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回談談，科技進步帶給人類的苦難

作者 ｜ 胡翌霖（清華大學科學史系副教授）

一

我在清華開設技術通史課程，近幾年也做了不少次面向公衆的技術史專題講座。

這類課程或講座經常會面臨的一個問題是：你講的曆史對我們有什麼指導作用嗎？特别是有資訊技術背景的聽衆，他們更愛談的是所謂“第四次工業革命”，而當我表示要講瓦特、愛迪生的時代時，他們關心的是，你應該會講前幾次工業革命對于現在科技創新的啟發吧。

我的确希望從技術史中得到對了解當下的啟發，這正是我研究技術史的初心之一。

但是我所了解的“啟發”，和許多聽衆所期待的不太一樣。

他們往往聚焦于“創新”，認為技術史無非就是創新史，或者說技術史中有意義的部分就隻有不斷創新這一件事情。

而當下我們面對的與技術發展有關的問題，主要也是如何促進創新的問題。

我當然也關注“創新”，還曾對創新模式的變革史做了一番解讀，但其實這不是我最關心的内容。

事實上，我們能從曆史中讀出的，遠不止成功的經驗，還有苦難的記憶和失敗的教訓。有點類似“興，百姓苦；亡，百姓苦”，因為哪怕是那些看似“成功”的宏大裡程，剖開來看，其底色往往充滿了無數普通人的苦難。

遺憾的是，技術史并不是例外——隻包含高歌猛進的輝煌成就，而不關涉任何悲劇和苦難。

如果我們沒有從技術史中讀到苦難，隻是被它們光鮮的表面所遮蓋，這就好比在古早的曆史叙事中，隻有最終勝出的、被後人津津樂道的帝王将相們，而百姓的苦難被完全無視了，或者隻是被視作宏大功績的襯托。

創新并不總是皆大歡喜的，所謂的工業革命并不比政治革命更加溫柔，在翻天覆地的變革下，同樣掩埋着無數苦難。

在技術創新的曆程中，那些激烈的沖突和慘重的代價，也能夠為我們帶來“啟發”——不是啟發我們如何創新，而是啟發我們如何面對創新。

二

瑞典知名經濟學家和經濟史學家卡爾·貝内迪克特·弗雷的《技術陷阱：從工業革命到AI時代，技術創新下的資本、勞動與權力》一書，就聚焦于那些被技術創新的車輪碾過的勞工們，關注工業革命過程中的“失敗者”們。

為的是“以史為鑒”，啟發我們了解在當下人工智能革命的過程中正在或即将發生的事情。

這首先就是一本技術史的著作，中譯本推薦詞寫道“300年曆史的長時段剖析”，實際上弗雷跨越的時代更長，他是從農業革命寫起的——和工業革命類似，農業革命從長時間看當然是偉大而美好的，但在當時的人們眼裡，生活品質反而是降低的。

從農業革命到工業革命，再到自動化和人工智能，曆史不斷前進但又不斷回響。

弗雷指出工業革命的标志是“省力技術”的發展，這類以取代勞工勞動而非增強勞工能力為目的的技術在古代并不受到歡迎，因為省力技術将會造成勞工失業。這其中又分為兩種類型：“取代技術”與“使能技術”。

“取代技術讓工作和技能變得多餘。相反，使能技術會幫助人們更高效地完成已有的任務，或為勞動者創造全新的工作機會。”書寫、機械鐘、印刷術等，都是典型的“使能技術”，與其說它們減免了勞動，不如說它們開辟了更多的勞動空間，使得更多、更豐富的工作成為可能。

純粹為了減免勞動的取代技術是不受歡迎的，直到18世紀在英國獨特的政治文化環境之下，取代技術的發展才得到了足夠的支援。

取代技術的全面發展的确為社會帶來了苦難。正如恩格斯所觀察到的，在工業革命早期，工業家們“依靠廣大工薪階層的苦難而變得富有”。

在19世紀的前40年中，相比于日益增長的生産率，勞工的工資增長緩慢，考慮到他們的勞動強度和生活品質的惡化，勞工并沒有從工業化中得到好處。不過在1840年之後，情況開始好轉了，實際工資的增長速度超過了生産率。

弗雷認為，這一方面歸功于新興工廠“使能”效應逐漸顯露，另一方面依賴于教育的普及，最終使得學會更多技能的人能夠找到更多的工作。

當然，19世紀初遭受苦難的人并沒有獲得這些新機會。

能夠用高強度的工作換來低廉工資的勞工們也許不是最受苦的，在當時的人看來，一個貧困人家的兒童能夠在紡織廠找到一份每天18個小時的工作，也許還算得上是“福報”呢。

甚至一些發明家會以“為婦女和兒童創造就業機會”來為機器造成技術勞工的失業作辯護。

更多的成年勞工失業了，他們找不到生計，也看不到希望，即便他們能夠預知50年後工業時代的繁榮又能怎樣呢？更何況他們從機器的進步中看不到任何希望。

三

我的技術通史課講到工業革命時，總會提及童工泛濫和盧德主義的興起。

工業革命初期，越來越多工匠的工作被機器取代，看管機器的工作隻需要很少的人員，他們也不需要熟練的技能，兒童就可以勝任。結果是大量壯年勞動力面臨失業，其中一部分把矛頭指向了奪走他們工作的機器，這就形成了搗毀機器的“盧德運動”。

