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路向東覓歸途——開國大校李寬和回憶西路軍失敗後尋找黨組織

1937年3月間，教導團被打散後，我們十幾個同志組成遊擊隊，邊打遊擊，邊找部隊。

敵人到處張貼布告和通緝令，抓住紅軍戰士就殺掉。我們東藏西躲，疲于奔命，陷入難以想象的困境。

第三天，我們這支小分隊終于被搜山的敵人沖散了。我孤身一人在荒山野嶺間與敵周旋。當天色漸漸黑下來的時候，搜山的馬匪吆喝着離去。我從山洞裡鑽出來，望着茫茫的天際，想着這悲壯的征程，再看看眼前荒漠的陰森，不禁仇恨滿懷，悲憤填胸。

我這是頭一回獨自離開部隊，離開了并肩戰鬥、患難與共的同志們，真比離開了父母，離開了家園還令人難受。夜風襲來，寒氣逼入。我頓然感到，惡劣的自然條件和敵人窮兇極惡的搜剿，會陷我于絕境。要想方設法去找部隊，再難再險，也要活着回去。我還要繼續跟着黨鬧革命！

敵人每天象篦頭發一樣進行搜，山，情況十分險惡。一天拂曉，我爬到山底下一條黑河邊上，匍匐在大石邊的雜樹叢裡。這時，霧很濃，十幾步就看不甚清楚了。我感到這個地形和這時的天氣對我蔭蔽比較有利，靠近大路，又是山腳，迷霧蒙蒙，敵人很可能疏忽過去。

我正在盤算下一步怎麼辦，不料，一個被敵人追趕的紅軍戰士拼命地朝我躲藏的地方跑過來。雖然他從我身邊跑過去，馬匪卻向我藏身的周圍包抄過來。

我終于在一片罵娘聲中被一個滿腮胡子的匪兵發現了。他先是一驚，繼而狂叫道： “在這裡！”敵人聞聲，端着槍向我攏來。

“哈哈，你這個共産黨到底也沒跑掉，趕快給我出來！”

顯然，敵人把我當成剛才從這裡奔逃奔出去的紅軍戰士了。我已經三四天沒吃東西了，饑寒交迫，全身無力。

但想到能多纏住敵人一分鐘，就可以使那位戰友跑得更遠一些，我牙根一咬，猛然站起，怒目而視．敵人把我團團圍住，步步逼近，見我身上沒有武器，一個老匪兵就大着膽子喊叫： “看你還往哪裡跑。搜！”

幾個兵痞應聲上前，推推搡搡，全身上下搜個遍，把我換糧用的一點鴉片煙全翻出來了。敵人見了這東西，樂得眉開眼笑，你聞聞，他舔舔。

一個匪兵問我： “你是什麼地方人？”

“貴州人。”其實我是福建人，但為了不暴露紅軍的身份，我沒有直說。

“幹什麼的？”

“給紅軍挑擔子的。”

“認不認得徐向前？”

“沒見過。”

“怕不怕死？”

“……”從高台戰鬥後，我們就知道敵人的野蠻行徑。紅軍戰士被抓住，往往問完話後就殺掉。這次輪到自己頭上了。

面對過滅絕人性的馬匪兵，想到自己是為窮苦人而死，盡到了一個共産黨員的責任，心中反倒覺得很坦然，便瞪大了眼睛回答： “随便。落到你們手裡，反正遲早總要死。”

“你不怕死，定是個共産黨！”

“窮人也不是孬種！”說完，我就閉上雙眼。

敵兵用槍筒在我後腦勺上戳了幾下，但好一會兒也不響槍。是不是敵人故意制造恐怖，等着我惜命求饒，拿我開心取樂，再一槍把我打死？

我很快意識到，敵人的捉弄，是對我面臨生死關頭的考驗。作為一個共産黨員，在這樣的考驗面前，絕不能變成軟蛋，要象黨組織教誨的那樣，為了勞苦大衆的翻身解放，甘願獻出自己的生命。

“乓”地一聲，槍響了。我的心一跳，思路被打斷了。可是，身上沒有一點疼痛的感覺，耳邊隻聽馬匪兵發出戲谑的哈哈笑聲。

我睜開仇恨的眼睛凝視着這夥敵人，其中一個對我說： “幹娃子，留下來給我們做事。”另一個說： “算你走運，饒你一命。還不謝過長官不殺之恩。”說着，過來就按我的頭。

我脖子一梗，臉一側，睬也不睬。我周身氣得發抖，真恨不得手中有支駁殼槍，把他們一個一個都點了名。

我被關進一間破漏的土房。裡面已經關了七個人，看上去都象是紅軍戰士，可能和我一樣，也是留下當長工的，真叫人怒火中燒。

一天捱過去，隻給兩頓殘羹剩飯吃，不給水喝。天黑後，睡在冰冷潮濕的土地上。黑沉沉的夜沉甸甸的心，八個人默不作聲，大概都在想着個人的心事。

我陷入迷茫的沉思，敵人難道真的是留下我供他們當牲口一樣地驅使嗎？也許他們真的認為我隻不過是個挑夫。五尺高的漢子，一個共産黨員，怎能受這個屈辱！逃，能逃得脫嗎？往哪裡逃呢？

