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魚浜自然史》，鄒漢明 著，大方·中信出版集團，2021年7月。
《塔魚浜自然史》作者鄒漢明的答謝視訊。
緻敬辭
塔魚浜既是一個已經消逝的地理名詞，也是一個歸屬于文學的精神坐标。作者對故鄉全景式的回望和掃描，直抵時間深處，在城市化程序不斷推進的當下，這樣的寫作尤其珍貴。木橋頭、水泥白場、牆内墳、八分埂、小豬房、蕩田裡、老人下、後頭田等，一處處村莊地理建築既是“有限的疆土”，也是“無限漫遊”的發端，書中基于記憶而重建的時令節氣、自然風物、草根衆生等，勾勒出一派昔時的自然生活圖卷——這座紙上村坊的重制，蘊含的皆是人與自然的世俗生存故事。
我們緻敬《塔魚浜自然史》，作為一部非虛構作品，它以近乎鄉村田野調查的視角，重塑了塔魚浜這座江南老村坊的存在史，為當下及未來留下了有據可查的精神史料。我們也緻敬鄒漢明，緻敬他以一個詩人的敏銳和洞察，傳遞和記錄了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傳統生活。
答謝辭
很高興，我的書入選了“2021新京報年度閱讀推薦”。這是對這本書也是對我本人的肯定和極大的鼓勵。塔魚浜是我的出生地，是我的想象力得以飛升的地方。總之，地球上這個名不見經傳的小地方，是我自得其樂的一個靈感來源。但現在，它隻是江南大地上無數個已經消失的村莊中的一個，因為偶然，我寫下了它，也因為運氣還不錯，此書得以出版并讓少數的讀者記住了它。更因為貴報的推薦而被更多的人知道，對此我深表感謝。感謝各位評委，也感謝中信出版社，特别是我的責編羅夢茜女士為本書做出的貢獻。塔魚浜盡管不在了，它給予我的營養一直在滋養着我。它若有知，此刻一定也會和我一樣感到高興。
從最初開始，我一直是将家鄉塔魚浜當作江南的一個典型村莊來書寫的。這本書的寫作過程很長，寫作過程也是我全面認識這個村莊的過程，因為塔魚浜的普通，毫不起眼，籍籍無名，反倒讓它具有了代表性和普遍性。我現在甚至可以這麼說了，任何一處僻靜的舊江南，都有一個塔魚浜，都可以被稱作塔魚浜。
今天，一本有意思的書能夠順順當當地傳遞到讀者手裡，這個過程并不是作者一個人就可以完成的，在這樣一個酒香也怕巷子深，好書也需要不斷吆喝的時代，書的知名度是大家合力共舉的結果。而嚴肅的媒體就有這樣的能力，能夠從海量的沙粒中淘洗出發光的珠貝——作為一種公共的禮物，将它苦苦贈送給讀者。在這個不一樣的冬天，謝謝《新京報·書評周刊》傳遞給讀者以及給我這個作者的這份珍貴的暖意。
——鄒漢明
鄒漢明，詩人、作家。
這本書
新京報：是什麼原因促使你創作了這本書？
鄒漢明：為我此生曾經做過的許多黑白的夢。很奇怪，我的夢大都做在拆毀以前的塔魚浜。那麼，寫這個書大抵是舊夢重溫吧。
《塔魚浜自然史》是一部關于江南村莊塔魚浜的文學傳記，也是一個南方鄉村少年的個人成長史，一連串活生生的細節構成的一首挽歌。
珍視自己的過往，珍視自己的童年，所有的未來都根植于過去。不要忘記，我們曾經有過一種與自然貼合得那麼緊密、那麼一種“為有源頭活水來”的生活。還有，那麼一種潔淨的漢語。
新京報：對你而言，塔魚浜這個已經消失的村莊意味着什麼？
