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文學史筆記：08秦漢文學

第一節 漢代作家群體的生成

一、解讀辭賦的風尚。

二、漢代采用推薦和考試相結合的辦法錄用人才，西漢朝廷诏舉賢良方正，州郡舉孝廉秀才，東漢又增加敦樸、有道、賢能、直言、獨行、高節、質直、清白等科目。兩漢拔人才重學問品行，也不排斥對有文學創作才能者的錄用。

三、諸侯王招緻文士；皇帝愛好詞賦，進獻辭賦之風；外戚招納文學家做幕僚。

四、某些文化機構的設立，如樂府（職能是搜集各地的歌謠樂曲，同時也組織文人創作詩歌）；東漢洛陽東觀（主要工作是校雠經書）；鴻都門學是靈帝光和元年（178）在洛陽設立的皇家學校，專門學習辭賦書畫（這種專門培養文學和藝術人才的學校，在曆史上是首創）。

五、遊宦風氣。西漢早期遊宦活動主要在諸侯王間進行；武帝朝至東漢初，遊宦風稍衰；東漢中後期又成為時尚。

第二節 漢代文學的基本态勢

漢代文學多元化的發展趨勢。

一、包括宇宙、總攬天人、貫通古今的藝術追求。作品追求廣大的容量、恢宏的氣勢和巨麗之美。

二、漢代文人普遍具朝氣蓬勃的進取精神，懷着建功立業的願望，追求人生的不朽，貴于名行，為實作人生理想，不惜犧牲生命，漢代文學作品中貫穿着一種自強不息、積極向上的精神，保持着激揚高昂的格調。

三、把聖主賢臣的結合作為自己的理想，如王褒《聖主得賢臣頌》。

四、士人命運還和時代、形勢密切相關，漢代文學對曆史機遇和個人命運的關系作了形象的展示和精辟的論述，《史記》及許多抒情賦在表現曆史發展必然性和個人命運偶然性兩者的關系方面有較大的深度。西漢昌盛期，失意文人感歎生不逢時，如董仲舒《士不遇賦》、司馬遷《悲士不遇賦》，都以“遇”和“不遇”為主題；西漢後期始，文人慨歎更多集中在命運方面，轉到對自身命運的關注；東漢衰落期，則由功名未立而嗟歎生命的短促，如《古詩十九首》。

五、批判與贊頌的更疊。批判秦朝暴政，對曆史進行反思，是漢初文學的重要内容，如從賈誼的政論、司馬相如的《哀二世賦》，司馬遷的《史記》；武帝始，轉入本朝理論體系的構築，文學也轉入對現實的關注，歌功頌德、潤色鴻業成為西漢盛世文學的主要使命，如大賦；東漢始再度批判，如王充、王符等人的政論，郦炎、趙壹、蔡邕、祢衡等人的詩賦，批判對象包括神學目的論、谶諱宿命論、鬼神迷信、社會黑暗，及傳統價值觀、人生觀。後期對現實的批判更具有深度、廣度和力度。

六、漢文人地位也經曆從獨立到依附、再到獨立的過程。漢初枚乘、鄒陽等人具獨立人格，兼有文人和縱橫家品性；武帝始，對文人倡畜之，東漢時外戚招幕僚也不自由，多數是文人兼學者型；西漢末年起，人格獨立的精神又萌生，揚雄、班固、張衡等努力按照自己的理想創作；東漢後期趙壹、祢衡等人任性使氣。漢代人經曆了屈從、依附之後，又向個性獨立回歸，并達到更高層次。

七、濃郁的浪漫色彩。西漢時文人一方面對現實世界予以肯定，另一方面幻想和神靈世界溝通；東漢後浪漫色彩減弱，理性精神增強。

八、民間創作和文人創作興旺，互相促進。五言歌謠采入樂府，成為樂府歌辭，碑文人有意模仿，出現文人五言詩，民間五言詩在文人五言詩影響下走向成熟；史傳文學也留下了民間創作和文人創作相融彙的痕迹，如《史記》、《吳越春秋》。

