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女人如果要寫小說，那麼她必須擁有兩樣東西，一樣是金錢，另一樣是一間自己的房間。”
早在一個世紀以前，作為女性文學先鋒的弗吉尼亞·伍爾夫，就大膽而敏銳地号召女性要經濟獨立。即便是今天，她的話依然擲地有聲，毫不過時。
在大多數人眼中，伍爾夫就是這樣一個先鋒的代名詞。
她用寫作為女性争取權利，用驚人的果敢和勇氣去追求自我，用才華和努力解構了傳統的寫作手法，成為與喬伊斯、普魯斯特并駕齊驅的意識流文學宗師。
倘若我們抛開這些耀眼的名聲與光環，還能發現一個不為人知的伍爾夫：一個幾次試圖自殺的“精神疾病患者”，一個用寫作來抗擊命運的頑強靈魂。
伍爾夫用一隻手抵抗命運的襲擊，一隻手匆匆寫下心靈的詩意。她的作品是從苦難那裡赢來的戰利品，不僅拯救了她自己，也引領着我們體察自我意識，觀照内心世界。
對現代人而言，原生家庭成了一種“流行病”，無論你在地理位置上離原生家庭有多遠，它永遠流動在你的血液裡，在日常生活的每一個細節裡隐隐作祟，揮之不去。
伍爾夫也是這樣一個被原生家庭困擾了幾乎一輩子的人。
伍爾夫出生在英國中上層階級的知識貴族家庭，家族不僅遺傳給了她令人豔羨的天生麗質，還給予了她先天的聰敏和智慧。但就是這樣一個看似幸福的書香世家，造成了伍爾夫人生最初的三次精神崩潰。
伍爾夫和父親（左）、年輕的伍爾夫姐妹（右）
伍爾夫的父親是一個沖突的知識分子。
一方面，在女性無法入學讀書的年代，他用第一流的思想去培養伍爾夫的文學素養，給她朗誦詩歌和名作，允許她自由使用藏書室，引導她閱讀。
但另一方面，在以男性為中心的維多利亞社會，伍爾夫的父親也仍沒有擺脫時代所賦予的普遍社會規範——認為女性就是應該扮演好母親和妻子的角色，應該完全地、絕對地向家庭和丈夫奉獻自我。
是以，伍爾夫的母親不僅要管理繁重的家務，熱情地接待丈夫絡繹不絕的訪客，還要時時刻刻準備着同情、恭維和安慰自己敏感、脆弱、喜怒無常的丈夫，像陀螺一樣旋轉不停，直到生命消耗殆盡。
伍爾夫和母親
伍爾夫13歲那年，母親撒手人寰，她後來在回憶文章中把失去母親視為“天底下發生的最為嚴重的災難”，這也造成了她人生中的第一次精神崩潰。
母親離世之後，伍爾夫的父親沉浸在喪妻之痛中，并把對女性的壓制和索求轉移到了伍爾夫的姐姐身上。後來伍爾夫在日記中隐晦披露的遭受同母異父哥哥的性侵，也正是在這種沒有家長管制的情況下，變得愈加肆無忌憚。
極端壓抑、令人窒息的家庭氛圍，導緻了伍爾夫在姐姐和父親離世時，分别兩次陷入精神崩潰，甚至企圖自殺。
布盧姆斯伯裡團體，這個團體雲集了英國知識界上層最具有創造性的人，如詩人艾略特、哲學家羅素
父親去世後，伍爾夫雖然跟着姐姐逃離了原生家庭，來到了“最刺激、最浪漫”的布盧姆斯伯裡，結識了文學史上赫赫有名的“布盧姆斯伯裡圈”，開始了自由的生活，但原生家庭留下的精神負重卻始終冰封在伍爾夫心頭，無法消解。
在《往事素描》中，伍爾夫回憶說，自己從13歲母親去世到44歲寫成《到燈塔去》，一直被母親的幽靈所纏繞，而當小說寫成時，自己便不再被母親糾纏了，不再聽見她的聲音，不再看見她了。
在半自傳性質的小說《到燈塔去》裡，伍爾夫把自己父母的性格全都寫進了拉姆齊夫婦身上，也借此表達了對女性處境的同情和批判：
“他需要同情，首先要肯定他的天才，然後要讓他進入他們的生活圈子，給他以溫暖和安慰，使他的理智恢複，把他心靈的空虛貧乏化為充實富饒，而且使整幢房子的每一個房間都充滿生命——那間客廳、客廳後面的廚房、廚房上面的卧室、卧室上面的育兒室，它們都必須用家具來布置，用生命來充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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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燈塔去》
“詹姆斯十六歲，凱姆也許十七歲。莉麗環顧四周，尋找一個不在場的人物，可想而知是在尋找拉姆齊夫人。”
在伍爾夫遭受精神折磨的時候，閱讀和寫作總能使她在負面情緒襲來時，努力保持鎮定。
寫作就是伍爾夫的生命，她很小的時候就在日記中寫道：“書籍，總的說來，是使我能獲得最大快樂的東西”“寫作是我畢生不止不息的欲望”。
伍爾夫的寫字桌
