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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見了,最偉大的女導演

作者:電影通緝令

艾格尼絲·瓦爾達(Agnes Varda)因為癌症永遠離開了我們。

再見了,最偉大的女導演

多年來,世界各地湧現出越來越多的女性導演,但如果要選出電影史上最偉大的女性導演之一,那可能隻有瓦爾達。

後來,他們可能會拍出一部又一部令人驚歎的作品,但很難在電影中超越瓦爾達及其對電影制作人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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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可能沒怎麼看過瓦爾達的電影,但他們或多或少聽到了她響亮的名字。"新浪潮教母"的光環是如此耀眼,甚至連新浪潮領袖戈達爾也不得不在瓦爾達面前謙卑。

新浪潮的第一傑作

瓦爾達出生于1928年,在90歲後不久去世。她的創作始于20世紀50年代,确切地說,是1954年的《短角》(Short Corn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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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早開始寫作的導演還活着,今天,可能什麼都沒有。

1954年,比戈達爾的《筋疲力盡》早了六年,比特雷弗的《四百次打擊》早了五年,比克勞德·尚布洛勒的《漂亮塞爾吉》早了三年。在許多人的心目中,這些電影是電影史上最偉大的運動——法國新浪潮的前奏。

但事實是,這篇序言應該從瓦爾達的《短角》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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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僅僅是因為它出現得更早,還因為它帶來了新的電影美學。

這部短片介于紀錄片和劇情片之間,确切地說,是一半是紀錄片,一半是文學的愛情對話。這是一部由威廉·福克納編劇的電影。

沒有傳統意義上的故事,沒有理由,沒有結果。它關注現實,關注人物的心理狀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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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部電影的靈感來自戈達爾、艾倫·萊納等"手工"導演,從此,新浪潮大師們把攝影機帶到街上,玩跳躍,用詩意的語言抛棄了傳統的叙事,進而開辟了一種新的電影美學。

法國電影史學家喬治·薩杜爾(Georges Sadour)也直接給出了他的定義——《短角》是新浪潮的第一部傑作。

最喜歡的雅克·德姆

因為新浪潮,她遇到了戈達爾,戈達爾成了一輩子的朋友。也因為新浪潮,她遇到了她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她的丈夫雅克·德姆。兩人都是衆所周知的新一波"左岸"的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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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60年代,當新浪潮最有名時,黛米的聲譽明顯高于瓦爾達。《蘿拉》、《瑟堡的雨傘》、《劉梅花嬌》等作品都吸引了不少贊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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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接下來的20年裡,瓦爾達的作品比黛米的作品更加生動。自1970年代以來,黛米的大多數電影都已被遺忘,瓦爾達的創作才剛剛開始。

瓦爾達的一系列重要作品,如《一分鐘一影像》、《世界隕落的女孩》等,分别在8、90年代完成,甚至在新世紀之後,《尖峰采摘者》、《艾格尼絲的海灘》、《臉、村落》等都以許多新傑作的形式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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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知道,在這段時間裡,大部分新浪潮要麼已經逝去,要麼就是旗幟的誕生。但成長中的瓦爾達看起來仍然那麼年輕和精力充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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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對于瓦爾達來說,她最重要、最受人喜愛的作品注定是她的"雅克·德姆三部曲"。

黛米晚年患上了艾滋病,身體越來越虛弱。瓦爾達随後拍攝了黛米的童年時刻,穿插着黛米晚年的臉。這是南特的雅克·德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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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部電影還将黛米的生活與他的創作聯系起來,在德米特裡的衆多電影片段中,我們看到了他生命中産生的時刻。

這無疑是瓦爾達寫給丈夫的一封情書,也是送給粉絲的珍貴禮物,也是了解雅克·德姆的最佳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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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黛米死後,瓦爾達拍攝了《洛杉矶女孩二十五歲》和《雅克·戴姆的世界》。前者回憶起黛米拍攝《柳女》的場景,而後者則從電影史的角度回顧黛米的創作,這是另一種珍貴的電影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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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戀人創作在世界上是罕見的。瓦爾達對黛米的感情也成為粉絲們反複演唱的紀念品。

紀錄片創作貼近行為藝術

瓦爾達在她的一生中制作了很多紀錄片,特别是在她的晚年,她的紀錄片變得更加正式創新,每一個驚喜。

受到畫家米勒同名畫作的啟發,"尖峰拾荒者"瞄準了法國清道夫。那些生活在底層的人以撿垃圾為生,但在藝術家眼中,卻成了藝術的原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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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爾達将拾荒者分為三類:"有些人撿拾垃圾是因為生活強迫,有些人撿拾垃圾是因為他們是藝術家,有些人撿拾垃圾是因為喜歡撿垃圾。"

這部電影的全名是"拾荒者和女性拾荒者",其中"女性拾荒者"指的是瓦爾達本人。隻是她拾起的是被遺忘的記憶,作為她自己電影的一個元素。

在電影中,她發現了一個心形的洋芋,并啟發她用洋芋玩了一系列裝置和行為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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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把700公斤的馬鈴薯搬到陳列室,照顧好每個馬鈴薯的生長和發芽。她甚至擺出洋芋的姿勢,在陳列室裡走來走去。即使在她不在的時候,她也把一張頭像放在洋芋上的卡片上。

80歲時,她拍了一部名為《艾格尼絲海灘》的電影作為生日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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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瓦爾達最喜歡的海灘上,她把大大小小的鏡子都填滿了,鏡子之間互相映照,營造出一個真實而神奇的場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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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樣的情況下,她搭建了一個童話般的舞台。有時船員打扮成古羅馬的士兵,有時駕駛由卡片制成的汽車,有時進入巨鲸的腹部,有時拉開網以制作窗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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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虛幻的道具證明了她記憶的真實性。她找回自己的過去和回憶,仿佛在和觀衆玩一個孩子氣的拼圖遊戲。她想把所有的記憶拼湊在一起,這是她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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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她的上一件作品《Face, Village》中,她與街頭藝術家JR合作,尋找普通人的面孔,然後把它們印在巨大的房屋和建築物上。

那些巨大的肖像,平淡而親密,大概是最接近普通人的裝置視覺藝術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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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她帶我們去了戈達爾,結果卻被釋放了。

瓦爾達的這些作品,以及銀幕外真正的女人——總是戴着蘑菇頭和五顔六色的衣服——并沒有讓她覺得自己老了。相反,她看起來比普通人年輕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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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新奇甚至有點古老的想法,不斷從她的腦海中冒出來,給紀錄片帶來了新的形式和可能性。

當你看像《臉,村》這樣的電影時,很難相信她已經90歲了。

但沒有人比她更了解她的身體。也許是漸漸發現疾病正在侵蝕她的健康,她開始有意識地放慢腳步,和我們說再見。

她的最後一部作品《瓦爾達的肛門理論》,既是對自己一生創作的自我解釋,也是一次系統而全面的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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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她為雅克·德姆(Jacques Demme)制作的紀錄片一樣,很難看到一位導演為他的生活制作如此深思熟慮的紀錄片。對于任何喜歡并想研究瓦爾達的人來說,這無疑是最好的第一手材料。

她應該意識到自己要離開了,并留下了這樣的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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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格尼絲·瓦爾達》今年早些時候在柏林電影節首映,當時它正在香港電影節上映,很少有人看過。6月開幕的上海電影節也将在内地首映,更多人将有機會見到它。

在影片的次元上,瓦爾達永遠在我們的記憶中。在人生的次元上,她隻是跟着自己最愛的人。

再見了,艾格尼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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