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乙中短篇小說：屈辱而荒謬的灰暗人生

“就我的閱讀範圍所及，阿乙是近年來最優秀的漢語小說家之一。

他對寫作有着對生命同樣的忠誠和熱情，就這一點而言，大多數成名作家應該感到臉紅”。

當北島冷不丁說出這段話時，我們并不知道他熱情贊頌的正是那位名叫艾國柱的江西小警察。

畢竟，對于習慣在文學期刊中披沙瀝金的人來說，阿乙的名字還有些陌生。這位“半路出家”的寫作者，據說“以26 歲的高齡開始狂熱的閱讀之旅”，

“從加缪出發，途經卡夫卡、昆德拉、卡爾維諾和巴裡科，遠達加西亞·馬爾克斯和博爾赫斯”。

他常年混迹于論壇部落格，像真正的寫手一樣不斷勞作，肆無忌憚地排列字句和想法，終究為人所識，直至大放異彩。

從《灰故事》到《鳥，看見我了》，再到《下面，我該幹些什麼》，我們有幸見證了這位筆名阿乙的敏感倔強、難逃内心創傷的憂郁青年，

用自己虔誠而酷烈的寫作，直抵存在的本真。他的小說帶着極端的情緒，并以罕見的力量擊中我們的要害。

阿乙的小說大多是酷似通俗故事、法制文學之類長短不一的作品。它們多以偵探小說的形式呈現，其間不乏陰冷血腥的兇殺場景，

但作者并不側重展示依懸疑而設的離奇案件，而是透過事件挖掘人物的精神世界，進而揭示某種深沉宏大、撼人心魄的主題。

阿乙的小說看似是在警察故事之下書寫萬千紛纭的“警察局檔案”，但其實質卻是向自我的敞開，他所有的小說都在書寫隐秘的内心世界。

在那猶如“世界的一段盲腸”的逼仄鄉鎮，他郁積了太多不堪回首的創傷過往和破碎屈辱的個人記憶。

那些看不到天明的孤獨暗夜和小警所裡無止境輪轉的牌桌，連同他那漫長悲哀的刻骨暗戀，以及為了夢想而孤注一擲的出逃之旅，都讓他洞悉了世界存在的荒謬本質。

《極端年月》的主體情節在另一篇小說《情人節爆炸案》中被重寫了一遍，這種意味深長的“重複”，表明了它在阿乙心目中的重要地位。

《極端年月》囊括了阿乙小說的基本主題。這篇小說兼具警察和罪犯(或“自殺者”)的雙重視野，

一方面講述了屈辱不堪直至被生活擊潰的卑微之人懷着必死之心走向自戕和殺戮之路，

他們選擇在情人節制造一次爆炸，進而将自殺變成一次聲勢浩大的極端事件。

正如小說所言的，“弱者的不安心态，很容易轉化為對工具的迷戀”，而炸藥是他們反抗的最後砝碼。

此外，同樣的叙事重心還展現在小說的另一方面，即小警察的視角之上，這個人物在逼仄的小縣城承受的長久壓抑，

以及失敗的戀愛造成的心靈創傷，都可視作阿乙個人經曆的寫照。這些創傷性的事件，使得原本就無聊至極的生活更顯得屈辱荒謬：

沒有勇氣自殺，隻能卑微地活着，默默承受這巨大的空虛，這也使得“出逃”變得更加迫切。

阿乙總是将目光鎖定在令人窒息的沉滞小鎮上。

《意外殺人事件》中的紅烏鎮、《鳥，看見我了》裡的清盆鄉、《小人》中的雎鸠鎮、《拉小提琴的大人》裡的莫家街，都是阿乙小說慣常的地理空間。

或許惟有小地方的寂寥，方能顯現出人物内心的屈辱和荒蕪。

阿乙曾多次談到，他是如何在鄉村小警所的麻将牌局中驚人地洞見自己極度無聊的永生的，

“有一天，艾國柱、副所長、所長、調研員四個人按東南西北四向端坐，鏖戰一夜後，所長提出換位子，重擲骰子。四人便按順時針方向各自往下輪了一位。”

