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阮閱編纂的《詩話總龜》，采集詩話、小說、筆記論詩文字，分門别類加以彙纂，荟萃繁富，大量儲存了今人僅見的文獻，是早期詩話的淵薮。郭紹虞編《宋詩話輯佚》，就大量采輯于此書。
然此書的編纂情況非常複雜。最早是南宋胡仔在《苕溪漁隐叢話》裡反複提及此書。胡仔引阮閱宣和五年(1123年)的自序，說：“宣和癸卯(宣和五年，1123年)春，來官郴江，因取所藏諸家小史、别傳、雜記、野錄讀之，遂盡見前所未見者。至癸卯秋，得一千四百餘事，共二千四百餘詩，分四十六門而類之。”(《苕溪漁隐叢話》後集卷三十六)胡仔并言此書最初名為《詩總》，十卷，不載元祐以來諸公詩話。至胡仔編《苕溪漁隐叢話前集》的紹興十八年(1148年)前不久，也即阮閱《詩總》成書後的廿餘年，閩中“又刊《詩話總龜》，此集即阮閱所編《詩總》也”。據郭紹虞先生考證，此後尚有數次的增訂，然均已不存。至明嘉靖年間，宗室月窗道人“條而約之”重新彙次刊刻前集四十八卷、後集五十卷的九十八卷本《詩話總龜》；同時還存有前、後集各五十卷的百卷抄本。今賢周本淳校點的《詩話總龜》(人民文學出版社1987年)就是以九十八卷本為底本，校以百卷本。
然而明代刊刻的九十八卷和傳抄的百卷本《詩話總龜》，在多大程度上儲存宋本之舊，又有多大程度的增補？過去因為無人見到更早的版本，這些問題無從探究。羅根澤先生曾猜測百卷本的前集是胡仔所見閩中刻本之舊，後集是明宗室月窗道人纂集的。但據張健先生考證，在《永樂大典》中就儲存了後集的殘卷，說明羅根澤先生的說法是錯誤的，同時也表明，後集在明初以前就已存在(張健《從新發現的本看的版本及增補問題》，《北京大學學報》2006年第3期)。然迄今為止，尚無人發現更早于《永樂大典》的《詩話總龜》版本和文字，是以對于此書在宋代的編纂情況尚不得而知。
筆者2011年暑假受複旦“光華”人文基金的資助，赴台灣“中研院”文哲所訪學，在台灣“國家圖書館”查閱到了現存最早的宋鈔本《詩話總龜》，雖然阮閱最初的《詩總》十卷不見天壤，但這部宋鈔本足以讓人了解《詩話總龜》的早期真實形态。
最早著錄這部宋鈔本的是宋末元初的方回。他在《桐江集》卷七《漁隐叢話考》裡說：
闳休(按阮閱字)《詩總》舊本，餘求之不能得，今所謂《詩話總龜》者，删改闳休舊序，合《古今詩話》與《詩總》，添入諸家之說，名為《總龜》，标曰“益都褚鬥南仁傑纂集”，前、後、續刊七十卷，麻沙書坊捏合本也。
方回又在同書同卷之《詩話總龜序》裡說：
《詩話總龜》前、後、續别七十卷，改阮闳休舊序冠其首。闳休《詩總》不可得，而闳休舊序全文在《漁隐叢話後集》第三十六卷中可考。……按今《總龜》又非胡元任所見閩本《總龜》矣。今餘所見序，乃見用闳休語而文甚不佳，序之尾曰“歲在屠維赤奮若”，即當是紹定二年己醜書坊本也。書目引《南軒》、《東萊集》，便知非乾道五年己醜。所謂作序人華陽逸老者，書坊僞名；所謂集錄益都褚鬥南仁傑者，其姓名不芳。中間去取不當，可備類書談柄之萬一，初學詩者，恐不可以此為準也。
方回著錄之“益都褚鬥南仁傑纂集”本，後無見之者。郭紹虞先生在《宋詩話考》裡說：“自方氏有此評，此七十卷本不複流傳，亦未見藏書家著錄，但《詩話總龜》成為明刻本之定型，則褚氏當亦與有功焉。”(28頁)，上揭張健先生鴻文亦認為明本《詩話總龜》與褚鬥南纂集本“有繼承關系”，并認為褚鬥南本應為前後集，但亦未及見此書。
台灣“國家圖書館”所藏之《詩話總龜》，為鈔本，六十卷，分為前集、後集、續集，各二十卷，前集首卷首頁署：
詩歌話總龜卷之一 前集 益都褚 鬥南 仁傑 纂集
字型為工整楷體，每行22字，每則第一行頂格，後各行低一格。“太祖”、“仁宗”、“太宗”、“真宗”、“景佑”、“上”、“禦”前均空一格。卷首有《詩話總龜綱目》，列書名265種，其中包括《東萊文集》和《南軒文集》，即是方回所提到的《南軒》、《東萊集》。與方回之著錄相較，有兩點差異，1、方回說《詩話總龜》前後續别(刊)七十卷，此書分為前集二十卷、後集二十卷、續集二十卷，凡六十卷，且已包涵後來明刻本的所有門類，無逸佚迹象，疑方回所謂“七十卷”，乃“六十卷”之誤。清代錢曾《虞山錢遵王藏書目錄彙編》就曾著錄過一部前十卷後五十卷的六十卷本。2、方回所說的華陽逸老的序，此鈔本無。除此二事外，其他記載均合，當是方回著錄的紹定二年書坊本的傳抄本。褚鬥南，其人無考，方回謂“其姓名不芳”。查《山東通志》卷三十八《經籍志》著錄：“禇仁傑《詩話總龜》二十卷，青州人。”這是僅見的關于此書的著錄。所謂二十卷，是指前集、後集、續集中的某一種，還是六十卷之誤？亦無從查考。