第三節 漢代文學與經學的雙向互動

一、鋪張揚厲的文風和繁瑣的解經習氣。西漢學校教育是經公孫弘倡導發展起來的，朝廷置博士官，立太學，郡國置五經率史，目的是培養經師和各級官吏。

二、浪漫的文風和經學的虛幻性。

三、漢代文學重摹拟，缺少創造性，漢代經學重承襲，前漢重師法，後漢重家法。

四、漢代文學經曆了由繁到簡的發展過程，東漢初經學界删繁就簡之風興起。

五、經學對文學思潮的影響，文學思潮很大程度上是經學的延伸和具體化。《毛詩序》闡述的基本觀點，成為漢代文學思潮的靈魂和主調。《毛詩序》主張詩歌要“發乎情，止乎禮義”，用儒家的倫理道德來規範情感的表現。它強調詩歌的諷谏教化作用，将其功能歸結為“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有“工具論”色彩。漢代文學批評主要以此為尺度，對文學現象作判斷；對屈原及其作品和漢賦的評價，都是從經學的基點上立論，以經論屈騷，以經論漢賦。

六、司馬遷繼屈原的“發憤以抒情”提出的“發憤著書”說，把文學創作視為抒發抑郁之情的方式。

第四節 漢代文學樣式的嬗革及分期

一、文體。

（一）賦。

1、最具有代表性，介于詩歌和散文之間，韻散兼行，是詩的散文化、散文的詩化。

2、借鑒楚辭、戰國縱橫之文主客問答的形式、鋪張恣肆的文風，吸取先秦史傳文學的叙事手法，且往往将詩歌融入，有四言、五言和七言。

3、文體來源多，是綜合型的文學樣式。枚乘《七發》标志着賦正式形成，司馬相如作品代表賦的最高成就，西漢後期賦主要作家是揚雄，班固的《兩都賦》、張衡的《二京賦》是東漢賦的力作，張衡《歸田賦》開創抒情小賦的先河。

（二）楚辭體作品沒有新發展。許多楚辭類作品依傍屈原，和新體賦形成大體明确的分工：新體賦主要用于正面的贊頌諷谕，楚辭類作品重在詠物抒情（多抑郁之情），格調和《離騷》相近。之後逐漸與新體賦合流，總稱辭賦，楚辭類作品稱為騷體賦，有時也以賦命名，賈誼的《吊屈原賦》即是其例。

（三）叙事散文文體有較大發展。《史記》以人物為中心反映曆史，創立了紀傳體，《漢書》使之完善；《吳越春秋》強化史傳作品的文學性，是曆史演義小說的濫觞；碑文是品核人物風氣下成熟的新文體；馬第伯《封禅儀記》是現存最早較為完整的遊記。

（四）新的詩歌樣式--五言詩。西漢時期多見于歌謠和樂府詩，文人五言詩在東漢大量出現，東漢五言詩已經成熟。

（五）七言句子西漢時大量出現在鏡銘、識字課本等載體中，有的已是标準的七言詩句，辭賦中往往雜七言詩句或七言段，有些已可視為首尾完整的七言詩。附屬于漢賦的七言詩通常是句句用韻。

二、分期。

（一）初創期：高祖至景帝。

1、多種文體基本沿襲戰國文學餘緒，同時又有新因素萌生，出現《七發》等作品；漢初政論受戰國說辭和辭賦的影響，多氣勢磅礴，感情激切；楚聲詩用于宮廷祭祀，成為廟堂之曲。

2、代表作家賈誼和枚乘，辭賦和政論成就較高。

（二）全盛期：武帝至宣帝。新體賦定型，出現以司馬相如為首的辭賦作家；史傳文學發展到高峰，《史記》撰寫完畢；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思想統一，政論散文也由越世高談轉為本經立義，在風格上向深廣宏富，醇厚典重方面發展；樂府強化，大量民歌被采集、記錄下來，宮廷文人創作樂府詩。

（三）中興期：元帝到東漢和帝。辭賦創作掀起第二次高潮，出現揚雄、班固等辭賦作家；《漢書》成為繼《史記》之後又一部重要的傳記文學作品；經學深入人心，模拟風氣嚴重；《論衡》倡導“疾虛妄”的批判精神。

（四）由盛轉衰期和轉變期：安帝到靈帝。從張衡開始，抒情短賦出現，京都大賦發展到頂點；趙壹、蔡邕、祢衡等人辭賦貼近現實，批判精神強；五言古詩進入成熟階段，《古詩十九首》代表文人五言詩最高成就，對生命、命運及價值重新發現、思索和追求，整饬華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