就在那一刻，他絕望地看到了自己一眼便能望到盡頭的人生。這個場景後來多次出現在他的小說《在流放地》《意外殺人事件》之中。

如果說牌局是阿乙破解人生荒謬真相的密碼，那麼暗戀及其失敗則加速了這一真相的敞開過程。在阿乙那裡，暗戀也是一個緻命的“創傷性事件”。

“我賦予暗戀者以偉大，是因為自己曾承受這樣的恥辱”，阿乙這樣說道。确實，8年的青春年少，使作為暗戀者所遭受的挫敗、屈辱和心靈創傷，被阿乙深藏在心。

他曾在散文《偏執》中袒露了這段屈辱的過往。小說《男女關系》則将其戲劇性地“再現”出來。

在這個短篇小說中，兩個已屆中年的男女同學在另一個同學的葬禮上重逢，昔日的愛恨早已泯滅，剩下的隻有彼此滄桑的戀棧和詞不達意的調情。

一番頗費周折的攻守之後，這對熟稔遊戲規則的男女按部就班地上了床。然而，這個舊夢重溫的場景在小說的最後終于顯露出猙獰的面目：

“在青春的馬車沖過去後，衰老和死亡像兩兄弟般慢慢走來。我看着李梅躺在床上像一具屍體，

有着黑葡萄似的乳頭、冒着黃油的腹部和醜陋險惡的下身，惡心極了。而她就像人類的真相，松弛着皮膚和肌肉，走進衛生間。我看見死神跟了進去。”

為了那驚心動魄的一眼，故事的男主人公葬送了自己滄桑的一生，傳說中刻骨銘心的暗戀注定隻是不名一文的神話，而最後，這個神話終将破滅。

阿乙善于以鳥的視角俯瞰大地、開啟全篇，“大鳥”酷似悲憫的上帝之眼，卻極無情地靜觀芸芸衆生的荒謬表演。

阿乙有着極度的敏感、卑微的出身、無聊的經曆和屈辱的創傷體驗，這些都讓他絕望地認識到人生的荒謬本質。

他重新打量這個世界，發現每個人的背後都有一段無盡空虛的庸常歲月，他們或者在無聊的生活中等待着一次奇遇，或者為了某種卑微的夢想而執著地追求。

《自殺之旅》中的張家民因生活的懈怠和難挨而陷入無聊至極的空虛，為求解脫，他義無反顧地走向了“自殺之旅”，卻終究沒有勇氣。

最後，悲壯的“自殺之旅”轉變為一次倒人胃口的嫖娼，而屈辱的人生還得延續下去。

《1983年》中的江火生絕望于自己被規劃的人生卻無力抵抗，在無所事事之中偶遇搶劫，稀裡糊塗地卷入其中，進而被判刑勞改，

出獄後終于成為一名真正的混混，卻無力保護自己的老婆和孩子，最後，潦倒落魄的他曆史輪回般地遭逢了那張帶來災禍的“角票”。

《小人》從何老二之死引出被冤枉的馮伯韬，最後将屈辱的重擔落到兇手陳明羲身上。這位卑微的小人物，因父親的尿毒症無錢醫治而走上了殺人之路。

《都是因為下了雨》中的農霞因為一場不合時宜的雨水，而不得不穿上“和内褲一樣”，“幾乎是不能展示出來的”藍色球褲來上學，這使她遭受了因物質匮乏而導緻的尊嚴喪盡的瞬間。

在《隐士》中，因為貧窮，範吉祥的求愛被劉梅梅拒絕，他複仇似的發奮讓劉梅梅看到了擺脫農村的希望，然而他們之間的愛情悲劇卻早已注定。

通過卑微者的歌哭來反思當代鄉村的命運，亦是阿乙小說的重要面向。

在《阿迪達斯》中，表面上鄉村青年李小勇于連式的自我奮鬥，來自于對以“阿迪達斯”為代名詞的物質主義的迷戀，

但其内在的惶恐則是“害怕在那個夜晚隻聽得見狗叫的鄉村自行枯萎了，像我默默無聞的先祖一樣，葬在山上”，阿乙寫出了鄉村理想的凄婉與無助。

而《糧食問題》中的李志，被“你是什麼糧”的問題深深觸痛，也正因這種屈辱，他不得不以極端的方式來抵抗他者的目光，走上自我損毀的不歸之途。

值得一提的是《楊村的一則咒語》，小說設定的故事情境極為巧妙，它從一個簡單的切口打開了照見人心痼疾與悲苦的視窗。

因為一次争吵中的“毒誓”，鐘永連這個可憐的女人固執地相信兒子的命運将與此相關，她的焦灼和恐懼，悲切的呼告和絕望的掙紮，也在這種愧疚不安中鋪展開來。

直到兒子真的離奇死去，苦苦折磨她的那則咒語才因最終顯靈而宣告結束。确實，還有什麼比這種齊澤克式的“實在界的應答”更讓人驚懼的呢？

然而，小說畢竟無意探讨過于玄虛的因果報應之事，而是在對叙述本身的強調中刻畫人物的内心世界。

小說的亮點還在于，從這種“抽象”的寓言故事中不動聲色地揭示了些許“具體”的元素。小說中的國峰之死呈現了驚人的景象：

“她捉的不是人手，而是死狗、死魚、死貓、死耗子、死泥鳅，她的指頭沾滿滑爛、臭烘烘的脂肪。她的大拇指正死摳着兒子破爛的手腕，直抵白森森的骨頭。

他的手臂全然紫掉，像茄子那樣紫，一劃就爛。她推上他的羊毛衫，身上也這樣，紫色的血管像是紫色運河，在胸口縱橫交錯。

等到她匆忙爬上去從後邊抱起他，他的頭顱已像被斬，猛然垂落，在那被迫張開的嘴裡，嘔出一股化肥才有的氣。”

