沁園春
宋·陳人傑
南金又賦無愁。予曰：丈夫涉世，非心木石，安得無愁時？顧所愁何如爾。杜子美平生困踬不偶，而歎老嗟卑之言少，愛君憂國之意多，可謂知所愁矣。若于着衣吃飯，一一未能忘情，此為不知命者。故用韻以反騷。
我自無憂，何用攢眉、今憂古憂？
歎風寒楚蜀，百年受病；
江分南北，千載歸尤。
洛下銅駝，昭陵石馬，物不自愁人替愁。
興亡事，向西風把劍，清淚雙流。
邊頭，依舊防秋，問諸将君恩酬未酬？
怅書生浪說，皇王帝霸；
功名已屬，韓嶽張劉。
不許請纓，猶堪草檄，誰肯種瓜歸故丘？
江中蜃，識平生許事，吐氣成樓。
詞前小序在說明寫作原因、否定人生“無愁”之說的同時，指出有曆史使命感的人應當有高尚的憂情愁懷。詞人之友林南金繼寫“愁”詞作之後，又寫了一篇詠“無愁”的詞作。詞人以為大謬，指出人心既非木石，一經涉世，必然有愁。故作詞予以反駁。在肯定有“愁”的前提下，接着觀察分析人們“所愁何如”。他認為杜甫平生經曆了常人少有的坎坷窮困，而“歎老嗟卑之言少，愛君憂國之意多”，可以說是深知“愁”的内涵和價值。如果是因為穿衣吃飯之類的個人小事去“愁”，這就是不懂得自己的人生使命。序中所表明的作者“有愁”、“知愁”的思想，統領了全詞。
詞人在詞首就用反問句式表明自己的觀點：我本來無憂無愁，何以攢起眉頭，憂今憂古呢？反駁了林南金的“無愁”說，又以此“憂今憂古”引發下文：“歎風寒楚蜀，百年受病；江分南北，千載歸尤。”此為憂今。屬于古楚國、蜀國的湖北、湖南、四川、陝西一帶，在南宋初年，就受到金人的侵略，遍地哀鴻，一片凄涼，百餘年來，兵禍不息，今天又遭蒙軍鐵蹄。如今江北失陷，國分南北，千載以後，當人們提起這段曆史的時候，也會予以責怪。“洛下”三句為憂古。《晉書·索靖傳》載：索靖預感天下将亂，曾指着洛陽皇宮門前的銅駝說，會看到它在荊棘之中的。“昭陵”為唐太宗陵墓，陵前有石馬八尊，傳說此八駿曾化作神兵為玄宗部隊助戰，以至石馬渾身汗水淋漓。銅駝、石馬無有生命，本不知愁，是人為使其具有憂愁、悲哀的色彩。詞人也由此預感南宋危局将至。“興亡事”以下三句，意進一層。在國家興亡的關鍵時刻，詞人憂愁至極，隻能臨風把劍，“清淚雙流”。
上片歎今憶古重寫憂愁，過片度勢審己重寫憂憤。“邊頭”以下三句，寫邊防吃緊，對受恩于君的“諸将”提出質問。古代北方遊牧民族南犯中原，多取莊稼成熟、戰馬肥壯的秋天，故曰“防秋”。南宋君側多有奸佞之臣，精忠報國之才難以發揮，故問“諸将”對“君恩”是否作了酬報。一問之中遣責、嘲諷兼而得之。“怅書生”以下四句将描寫對象由君王大臣轉到文士武官，在國難當頭之際，本該廣用各種人才，而當時即使是那些反對空談性命，崇尚“皇王帝霸”之說，谙于政事的有識文人也無報國之門，功名隻能屬于韓世忠、嶽飛、張俊、劉锜等愛國武将。詞人在自己的一首詠愁詞中也曾議論重耳、劉備之類帝王，可見其也不失為一名喜歡“浪說”的書生。因為自己沒有機會忠效于君國，故由對“諸将”的質問嘲諷轉到對自我身境的惆怅。由惆怅進而轉到以下對那些主持戰事官員的牢騷和憤慨：不準許我們請纓作戰，我們還可以随軍起草抗敵檄文，誰願意象秦東陵侯召平那樣，在國家危亡之時而歸隐種瓜呢？至此，詞人的憂憤之情已經達到極頂。詞人覺得就此收筆，滿腔憂憤便無所寄托，心中仍有不吐不快之感。于是放筆寫道：那江海中的巨蜃啊，你隻要知道芸芸衆生中的不平之事和我等報國無門的憂憤，你也會氣憤至極而“吐氣成樓”的！受感發的蜃吐氣即可成樓于江海之上，詞人之憂憤程度自然是可想而知了。
語意環環緊扣、層層遞進是這首詞藝術上的一個明顯特色。此外，就是詞人之“憂”始終以“愛君憂國”為出發點和歸宿，并且能目通四野，思及古今，達到了登高望遠、沉郁清高的藝術效果。應該點出的是，作者的“愛君”思想有着很大的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