我翻來轉去，思前想後，漸漸從亂麻一樣的思路裡理出一個頭緒來：隻要敵人不打死我，我就要頑強地活下去。不管走到天涯海角，隻要有機會，我就要逃跑，去找黨，去找部隊。長工也好，牛馬也罷，我要咬緊牙關度過這場劫難。

第二天，我脫下一件破單褂，換了一頓飽飯吃。兩天後，敵人把我們押到甘肅省的張掖縣。

轉移到張掖縣之後，并沒有叫我們服什麼苦役，倒是經常不斷傳來馬匪殺害我紅軍階級兄弟的噩耗。這種精神上的折磨，使人的心裡處于極度緊張的狀态。我再一次感到，這回離革命到底的日子不遠了。

既然死是不可避免了，就更用不着貪生怕死。隻是這樣束手待斃，實在死得太冤枉。我隻想，如在臨死之前，抓住一個馬匪同歸于盡，也算對革命作出最後一點貢獻了。

一天晚上，敵人把我們叫出去。我以為這下該輪到自己頭上了。從難友的臉上看，雖然表情不盡相同，但大概都意識到這一點了。

大家默不作聲，緩緩地在黑夜的街上走着。我們被一根繩索串着，無法逃脫。路上，牆角，連塊大點的能夠砸死敵人的石頭也沒有。看來，隻有赤手空拳拼命了。

我正這樣想着，馬匪兵已經把我們帶進一座大院子裡。一個軍官模樣的人向我們吆喝： “我們的長官負傷了，你們老老實實擡擔架，跟老子把長官送到西甯去。誰不擡，就槍斃，不老實，就抽你！”

聽了這話，緊繃着的神經松馳下來。噢！這次不是被拉出去砍頭，馬匪頭目被我軍打傷了，這就說明紅軍還在戰鬥，沒被消滅，而且可能就在這一帶活動。

想到這裡，心中又産生逃跑找部隊的念頭，不由得長長舒了口氣。

沉重的擔架壓在肩上，我們排成單行在通往青海省的大路上吃力地走着，稍不注意，皮鞭和槍托就落在背上。

一個生病的難友，經不住長途跋涉的折磨， 昏倒在地。滅絕人性的馬匪竟然二話不說，揮刀就砍，将他殘酷地殺害了。

望着倒在血泊中的烈士，仇恨填滿我的胸膛。一定要報仇的強烈願望，使我更加堅定了一定要活下去的信念。一個共産黨人，不怕身陷魔掌，關鍵是要保持革命的氣節，不可動搖為共産主義奮鬥終身的意志。

從張掖經國樂，進入青海省境内，正向俄博行進的途中，我腹痛發，作。開始是隐隐作痛，後來，疼痛加劇，肚子象刀絞一般，兩腳也越來越軟弱無力，肩上的擔架仿佛一下子加重了千斤。

我剛要停下步來，敵人沖過來就是一槍托。我眼前立時映出了前幾天那位倒下去的難友被野蠻殺害的 狀。我不能重複這種無謂的犧牲，我要儲存自己。我硬是頂着難忍的疼痛，踉跄着走到住宿的地方。

到了西甯，關了五六天，敵人又把我們用繩索一串，押解到蘭州。這時雖交四月，但卻毫無春意。

蘭州城廂，斷壁殘垣，滿目瘡痍，寒風肆虐，一片凋零。國民黨九十九師駐在這裡。我們到後來才漸漸知道，敵人把被俘的紅軍都集中到這裡甄别，查黨員，查幹部，查出來就砍頭、活埋。

我清楚地意識到，又一次生死的嚴峻考驗擺在面前。

敵人的威逼利誘，在紅軍戰士身上，顯得是那樣的無能為力。貪生怕死的軟骨頭不是沒有，但敵人從這有限的叛徒身上撈到的油水畢竟也極其有限。

他們黔驢技窮，最後隻好決定把大批紅軍俘虜遣返原籍。敵人的屠刀和金錢沒能暴露我的身份，于是也給我照了相，發了路費，押解着登上還鄉的路程。

和我同時遣返的有九十多人， 大多是江西、福建、湖南、湖北的。一離開蘭州，我心裡就開始盤算，送回老家去，這不是離開虎口又進狼窩嗎？那裡的地主、 “鏟共團”能放過我這個“赤色分子”嗎？再者，路途險阻，迢迢萬裡，隻恐走不出這西北高原，就會凍餓而亡。