這部褚鬥南纂集《詩話總龜》宋鈔本，是目前所知最早的《詩話總龜》版本。雖然此前各本均已不存，無從知道此鈔本是如何在阮閱原本基礎上纂集的，但是從方回“合《古今詩話》與《詩總》，添入諸家之說，名為《總龜》”的記述來看，此部褚鬥南纂集本既包涵了阮閱的《詩總》，也合入了《古今詩話》，同時還添加諸家之說。可見褚鬥南做了大量的“纂集”工作，已非阮閱之舊本。
這部宋鈔本的發現，可能還不足以讓我們确切了解阮閱《詩總》十卷的原貌，但通過與通行的九十八卷、百卷本比較，可以知道自明代以來的通行本是如何改變了宋本的面貌。因為正如郭紹虞先生和張健先生所說，褚氏有功于明刻本的定型，明本與褚鬥南本是有繼承關系的。
首先看門類。褚鬥南纂集本前集分為“聖制”、“赓歌”、“禦宴”、“榮遇”、“知遇”、“忠義(上下)”、“孝義”、“友義”、“宗族”、“仁愛”、“稱賞”、“志氣”、“述志”、“求意”、“幼敏(上下)”、“諷喻(上下)”、“詩進”、“投獻”、“自薦”、“稱薦”、“達理”、“博識(上下)”、“豪放”、“恬退”、“留題(上下)”、“苦吟”、“警句(上中下)”、“句法”、“琢句”、“用字”、“押韻”、“用事”、“書事”、“感事(上中下)”、“故事”、“評論(上中下)”36門；後集分為“神仙(上中下)”、“隐逸(上下)”、“釋氏(上中下)”、“道士”、“藝術”、“麗人(上下)”、“佞媚”、“俳優”、“鬼神(上下)”、“靈異(上下)”、“紀夢(上下)”、“寓情(上下)”、“宴遊”、“歌詠”、“唱和”、“诙諧(上下)”、“箴規”、“譏诮(上中下)”、“怨嗟”(上下)、“詩谶”(上下)20門；續集分為“雅什(上下)”、“辨疑”、“正訛(上下)”、“詩病”、“詩累”、“效法”、“體格”、“評史(上中下)”、“品藻(上下)”、“寄贈(上中下)”、“送别”、“傷悼(上下)”、“樂府”、“紀實(上中下)”、“詠物(一至四)”、“詠茶(上下)”、“飲食”、“器用”、“節候”、“技藝”、“拾遺”21門。
褚本這77門與明鈔刻本相較，除了從“聖制”門中分出“禦制”門，從“釋氏”門中分出“道僧”門，“豪放”門明本改為“狂放”門，“體格”門改為“格緻”門以外，其他均為相同。這說明，明本《詩話總龜》後集五十卷，絕不是明人輯錄的，南宋褚鬥南本就已有了明本《詩話總龜》後集的門類。張健先生曾指出《永樂大典》本少“樂府”等七門，認為“這七門是此後為人增補的”，但這七門已經存在于褚鬥南本，顯然并非明人增補，而是《永樂大典》所據本删削或殘佚的結果。
其次看具體條目。月窗刊的九十八卷本删削了不少條目，周本淳先生的校點本據明鈔本補入大量條目，這些條目多亦見于褚鬥南本，這可以确證月窗刊刻時的确作了不少删削。褚鬥南本與明鈔本，有些門類的條目内容是完全相同的；如褚本“幼敏”門22條，在明鈔本裡分列為前集“幼敏”門18條，後集“幼敏”門4條。褚本“豪放”門18條，在明鈔本裡分為前集“狂放”13條，後集“狂放”5條。褚本“恬退”5條，同于明鈔本後集“恬退”5條。此外“琢句”、“用字”、“押韻”、“用事”、“書事”等門類的條目均相同。這既說明宋本與明本之間的繼承關系，也可考證出明本後集的大多内容在宋本裡就已存在了。
最後看内容的增補。褚鬥南纂集本《詩話總龜》凡2132則，除了55則逸出周本淳校點本之外，其他二千餘則就是通行本前後集的主體内容。《永樂大典》殘本、月窗刻本和明鈔本，都在褚鬥南本的基礎上有不同的增補。
過去對于通行月窗本的整理，因為整理者先存有後集為“雜湊”、“捏合”而成的成見，對于後集的輯補并沒有認真地完成。而褚本的發現，證明“前集”“後集”的主體内容在宋代就已存在，價值同樣重要。是以，我覺得需要重新進行《詩話總龜》的整理工作。可以以褚鬥南纂集本為底本，分别校以《永樂大典》本、月窗本和明清鈔本(台灣故宮博物院的“明鈔本”，過去校本尚未采納)。因為阮閱《詩總》十卷原本不存，褚鬥南在阮閱原本基礎上纂集而成《詩話總龜》，成為後世通行本的基礎，是以《詩話總龜》的正确署名應該是“阮閱原輯，褚鬥南纂集”，才合乎實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