活尤其是網絡世界裡,往往隻需要一句話就能給人定罪。這種定罪的過程甚至可能比他們所認為的“惡意”更惡。當然比起閑得蛋疼的鍵盤俠,沙波瓦洛夫給裁判和對手扣帽子是情有可原的,畢竟當事人處在激烈的競争環境中,确實會激發很多非理性的成分,小夥子确實也被逼急了。

是以納達爾的回複也非常溫和:“我祝他一切順利。他還很年輕,我認為我們在職業生涯中都會犯錯,我年輕時就犯過很多錯。也許之後他好好回想,會想明白自己今天大概是不對的。”道德更多時候應該是嚴于律己,寬以律人的。

納達爾被控“腐敗”,究竟是“惡意拖延”還是“惡意投訴”?

不過事情的另一面是,這個世界上确實有很多遊走在規則邊緣的投機分子。比起沒有邊界,難以控制,極其容易被利用的道德,我更願意相信法制。

在西西帕斯的洗手間暫停風波之後,ATP和大滿貫修改了洗手間暫停的時間規則,雖然本屆澳網中選手們都不得不在倒計時中疏解便意,但是規則的小小改進顯然比之前多年的道德聲讨有效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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