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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瀾:生活教育——以"經驗"而非"引導"

我去國小講課,上完音樂課後,看到一個孩子穿着襪子伸長了兩隻腳,坐在教室門口哭着,我隻是想問他為什麼哭,老師把我拉起來說:"别幫他穿鞋了,開學已經是六個星期了,每次在音樂課上, 他要老師幫他穿鞋,已經上三年級了,還拒絕學穿,每次哭到有人為他穿,我們現在決定訓練自己穿。他想自己學習,别人教他有用。

我很驚訝聽到,怎麼會有三年級還不能穿鞋呢?父母會過度保護嗎?老師說,現在孩子成熟緩慢,有上國小的孩子不能拿筷子,有沒有扣子等等,人們想到英國的查爾斯王子,甚至牙膏等他擠。有人認為這是一種祝福,凡事都做好了,不必去做,但我覺得是看不起自己,把自己當成浪費,服務員不是,他們活不下去。

不尋常的是,當我回家打開報紙看的時候,我看到嘉義有老師,讀者投了一本書《小金惠晟,你我都是幫兇》,原班老師讓同學們看了一部電影《跑吧!孩子,講一對小弟弟妹妹沒錢買鞋,輪流穿一雙鞋,有一天鞋子不見了,引來了一連串的故事。

演出結束後,老師問同學們的感受,同學們說鞋子沒了,然後買了一雙好鞋,為什麼這麼辛苦,花很多時間?片中,小女孩的母親來到盆邊,她沖到鄰村去問婆婆,跑到一半,鞋子壞了,她不得不赤腳跑過滿碎玻璃和尖銳石頭的路,滿是鮮血,我們的學生不明白為什麼小女孩不顧自己的痛苦, 而且還繼續奔跑,七張嘴在批評中她不會想到其他方式,沒想到媽媽躺在床上等着她求助。

建國中學有一位老師專課數學科學課,在他的書《我的優秀班》中,也提到了台風,大雨造成大地和石頭流動,把一個村子埋在山裡,他感歎生活的變幻莫測,一個學生說:"活着,誰叫他們住在那裡,為什麼不搬到一個安全的地方住!"有一句話立刻讓我想起了金慧娲和法國大革命女王瑪麗·安東尼。

我們的教育發生了什麼變化?連一流學曆的學生,怎麼會這麼幼稚地思考呢?他們是否認為每個人都像他們一樣想要什麼,吃得好,用好,暑假去美國,加拿大學習?

這種饑餓的人不知道饑餓者的反應,讓我想起了桃芝台風的襲來,尖石鎮的居民乘直升機撤離,一位國小校長向一個慈善基金會申請緊急安置資金,基金會應該由校長寫一份計劃書送過來,于是他們讀了又決定,遠水救不了近火, 這是可悲的。坐在空調房裡的人對無家可歸的緊迫感一無所知。

台灣的同理心,不僅學生沒有,甚至大人也沒有。難怪政府官員的思維模式和決定如此以自我為中心,以至于他們對公民的痛苦一無所知。他們揮舞着大量的"封山",立刻切斷了梨山農民的生路,成堆的高大蔬菜在田間腐爛,沒有辦法把汽車運下山賣出去。是以孩子們沒有錢支付學費,也不得不翻過中央的山到宜蘭去上學,成為一個近在咫尺的地平線。

看來,正如嘉義老師所說,我們真的都是幫兇。我們沒有讓我們的孩子體驗教科書之外的生活,我們沒有給他們機會去體驗别人的痛苦。

歐洲一所失明學校的校長規定,新教師必須戴上眼罩一周,甚至不睡覺,才能真正體驗到失明的感覺。校長說,如果老師不能體驗學生的情況,他将無法産生同理心,他将無法在師生之間拉開距離,也不會有良好的教學效果。校長實在是說得對,因為老師在盲人掩護下過了一天,立刻意識到盲童的辛苦,不再責怪他們行動太慢,不耐煩地催促他們快點。

台灣近年高自殺率,加上一連串學童的惡作劇,如把剪刀放在同學的椅子上,刺穿學生的直腸,從二樓扔橘子,使同學們的眼睛失明等等,這些無知對受害者造成的不可逆轉的身心傷害,終於讓政府看到了生命教育的重要性, 開始推廣生命教育。然而,實施的方法仍然是課堂教學,政府支付生命教育教科書的準備費用,并擠壓原來在課堂上的小時數來"教授"生命教育。

其實,生命教育不是用"教",而是用"經驗",去試一試,背靠它是魚的木頭邊緣,白費。老師隻要沒有大量的作業,讓孩子有時間關注課外的生活條件,周末安排孩子去孤兒院、老人院服務,從"做"到體驗生活的意義,可以大大提高孩子的同理心。

父母自己也應該改變"全物興,隻有讀高"的心态,不要盲目追求高分,讓孩子誤以為隻有讀才重要,其餘的都是不屑一顧的。事實上,在當今多元化的社會中,做事的能力比學曆重要得多。

《侏羅紀公園》的作者邁克爾·克萊頓(Michael Crichton)說,恐吓是最卑鄙的賺錢方式。"不要在逃亡中輸"是一個威脅性的詞,如果他們不把孩子送到補習學校,就會吓唬父母輸給别人。童年是人格成長和道德塑造最重要的時刻,很多父母為了不失去起點,孩子的童年犧牲,真是可憎和悲傷。

沒有捷徑,沒有捷徑,父母知道孩子的優勢和習慣,是以不在乎别人怎麼編,安心把孩子留在身邊,學習課本之外的生活知識。每個孩子都不一樣,世人還沒有放教育手冊,隻要孩子迫不及待地每天睜開眼睛,想快點開始新的一天,你就做對了。

生活很公平,現在你和孩子一起長大,他會陪你在未來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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