這是一具被艱苦勞作和惡劣環境所毀滅的肉身，而這一切所照見的則是當下農民工的生存現實——

這或許正是這個籠罩着神秘主義色彩的宿命故事背後所包含的現實意義。

正如阿乙所言，“太陽隻有在寒冬盡頭才會散發出巨大暖意”，生命的終極是虛無，毀滅才是終止存在之荒誕的惟一途徑，這是阿乙死亡美學的核心所在。

《意外殺人事件》講述了6個被生活擊潰的本地人在一個不同尋常的夜晚，與另一個萬念俱灰的外地人狹路相逢的故事。

一次突如其來的遭逢，終于演變為瘋狂的殺戮。偷情被抓的超市老闆、遭羞辱的妓女、過氣流氓頭子、卑微的小警察、因單戀而發瘋的侏儒以及意氣用事的傻子，

都“被放逐在黑夜的荒鎮”，等待着那個因遺失了治病錢而報案無門，最後陷入狂怒絕望的外地人，當然，還有他手中揮舞的刀。

在那個時刻，這6個本地人和一個外地人都不得不以決絕的勇氣來反擊尊嚴喪失的命運，走向自我損毀的絕望之途。

小說以血腥的方式，告訴我們個體的精神暗疾是如何被催生出來的，也讓我們領悟了世界的荒謬本質。

“我輸出的是永恒的荒謬。我鼓勵讀者接受荒謬，而不是逃避。”作為阿爾貝·加缪的迷戀者，阿乙總是試着将自己的故事寫得像那位存在主義大師一樣冰冷、陰郁。

然而，如何抵禦這荒謬的世界？阿乙曾在小說《先知》中嘗試回答這一問題。這篇小說以農民朱求是寫給社科院袁笑非博士的一封信為主要内容。

這位自命不凡的瘋子，懷揣着諸多有關懷才不遇的狂想，更有着關于人類社會的驚世駭俗的藍圖，

他思索着如何在時間的滾滾洪流中尋求生命意義的大問題，給出的答案是，殺死那無窮無盡的時間，以此來抵抗空虛。

小說似乎想借助瘋狂者之口講述世間存在的真相，卻以反諷的語調思索了關于時間、生命和存在的辯證關系。

阿乙對“時間殘忍的鞭痕”心存畏懼，因而義無反顧地走向與時間“對砍”的道路。如何“殺時間”？出逃是一種方式，殺人是另一種方式。

基于這樣的想法，阿乙有了自己的第一部長篇小說《下面，我該做些什麼》。

小說中的“我”是一個飽受時間折磨的空虛之人，除了用殺人來尋找一絲充實感之外，他不知道該幹些什麼。

小說以“零度情感”的方式展示了精心設計的謀殺、忐忑驚險的逃亡以及法庭上令人窒息的最後陳述。

小說最後，“我”的法庭陳述雖振聾發聩，但相對于阿乙之前小說所自然流露的驚人力道，這個小說太刻意地依照加缪之筆設定存在主義議題，

表達的隻是作者強勁的觀念，而非刻骨的人生體驗，因而其激動人心的力量也相對有限。

阿乙曾坦言自己“身上有鬼氣”，“心理陰暗的人隻能寫出陰暗不安的東西”，許多評論者也已指出了阿乙小說的這種灰暗色調。

确實，他如此迷戀暴力和兇殺，或許他真的認為溫暖是蒼白無力的，而真正能夠了解無聊人生并且終結與生俱來的不平等之法的惟有毀滅。

他一再聲稱“容易在光明和溫暖裡看到更大的虛空”，而痛苦和絕望反而更具實感。

盡管阿乙筆下的灰暗，隻是讓人“對人世中荒謬的東西多一點尊重”，但讀來仍然令人心有餘悸。

正像他所說的，“我仍舊走在黑夜裡。我仍珍惜這黑暗，即使黎明遲遲不來”。

在與個人經曆休戚相關的故事模式和略顯重複的情感基調之外，人們更希望看到一個複雜多面的阿乙。

最近，聲名不再寂寞的阿乙終于發誓要寫一部“溫暖到讓人戰栗”的小說了，這或許會是一次改變的契機，不禁令人熱切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