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雖然沒有國界，但是學者卻有自己的祖國。”
這是法國著名的微生物學家，微生物生理學的開創者路易斯巴斯德的名言。
學者的背後，身靠的是國家還有那千千萬萬的祖國同胞，中國現代數學之父華羅庚亦曾以“梁園雖好，非久留之地”來闡述自己的赤子之心。
送學者，出國門
1978年，是20世紀中國第三次曆史巨變發生的一年，也是改革開放開始之年。
彼時，劉達擔任清華大學校長兼黨委書記，在一次會議上表達作了“關于清華大學的工作彙報”。
也就在其彙報結束，鄧小平提出：
“我贊成留學生的數量增大，主要搞自然科學，要成千成萬地派，不是隻派十個八個……這是五年内快見成效，提高大陸科教水準的重要方法之一。”
時間漫漫，出國留學的事物多而雜亂，想要一時之間恢複，并予以實施，屬實不易，但是中國人的骨子裡，好像總是有那麼一分不甘還有那麼一絲倔強。
分管這件事情的是教育部外事局副局長李瓊，他和同僚們不僅在兩個月的時間内完成了規劃，還組織了公開的出國考試。
教育部按照鄧小平“五年内見成效”的指導思想，決定先在國内知名高校的青年教師各大科研院所的青年骨幹中挑選留學人才。
所有工作都在緊鑼密鼓地有序完成，但是李瓊的心裡其實也惴惴不安，如此興師動衆，倘若這些人不回來了怎麼辦？
工作工作上一絲不苟，心裡卻始終懷有這一疑問，鄧小平許是看出了教育部的憂思。
“你們不要怕跑，就是跑了十分之一，還有十分之九，如果派一萬人跑了一千人回來的，還有九千人，你們要大量的派，不要怕。”
鄧小平的這一番話徹底打消了衆人的疑慮，更加勤勉的，為送“學子出國門”而努力着。
層層選拔，出國進修
選派留學生赴美學習，在各高校中選拔人才，各校均可派人參加選拔。
按照國家的訓示，這批學者要出國學習兩年科學知識，其中“英文”就是非常重要的一項，與人交流，學習知識，語言不通是無法繼續的，是以“英文”成了選拔的第一道大坎。
在政治審查的基礎之上，交由各系系主任進行第一輪篩選，随後學校，教育部會分别組織考試，三輪均過才可進入下一輪。
而選拔結束之後，這些學者都将進入語言學校進行出國前的學習，專門講解一些關于出國的注意事項。
在第一堂課，老師的第一句話便是，“不要以為選上了就等于出國，外交一旦有風波，你們随時可能走不成。”
學習結束之後，52個人，分成五個小隊啟程，當時中美還沒有通航，遠赴美國隻能先到巴黎，再從巴黎到紐約，最後到華盛頓旅途，就這樣将近20個小時，學者們才算正式抵達美國。
随身攜帶的除了教育部有關申請簽證的信件之外，還有一筆50美元的費用。
“50美元”如今看來，或許有那麼些許的可笑，人均不到1美元，根本就起不到任何作用。
可是在那個年代，國家經濟并不發達的情況下，這50美元雖無足輕重卻滿含國家對這批學者們最深的期待。
威斯康星大學，學習、分享
作為總領隊的柳百成，獨自一人去了威斯康星大學，這個學校吸引他的點在于其強有勁的鑄造學科，在美國赫赫有名，當屬第一。
柳百成在威斯康星大學學習了一年半，最後一個學期轉到了麻省理工學院材料與工程學系學習。
在美國學習的這段時間以來，柳百成接觸到了許多以前從未接觸到的東西，掌握了一批世界最先進的材料分析儀器，對于研究材料的微觀世界有了進一步的看法。
當柳百成第一次在房東太太家看到她八九歲的兒子在玩蘋果電腦時，這個四十多歲的中年人，仿佛一時之間打開了新世界的大門。
新奇，有趣，從未見過，卻被其深深吸引，柳百成仿佛能夠看到不久之後，電腦會在這個社會上掀起怎樣的風波。
于是，柳百成當下便決心要學計算機，40多歲的身體，腦力跟體力遠遠比不上年輕人，計算機進階語言本就諱莫如深。