講完這一段後，有學生提問：那些失業者最後去哪兒了呢？這是一個好問題。很多人讀完這段曆史之後，就不再關心這些人的命運了，他們被視作革命中的陣痛而被一筆帶過了。

在宏大叙事中，工業化很快就給人類社會帶來了空前的繁榮。可如果回到當時的語境來看，所謂的“短期陣痛”對于個人來說可能是一輩子甚至幾代人的事情。盡管新技術在不斷地創造新的工作崗位，但一方面他們未必能等到新崗位的出現，另一方面他們相比更年輕的一代人也缺乏适應新崗位的技能。

他們在農村的土地早已失去，失業的歸宿就是拾荒或流浪，落魄終老，使得他們的壽命到不了老年。

弗雷說：“有三代英國勞工的境況随着技術創造力的迅猛發展而變糟。那些失敗者并沒有活到今天見證這種巨大的繁榮。盧德主義者們是對的，但是後人們仍可以慶幸他們沒能如願以償。”

為什麼要關心這些犧牲者？首先當然是出于同情——這些人本身并沒有犯錯，他們勤勤懇懇工作卻突然失去了一切，看不到扭轉命運的希望，同情他們也提醒我們随時可能成為這樣的犧牲者；其次應當把人性至于技術之上——我們之是以歌頌進步和創新，是因為科技能夠為人類帶來福祉。

如果科技越進步，人類越苦難，那麼我們又有什麼理由無條件地支援創新呢？

以上的理由或許隻是一些“大道理”，一些人或許并不“感冒”。但即便是政治家也不能忽視盧德主義者們的政治力量。

如果技術進步的犧牲者的訴求始終無法解決，他們可能會采取更激進的方案。

弗雷指出，在1933年失業率高企的德國，幫助納粹黨赢得選票的許諾之一就是對機器的限制，“再也不會出現勞工被機器取代的情況了”。

弗雷還認為，最近日益顯著的政治兩極化、民粹主義的興起、特朗普受到白人勞工階級的擁戴，甚至對全球化的抵制等，這些現象都和自動化技術的發展有關。

當下我們面對的處境其實與盧德主義者相似，隻是工業革命的曆史已經為技術的意義做了背書，以至于今天的人們不再把怨恨指向機器本身，是以不得不樹立其他靶子——美國勞工認為是全球化搶了他們的飯碗。

四

正如盧德主義者最終失敗了，當代社會的撕裂和沖突或許會随着技術的發展而消解，但問題是，這是如何實作？我們需要為此做哪些努力？這方面，我們仍然可以從曆史中尋找啟示。

在弗雷看來，19世紀後半葉開始由美國主導的所謂“第二次工業革命”，扭轉了第一次工業革命的面貌，一方面為普通人創造了大量新工作，另一方面也讓工業化的産品進入千家萬戶，改善了人們的生活，進而化解了人們對技術的敵意。

從19世紀70年代到20世紀70年代，特别是20世紀的前70年，被弗雷稱作“最偉大的平衡時期”，所有人的收入都在上漲，貧富差距趨于減少。

弗雷認同其他經濟史家的觀點，把這一“大平衡”主要歸功于“技術和教育之間的競賽”。當然，他沒有排除其他諸多因素，例如工會的發展、宏觀政策的變化、技術本身的發展等，但他認為教育是最重要的一個領域。

而到了1970年之後，情況又發生了逆轉，勞工的工資停滞不前，不平等加劇。弗雷認為，一個重要的因素是在計算機支援下的自動化技術的發展。

弗雷強調，“我們必須把自動化時代與機械化時代區分開來。”“計算機革命不是20世紀機械化革命的延續，而是對它的颠覆。計算機控制的機器恰恰淘汰了第二次工業革命創造的機器操作員這一崗位。曾經被拉進批量生産行業中從事有着體面薪水的工作的勞工現在被推出去了。”

正如第一次工業革命最終被第二次工業革命（電氣化）平衡，所謂的第三次工業革命（自動化）是否也能夠被第四次工業革命（諸如人工智能技術）平衡呢？局勢未必如此樂觀，事實上，許多人工智能技術似乎趨向于“取代”而非“使能”。

我們不能守株待兔，需要主動應對自動化時代的挑戰。以史為鑒，弗雷開出了若幹藥方，涉及教育、再教育訓練、保險、稅收政策等具體領域。

關于弗雷的具體論斷和具體政策建議，我并不全盤認同。

例如，我認為以布雷頓森林體系在1971年的崩潰為标志，現代的信用貨币和金融體系是導緻20世紀70年代後貧富分化加劇的關鍵因素，而弗雷絲毫沒有提及布雷頓森林體系，對金融因素也隻是一筆帶過，認為金融政策隻能解釋前1%的富人而無法解釋中産階級的境遇，但今天美國前1%富豪的财富已經超過中産階級的總和，這1%又怎可能與中産階級的處境無關呢？

無論如何，弗雷給出的視野是寬闊而富有啟發的，他充分地展示了技術史的現實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