鄒漢明：我小時候，母親給我買過一隻陶瓷的小豬，很可愛，豬背上還開有一條很小的縫隙，可以塞入五分、貳分和一分的鎳币。那時到手的零錢實在不多，但每個月也總能塞入幾枚。過了一年半載，我捧起陶豬，搖一搖，裡面刷拉刷拉作響，心裡美滋滋的。直到有一天，豬肚裡塞滿了鎳币，但不能手取，唯一能夠取出錢币的方法就是打碎這隻陶瓷小豬。于是我舉起它，往地上一砸，嘩啦一下，銀閃閃的分币滾了一地，那種驚喜，一輩子都難忘。我的童年在塔魚浜度過，那是無意中給我儲存了一筆取之不盡的财富。不過，财富的取得，到底也是以某種破碎為代價的。
二十多歲的時候，我寫過一首詩《水井中的藍天》，寫俯身水井口，觀看井底那個明晃晃而窄小的藍天，看到塔魚浜正懶洋洋躺在井底，心有所動。從此，“童年的小水滴一再溢出我的明眸”。詩的末句這樣說：“有的人至死和一股暗香抱在一起/走向蒼涼的日暮。”如果說我要勾連和這個村莊的過往，我首先想到這口水井，塔魚浜三分田橫口有過這麼一口水井，因為我常趴到井口去呆看，很危險，水井就被老虎隊長填平了。哪想到，很多年以後，這個趴井口看西洋鏡的泥巴男孩成了一個在塔魚浜的圓周上尋找并開掘泉眼的人，所幸也自得其樂地掘出了一股清泉。
新京報：塔魚浜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村莊呢？
鄒漢明：一個及物的村莊，也是及人的村莊。一個具有太古氣息的、普普通通的江南小村坊。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裡，夜不閉戶，路不拾遺，逢年過節，古風猶存。
新京報：《塔魚浜自然史》章節架構非常特别（“地理志”“地理志附：父親的老屋”、“歲時記”、“動物記”、“昆蟲記”、“農事詩”、“農事詩補遺：草木列傳”），裡面各有細目，為什麼會以這樣的分類，以近乎自然史的方式來完成這本書？你将用語言來重建塔魚浜視為一個寫作者的職責，對于當下的我們來說，這種重建的意義在哪裡？
鄒漢明：自然史寫作是一種文學性的寫作，《塔魚浜自然史》并不全然屬于這個譜系。這本書的架構更多地受到明清兩代地方志的啟發。過去十數年，為貼補家用，我為地方寫過不少文史作品，是以翻閱過太多的地方志。當然，我沒有完全照搬地方志的結構，而是有所改造。至于說“以自然史的方式完成這本書”，那隻能說，塔魚浜确乎是一個跟自然結合得天衣無縫的村莊。
要知道，一個村莊的消失，也意味着一種生活習俗的消失。文學意義上的重建，隻是作者個人意義上的重建。我确實試圖用我的夾雜着塔魚浜土話的現代漢語，一個細節一個細節地複活這個村莊。這個過程也是認識和熱愛的過程，但我想，即使我僥幸複活了它，也隻表示我個人的一個還願，即，身為塔魚浜之子，我并不願意看到自己的村莊徹底毀滅。它應該以另一種精神的形式更為堅固也更為長久地存活下去。這大概也是一種對于故土的文學報恩吧。後記中講到“這非關文學的抱負，實在是每一個寫作者的職責所在”，正是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的。
這個人
新京報：在創作《塔魚浜自然史》之前，你還曾經寫過《江南詞典》，這本書同樣是一部關于塔魚浜的回憶錄。為什麼會執着于書寫塔魚浜？你又為什麼會選擇以散文而不是詩歌的形式完成這種回憶？
鄒漢明：寫《江南詞典》的時候，我的視域從塔魚浜向外擴充。塔魚浜是我得以觀察江南的那個圓心，整個江南是它的圓周，我在這個圓周上散步。
兩本書的落腳點都是塔魚浜，但處理的方式完全不一樣，前者是打磨玻璃珠，精雕細琢，後者是織錦，需要理清那些繁複的經線和緯線，但有一點，兩書的内容其實也沒有多少重複。
