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面對社會壓力和命運，人們會走向何方？
電影《漂浮的世界》是芬蘭導演阿奇·考利斯馬基（Archie Kaulismaki）的《當代芬蘭三部曲》中的第一部，這三部電影旨在探讨"面對社會壓力和命運，人們該片将走向何方"的問題，該系列在國際電影節上獲獎。《漂浮的世界》獲得第49屆戛納國際電影節金棕榈獎提名和天主教人文精神獎。
影片講述了一對夫婦在大蕭條的背景下生活緊密結合的故事，被迫丢掉工作，繼續尋找工作求生，互相支援，不斷相撞，最終在前老闆的幫助下開了一家自己的餐廳。這部電影向我們展示了名單底部的這對夫婦之間的互相支援和安慰，包括TheRolla和Laurie，并展示了導演對芬蘭城市下崗勞工的人道關懷。
導演阿奇·考雷斯馬基（Archie Kauresmaki）是芬蘭重量級導演、編劇和制片人，是為數不多的國際知名芬蘭導演之一，他的電影具有很強的個人風格，并且擅長在伍迪·艾倫（Woody Allen）的《會說話的電影》（Talking Films）中省略這些電影。影片中的對話簡直"不那麼可悲"，畫面之間的聯系似乎與主流好萊塢流暢的叙事"唱得相反"——攝影機在他的電影中是如此的存在，以至于它并沒有真正出現在鏡頭前，而是通過一些不太連貫的時空"跳躍"和演員的特殊表演模式和位置， 形成一種戲劇性出現在"布萊希特間分離效應"中。
此外，導演的個人風格也展現在電影的一些偏好上，比如花、狗、酒館、樂隊表演等，這些在很多導演的電影中都有展現。強烈的個人風格，可以讓觀衆認同他的作品，他的電影具有罕見的"作者電影"風格，他一再表達對好萊塢電影的蔑視，并渴望回到1950年代和1960年代藝術電影大師的時代，這與他早期的個人經曆密切相關。
他的學術經曆并不順利，沒有上過專業的電影學校，曾因過于"憤世嫉俗"而被芬蘭電影學院拒絕，後來他辍學，在慕尼黑電影博物館自學電影，接觸了法斯賓德、小津安次郎、戈達爾等衆多電影大師的作品，一位影評人的作品。然後他和哥哥一起創辦了一家電影公司，開始投身于電影制作，從他的作品中很容易看出五六十年代電影大師的影子。
幹淨的對比度和鏡頭圖像是Archie Kaurismaki電影的一個特點，這些電影沒有備用台詞，沒有冗長的螢幕，這也是他大多數電影大約90分鐘或更短的原因之一。每一句台詞都帶動着劇情的發展，每一個鏡頭都有不可替代的叙事或大氣渲染功能，片中的角色，就像印象中的芬蘭人一樣，可以用拳頭解決問題，不動。
開場是一個有趣的叙述，醉酒的廚師在喝醉後在後面廚師"玩酒瘋了"的過程 - 廚師用刀沖進yirola和禮賓部，禮賓部咄咄逼人地靠近廚師，禮賓部将被刺傷的手拖回兩步，洛拉也走近廚師，拿着瓶子和刀到一邊， 廚師坐在凳子上，還有蘿拉為門口房間換衣服簡單的繃帶傷口。
整個過程隻有最後還蘿拉幫廚師說了一句話"找醫生"，伴随着輕快诙諧的音樂，這個片段給人一種觀看影片的沉默感，而導演還刻意省略了血腥的戰鬥鏡頭，固定了全景鏡頭，讓演員走出畫面， 在不展現事物全貌的情況下，限制了"第三人稱視角"，給觀衆更多的聯想空間。在這樣一個固定的中盤視角鏡頭中，不難看出小津安熱羅的影子。
女主角凱蒂·奧蒂甯（Katy Otinen）在電影中的扮演方式也與我們每天看到的方式相去甚遠，導演受到布萊希特戲劇的影響，他認為演員優于角色，成為故事的叙述者。在《漂浮的世界》中，我們可以看到，她在尤拉的臉上演繹了難得的表情，而凱蒂·奧蒂甯和阿奇·考裡斯馬基三十多年的銀幕角色，大多是這樣的"面無表情的表演"，這無疑是導演操縱的結果。
他嚴格禁止演員在他的電影中大喊大叫和大笑，甚至控制住自己的眼睛，似乎不需要太多的表演來展示角色，讓觀衆更加相信她在電影中表演的真實性，賦予了她獨特的"芬蘭之美"，因為她不可剝奪的外表。除了她之外，其他大部分角色都是這樣的表情，或者像酗酒的廚師一般都有誇張的肢體表演，給人一種看舞台劇的感覺。
除了省略的台詞和木制表演之外，叙事中經常出現的場景 - 鮮花，小狗，酒吧和樂隊 - 有人說Archie Kaurismaki的電影似乎總是在講述一個故事，因為它們似乎并沒有缺席他的電影。《漂浮的世界》中的男人勞瑞，無論處于何種狀态回到家，手裡總是捧着一束花，這似乎是他沉悶外表的浪漫背景，鮮花成為他們愛情的見證。狗，酒吧和樂隊從未缺席過"漂浮的世界"或"沒有過去的人"。
芬蘭有一句諺語叫做"Jos ei viina， sauna ja terva auta， niin tauti on kuolemaksi"（如果烈酒、三溫暖和焦油無法治愈，那就意味着你身患絕症），這表明芬蘭的酒精成瘾由來已久。音樂一直是阿奇·庫利斯·馬基的最愛，在他的電影中，音樂不僅出現在配樂中，還出現在叙事中，電影開始時是餐廳鋼琴音樂的演奏，然後是餐廳樂隊的很多次，讓電影的大部分音樂變成了環境聲音，加強了音樂與畫面之間的聯系， 以及當時電影中人物對音樂的選擇和特定内心狀态，他對電影的娴熟處理，為電影創造了更強烈的情感渲染。
芬蘭經濟在1990年代并不樂觀，1980年代發展迅速後，1990年代初世界貿易增長進入停滞期，人們喜歡繁榮時期向銀行發放大量貸款，透支消費，導緻大量公共債務積累，進而危及金融市場，并下崗、失業，導緻芬蘭經濟處于蕭條狀态。
這部電影還通過借用電視、借用沙發、銀行倒閉等現象，讓我們揭露了生活在芬蘭的勞工為生活而奮鬥的困難，通過對這些底層勞工、勞工階級生活的描寫，來反映當時社會中隐藏的地方和問題，阿奇·考裡斯馬基電影的拱門和問題， 而結尾的"完美結局"，是這些小人物對生活的理想追求的展現，也是導演對自己感情之後人性化關懷的展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