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林黨，作為明末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有人認為它主導當時的社會思潮，引領社會風氣，讓普通群眾在潛移默化中重拾傳統道德，進而建設出良好的社會秩序。也有人認為它空談誤國，最終導緻了明朝的滅亡。對國家有利也好，對國家不利也罷，都不可否認東林黨作為國家重要力量的身份。但是令人諷刺的是勢力足以影響到廟堂之上的東林黨卻沒能拯救大明王朝于危難之中。
言論的自由，現代在野黨的雛形
東林黨的崛起，與當時的社會環境密切相關。萬曆年間，在張居正的高壓言論打擊之下，整個國家都顯得死氣沉沉，文人知識分子也不敢妄議朝政。以顧憲成為代表的東林派士大夫開始争取言論自由，提出一些與張居正相反的建議。這一時期内的東林黨尚未成氣候，後來随着顧憲成被罷官返鄉之後，便開始以講學為寄托形成朝廷之外的清議輿論影響朝政。
據《東林始末》記載：“憲成既谪歸，講學于東林，故楊時書院也。孫丕揚、鄒元标、趙南星之流蹇谔自負，與政府每相持。附一貫者科道亦有人，而憲成講學，天下趨之，一貫持權求勝，受黜者身去而名益高。此東林、浙黨所自始也”。從這段記載不難看出此時的東林黨開設了所謂的“東林書院”開始以實學振學術之風為名，清議掌握政治話語權。随着越來越多的士子文人的加入，逐漸形成了一支強有力的政治力量，堪比現代國家的在野黨。
東林黨之是以能夠擁有現代社會在野黨的雛形，與的它的指導思想密切相關。東林黨主張廉正奉公，振興吏治，開放言路，革除朝野積弊等等。特别是追求言論的自由，是東林黨給那個黑暗的社會帶來了一絲曙光。
正是因為擁有了一定指導思想，東林黨才不再隻是單純的“朋黨”，此刻它的性質介于中國傳統的朋黨和西方的近代政黨之間。但是它依舊還是一個“朋黨”，也正是它“朋黨”的身份才加劇了明朝的黨争，導緻了明朝的滅亡。
永遠也擺脫不了的朋黨，加劇了明朝滅亡的黨争
《韓非子》裡面有這麼一段話：“主利在豪傑使能，臣利在朋黨用私，是以國地削而私家富，主上卑而大臣重，故主失勢而臣得國，主更稱蕃臣”。在韓非子看來，朋黨是朝臣結黨營私、幹亂綱紀的行為，不利于君主統治。明朝時期的朋黨不同于以往，是以地域性來劃分的。
明朝最早記錄的朋黨，是以張居正為首、以湖廣官僚為主體的“楚黨”。張居正垮台之後，“楚黨”式微，在這種情況下，其他地方集團乘勢崛起，東林黨就是這其中的一員。雖然東林黨的成員也有很多非南直隸人士，但是其發起人及主要人物都是來自于南直隸地區（特别是如今蘇南地區）。
與東林黨相對的則是相對衰弱的齊黨、楚黨和浙黨。在東林黨的強勢壓迫之下，這三黨無奈的歸附與閹黨。整個大明王朝内部形成了兩大對峙陣營，雙方對立嚴重，在京察和大計時互相打擊，例如齊楚浙三黨得勢後，“東林已為齊、楚、浙三黨斥盡”，顯然是洩私憤，這樣的政治生态對國家社稷是不利的。
不停的黨争、内耗，讓崇祯皇帝心力交瘁，導緻了崇祯皇帝施政之時畏手畏腳、用人之時瞻前顧後，崇祯皇帝自缢前感慨道：“朕涼德藐躬，上幹天咎，然皆諸臣誤朕”。
而且随着東林黨的不斷壯大，招攬的人也是各式各樣的，既有賢者、也有不肖者。正如崇祯朝時工部主事陸澄源所評價的那樣“于是賢者仍以講學為發明理道之舉，而不肖即借東林為把持官府、刻剝小民、遙執朝柄、廣庇匪類”。這樣一支魚龍混雜的政治力量又有何德何能能夠拯救大明江山于水火之中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