嚴格意義上講，《江南詞典》是我從詩文體進入到散文文體寫作的第一部書。這些年，我主要的創作仍是詩。散文和詩，也是兩種我近年交替使用的文體。我曾暗下決心，除了要寫出一個散文的塔魚浜，也一直琢磨着要寫出一個詩的塔魚浜，而且，我對于後者的興味，遠遠大于前者。事實上，我寫有兩本關于塔魚浜的完整詩集，零零星星有所發表，不過都沒有出版。詩集不容易出版，這是一個很無奈的事實。
新京報：《江南詞典》的首次出版是在2007年，在當時，塔魚浜這個村莊還是一個地理名詞而非過去式。但在《塔魚浜自然史》出版的2021年，這個村莊已經消失了十多年。兩次書寫，會有一些不同的感受嗎？
鄒漢明：塔魚浜是2009年拆毀的。其實，在村莊完全消失之前有好多年，它像任何一個江南村莊一樣，也已經半死不活，根本沒有了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我生活其間的那種勃勃生機。我寫它的時候，一家三口已經遷居嘉興城裡，這樣，時間和空間上都有了一些間隔，對于寫作而言，這其實是一種最好的狀态。
如果說兩書的書寫有一些不同的感受，那就是，村莊消失以後，我整個心裡空落落的，需要有一些記憶來填滿它。我想，村莊可以拆毀，但一代人的記憶不可以就此湮滅。當然，拆毀也加快了這本書的完成速度，且突然之間就泛起了一種挽歌的意識。
新京報：我們應該如何面對鄉村的變遷，面對城市化程序中不斷消失的村莊呢？
鄒漢明：鄉村和城市本來就是一體兩面，隻是後來，城市在現代化的向度上越來越跑在了鄉村的前面。關于鄉村和城市，我想到過一個印第安人的故事，據說，有個西方的考察隊請了土著印第安人做向導，在快速走了三天之後，那個印第安向導要求停下來休息一天，其中的原因是，走得太快了，靈魂跟不上，要等一等靈魂。
在鄉村城市化的程序中，打個不恰當的比方，城市是我們的身體，一路高歌猛進，鄉村則是一個古老的靈魂。現在，我們的腳步甚至目光牢牢地盯着前方，但是，我們身體裡的那個靈魂卻平躺着，未必跟得上，這就需要我們等一等它。我們需要重新發明一個我們曾經生活過的鄉村。
這一年
新京報：如果用某個詞語或者某句話形容過去的一年，你會如何總結？
鄒漢明：買菜，下廚，忙于一日三餐。體會到我的文學英雄菲利普·拉金的一行詩：活着，隻是重複。如果用一個詞語來形容，那就是等待。我們大家都在等待，等待疫情過去。當然我還在等待我的新書《穆旦傳》的順利出版。
新京報：你的日常生活是什麼樣的？
鄒漢明：上午寫作或修訂過去的作品，下午閱讀。疫情期間讀完了周克希翻譯的三冊普魯斯特，這兩個月讀完了四分之三的《金瓶梅》。當然，一周也免不了要去機關幹點體力活。每天按時去遊泳館自由泳一千五百米。菜場買菜，下廚，晚上一杯米酒。跟不多的幾個朋友微信聊聊天，交流一些問題。
關于塔魚浜，還有一部書需要完成，現在我隻能說是關于塔魚浜人物的一部書，它與《江南詞典》《塔魚浜自然史》構成一個村莊的非虛構三部曲。
此外，我十五歲随母親去石門鎮生活，在豐子恺故居緣緣堂隔壁住了很長一段時間，計劃寫一本江南小鎮的書，純以白描和飽滿的細節寫。我願想中是要寫出一個小鎮的氣味——沒錯，是氣味而不是趣味。
采寫 | 何安安
編輯 | 青青子、羅東
校對 | 郭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