柳百成卻不願輕易言棄，光看書不行，就學着自己編寫程式，40多歲的年紀跟20歲的大學生們一起研究計算機。
感謝于美國機房的24小時開放，那段時間，柳百成幾乎每晚8點都會帶着一杯咖啡到機房，編寫程式到淩晨兩三點方才罷休。
柳百成在學習知識，擴大自己的眼界的同時，與國際學術界建立起了長遠的聯系，不單局限于威斯康星大學、麻省理工學院的學習。
還通路了密歇根大學、凱斯西楚大學、哥倫比亞大學與世界各國的同領域專家建立了親密的合作關系，通路了通用汽車公司技術中心福特汽車公司技術中心，工程機械巨頭卡特彼勒公司。
不得不說，在美國學習的這段時間，柳百成所積攢下來的東西以及人脈均為其回國後的工作提供了十分重要的支援。
随着“中美正式建交”，美國也掀起了一股“中國熱”，身在其中，作為中國人的柳百成理所當然地成為了讨論的中心。
不僅有人特地來電請柳百成吃飯，了解關于中國點滴，甚至柳百成還被邀請前去參加演講，媒體采訪等活動。
柳百成對于這些一向是來者不拒的，作為一個中國人，力所能及地向外國友人宣傳關于中國的真實情況自是本分。
美國學生對于中國總是有着這樣或者那樣的疑問，柳百成總是在不厭其煩地回複他們的同時還不忘維護國家的形象。
2012年，威斯康星大學上司來北京還成專門給柳百成頒發過一份證書：
柳百成是中國大陸第一位到威斯康星大學學習的人士，也是中國第一批到美國通路學者之一。
赴美留學，改變一生
楊威生，1959年畢業于北京大學實體系，後留校任教，1978年在國家做出派遣學者赴美留學的決定之後，楊威生也接到了去參加英文考試的通知。
雖然楊威生大學，學的是俄文，英文程度有限，但是依然取得了考試及格的好成績，成為了首批赴美通路學者之一。
第一次出國門，一切事物對于楊威生來說無疑是新奇而又有趣的，在飛機經停巴黎的時候，楊威生第一次看到如此進階的洗手間。
楊威生與北大實體系的另一位老師戴遠東一起，來到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在那裡楊威生開啟了自己在美國的學習生涯。
第一次參加記者招待輝會時，楊威生緊張不已，隻能一知半解的聽懂一點，結結巴巴地說那麼兩句。
最開始，楊威生隻敢坐在辦公室裡面，很少與人交流，每天除了早起的“Good morning ”之外，基本上什麼都不會。
看着身邊圍繞着的美國學生，想着自己作為中國派遣學者的身份，楊威生一刻都不敢休息，頭年，為了提高英語水準，楊威生幾乎一天二十四小時不間斷地聽廣播，鍛煉口語。
為了強迫自己提高英語水準，哪怕彼時美國已經有了些許的中文讀物，楊威生卻甚少翻閱，許是害怕動搖自己學英語的決心，每次到圖書館之後，總是優先選擇英文讀物，離那些中文版遠遠地。
一年的時間，楊威生的英語水準得到了很大的提高，由于天天聽廣播，也造就了楊威生“資訊通”的身份。
楊威生遠渡重洋，與家人分離，在美國期間飽受思鄉之苦，但是學問研究卻是他在這期間最開心的事情。
當楊威生第一次進入到美國的實驗室，看着擺放的一個個先進的儀器時，震驚不已，欣喜不已，豔羨不已。
一整個房間的裝置，滿滿當當，見過的，沒見過的，擺在那裡，楊威生一次又一次地感歎美國研究條件的優渥。
隻要有時間接觸儀器，楊威生就會立刻抓住機會學習使用，有人在一旁時，就孜孜不倦地詢問，沒人教時，就自己一人看說明書，獨自研究。
在美國期間，楊威生從來沒有虛度過時間，每天楊威生都在孜孜不倦地學習， 總想着多學一點，多看一點。
時間一長，周圍的人也都看到了楊威生的付出和努力，指導教授甚至決定聘用楊威生擔任自己的研究助理。
雖然受到了美方的重視和聘用，但是楊威生心心念念的始終是中國，這個生他養他的國家，還有那在大洋彼岸等着自己的回歸的家人。