想要活， 隻有一條路：逃。隻有回到黨的隊伍裡，才談得上殺敵報仇鬧革命。

我打定了逃跑的主意，每天都注意尋找機會，同時還用心物色夥伴。

在這批遣送的俘虜當中，有一個我在教導團認識的戰士，他是江西興國人，當過技術書記，他的雙腳凍掉了八個趾頭，走路很吃力，我就攙扶他，打尖、住宿時，也盡可能照顧他。他見我在困難中關心幫助他，很感謝我，漸漸地表示了對我的信任，願意跟我閑談。

一次，我有意識地扯到今後前途這個話題，他流露了回家比再去幹紅軍好的思想。看來，他對革命絕望了。這在當時的惡劣條件下，也很難免。又經過兩次交談，他認識上沒什麼轉變，我對他隻好打消了原來的念頭。

一天，我們這群衣衫褴褛蓬首垢面，猶如叫化子一般的俘虜來到了會甯。在穿過縣城街心的時候，我又看準機會，趁押送我們的匪兵不注意時，把流落在會甯街頭的朱良才同志拉進了遣送隊。

敵人是一縣一縣傳遞轉押的，交接并不認真，這倒給了我一個啟發，看來遇到機會逃跑，敵人也不會很快發覺的。

盡管饑餓、疲憊象魔鬼般地纏着我，但争取活着回到部隊，回到黨的懷抱的信念支撐着我，使我經受住了一路上的種種磨難。

那個技術書記也許是出于好心，也許是奚落我異想天開，總是說： “不要當傻子了，苦頭還沒吃夠嗎？你想找部隊、找黨，可是，黨又在哪裡呢？革命何年何月才能勝利呢？”

我和朱良才同志斬釘截鐵地回答：黨在我心中，隻要心中想着黨，立場不離開黨，就一定能找到黨。隻要黨還在，紅軍戰士就殺不光，革命就一定能取得最後的勝利。

大約五月下旬的一天，我們來到西平涼縣城二十多裡的蒿店。這是一個小鎮，四面都是山，大路從鎮中穿過。敵人把我們關在鎮北面一間老鄉的房子裡。

走了一天，疲憊不堪，吃了點東西，大家就東倒西歪地蜷縮着靠牆躺下，有的人在睡夢中還不時發出痛苦的呻吟。我雖然又累又困，但因有逃跑的心事，一時難以入睡，期待着逃出牢籠的機會。

我永遠也忘不了這一天。就在亂哄哄吃早飯的時候，我們四人借上廁所之機，跑出了小鎮，一直向北跑去……新的轉折，新的希望，新的鬥争生活，就是從這裡開始的。

我們終于如願以償，重新回到紅軍戰士的行列，回到黨的懷抱。當我們到達援西軍司令部，見到任弼時同志、劉伯承司令員、張浩政委等親人的時候，在敵人殘酷折磨和淩辱面前，從沒掉過一滴的眼淚，竟不能自己地奪眶而出。

從被俘到死裡逃生，兩個月裡飽嘗了辛酸苦辣，隻因黨象一束陽光照亮我的心，才使我熬過了重重苦難，如今回到親人身邊，積在心中的千言萬語，我隻揀了最要緊的一句傾訴出來：黨為勞苦大衆謀解放，我要跟黨永遠鬧革命。

李寬和(1913——2001）福建清流縣長校人，1930年6月參加紅軍，1931年參加中國共産黨。土地革命戰争時期，任紅四軍第二縱隊副官處戰士、紅四軍第二縱隊政治部宣傳員、中央紅軍某部團總支書記、中央蘇區黨校黨小組組長、營教導員、團組織幹事、紅軍西路軍特務團俱樂部主任。參加了長征和西路軍艱苦作戰。抗日戰争時期，任八路軍第一一五師永興支隊支隊長、山東人民抗日救國軍第一軍平津支隊政治委員、八路軍第一一五師東進抗日挺進縱隊第五支隊第五團政治委員、津南支隊支隊長、第一一五師工作團主任、冀魯邊區軍政委員會委員、冀魯邊軍區某軍分區政治委員兼副司令員、師衛生部政治委員。解放戰争時期，任遼甯省通化市市立醫院政治委員、中國醫科大學政治委員、中共興山市市長、市委書記。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任中南軍區軍需部第三局政治委員、廣東省軍區政治部副主任。1955年被授予上校軍銜。1962年晉升為大校軍銜。1957年榮獲二級八一勳章、二級獨立自由勳章、二級解放勳章。1988年榮獲二級紅星功勳榮譽章。2001年5月28日在長沙逝世，享年88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