伍爾夫從小就顯示出了文學天分，并立志成為一名作家。在正式進行小說創作之前，身為女性的她克服了外界的眼光和内心的畏懼，不斷尋求給報刊供稿的機會。雖然也嘗到了作品遭拒的苦頭，但她依舊夜以繼日地撰寫評論文章，如饑似渴地進行大量閱讀。
就如伍爾夫的好友E·M·福斯特（著有《看得見風景的房間》）所說：“大多數作家寫作時用半隻眼睛緊盯着稿費，用半隻眼睛窺探批評界動向，用半隻眼睛巴望着他的作品能造福世界，隻剩半隻眼睛落在工作上；伍爾夫卻全神貫注于她的工作，在各個時代中，像她那樣熱愛寫作的作家，确實是非常罕見的。”
或許正是因為寫作的熱情太過強烈，以至于在寫作中或每寫完一本書時，伍爾夫常常會精神失常，瀕臨崩潰。
在處女作《遠航》發表之前，伍爾夫又經曆了三次精神崩潰，伴随着劇烈的頭痛、失眠、精神狂躁和對食物的強烈反感，其中最嚴重的一次，時間長達兩年，自殺的念頭常常不受控制地從她腦袋裡鑽出來。
面對無法忍受但不得不接受的病魔，伍爾夫選擇用寫作來抵抗。在持續不斷的寫作中，她逐漸學會了如何與瘋魔抗争，努力将自己的精神狀态控制在正常範圍内，再也沒有像過往那樣嚴重地犯病。
在平穩的精神狀态下，伍爾夫得以進行新的小說形式的實驗，從既定的小說規範中尋求獨立。在1919年文學宣言式的文章《論現代小說》中，她官宣了最廣為人知的一段話：
“心靈接納了成千上萬的印象——瑣碎的、奇異的、倏忽即逝的或者用鋒利的鋼刀深深地銘刻在心頭的印象。它們來自四面八方，就像不計其數的原子在不停地簇射……把這種變化多端、不可名狀、難以界說的内在精神——不論它可能顯得多麼反常和複雜——用文字表達出來，并且盡可能少摻入一些外部的雜質，這難道不是小說家的任務嗎？……讓我們按照那些原子紛紛墜落到人們心靈上的順序把它們記錄下來；讓我們來追蹤這種模式，不論從表面上看來它是多麼不連貫、多麼不一緻；按照這種模式，每一個情景或細節都會在思想意識中留下痕迹。”
我們每個人的内心都有變化多端、不可名狀的感覺和印象，在伍爾夫看來，作家就應該去挖掘普通人這些“内心火焰的閃光”，展現人大腦中意識的流動，因為這才是生活的真實面目。
伍爾夫這一新小說的可能性在1924年的《達洛維夫人》中得到了圓滿實作。這部小說震驚四座，不僅樹立了伍爾夫有别于普魯斯特、喬伊斯的意識流風格，也在意識流小說中建立了不可動搖的崇高地位。
《達洛維夫人》
“達洛維夫人說要自己去買花。”（這句話成了文學史上的著名開頭）
1941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籠罩的至暗時刻，伍爾夫更加迅疾地埋頭寫作。這段時期，寫作為伍爾夫帶來了無限喜悅，與此同時，黑暗也在不知不覺中悄然降臨。
在1月的日記中，伍爾夫承認她與瘋魔的艱難抗争再次開始了，但是她發誓不會被絕望吞噬。可随之而來的，是健康狀況不受控制地急轉直下，開始出現種種幻覺，心神無法集中......
三月的一個星期五上午，伍爾夫穿上及膝長靴和毛皮外套，帶上常用的手杖，悄悄溜出家門，她走到歐賽河邊，把手杖留在河堤上，然後投入了湍急的河流中，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電影《時時刻刻》，扮演伍爾夫的妮可·基德曼獲得了奧斯卡影後
在最後一封寫給姐姐文尼莎的信中，伍爾夫說道：“我曾經反抗過，但我再也堅持不下去了。”
而在自殺之前，伍爾夫曾向心理醫生透露了自己的真實顧慮和絕望：“害怕再也不能寫作，如果不能敏銳地感覺周遭世界，活着還有什麼意義。”
伍爾夫和丈夫倫納德
縱觀伍爾夫的一生，精神疾病就像漫天撲地的海浪，将她無數次帶入瘋癫，但她卻從未屈服，一直勇敢地去擠、去撞、去抗争，并創作出了無數文學佳作。直到最後，伍爾夫發現，無論自己如何搏鬥，都再也回不到想要的狀态，是以，她平靜而勇敢地選擇了死亡，不容許黑暗侵蝕她生命中哪怕一絲鮮明、熾熱的火光。
對伍爾夫而言，死亡并不代表着逃避、軟弱和屈服，而是另一種形式的抗争。
就像她墓碑上刻着的、也是她小說《海浪》的最後一段話：“死亡啊，我要朝你猛撲過去，決不屈服，決不投降！”
《海浪》
“死亡啊，我要朝你猛撲過去，決不屈服，決不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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