因為指導教授的聘用，楊威生在美國呆了第三年頭，并在其回國之前，用最後一年積攢下來的工資買了一台AppleII型計算機當作禮物帶回了北大實體系。
鬥轉星移，白發蒼蒼的72歲的楊威生，在北大的校園裡，看着無邊無際的天空，蔥翠的樹木，感歎。
“改革開放給予我們機會，我們抓住了這次機會，在美國的三年改變了我的一生。”
初出國門，幾多甘苦
對于王靖華來講，去美國做通路學者是個好消息，又是一個大難題。
按着研究人員多身份，能夠出國，了解到美國的最新進展學到更多的知識，自是再好不過，按着為人夫，為人父，為人子的身份，兩個孩子還很小，父母年邁就這麼将他們扔下屬實有點不道地。
一番糾結，國家有命，不能不從，最後王靖華還是克服了種種困難，登上了遠赴美國的飛機，開啟了自己為時兩年的學習生涯。
在美國期間，國務院總理臨行之前的兩句話一直讓王靖華記憶猶生。
一是“你們到了國外生活上有困難，要自己主動反映”，二是“希望大家都能學成歸國，畢竟國内有鐵飯碗，生活是有保障的”。
在美國留學期間的日子其實并不好過，彼時國家在針對留學生的待遇方面，許多都在初探階段，各種政策也在不時的調整。
在美國期間由于政策的調整，中國留學生的人生安全得到很大的保證，王靖華也是以得以參加聚會，參觀各地的景色。
雖然，生活上有些捉襟見肘，但是王靖華在紐約大學柯郎數學研究所内的學習，研究卻從未見松懈。
由于通路學者的身份，王靖華并沒有什麼關于課程和考分的硬性規定，但是王靖華也并沒有是以而放任自己，反而更加勤勉。
“國家送我們出國不容易，如果不能學到新知識，自己會覺得有愧于祖國。”
想來這也是每一位通路學者的心聲。
在美國期間，王靖華除了在辦公室，圖書館内做研究，聽一些講座和研究所學生課程之外，去的最多的地方就是紐約第五大街著名的 Barnes&Noble 書店，他總會在那裡發現那麼幾本“珍寶”。
時間荏苒，當時間期滿，王靖華收拾回國之時，帶了一台18英寸彩電和一台兩個喇叭的收錄機，都是些那個年代難得一見的新鮮貨。
1981年，52位赴美留學的學者陸續回國，沒有一個人滞留在美國，回國之後，他們成為了各個行業的領軍人物。
52個人中，有七人當選為中國科學院或中國工程院院士，他們獲得衆多的國家科技進步一、二、三等獎，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人在高校中耕耘培養出難以計數的科研工作者。
首批赴美留學的這段經曆，對于這52人來說是十分難得的，亦是此生難忘之幸事，每一位學者回憶起這段經曆時，臉上總是挂着緬懷的笑容。
曹小平曾經感慨的說道，“真的感謝那次赴美留學的機會，它給了我很多，也改變了我很多。”
在美國學習科學知識，學以緻用，将書本上硬邦邦的知識轉變成屬于自己的才能，用于國家的創造和研究之上。
愛因斯坦曾說過這麼一句話，“如果我的相對論證明了，德國會宣布我是個德國人，而法國會稱我是世界公民，但如果我的理論被證明是錯誤的，法國會強調我是個德國人，而德國會說我是個猶太人。”
科學無國界，科學的探索不受國籍限制，人人都可接觸，可是科學家有祖國，科學事業的發展和科學家的命運均與祖國有着密切關系。
科學家與祖國本就是個命運共同體，隻有國家強大了，科學家的地位才能提高，首批赴美留學生深深感念國家的付出，此後一生以己之能為國家的科學事業奉獻始終。
如今，隻想熱淚盈眶說一句：壯兮，我大中華！
參考文獻：
《1978留學改變人生》
《親曆者柳百成四十年前，我們52人赴美留學》201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