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主辦的世界城市高峰會(World Cities Summit)彙聚衆多政府和行業領袖，是一個不可或缺的城市發展交流平台。
世界城市高峰會的參會者就不同議題交換意見。
2021年峰會開始時，新加坡總理公署部長兼國家發展部和财政部第二部長英蘭妮(Indranee Rajah)便開門見山地指出目前三大挑戰——提高城市基礎設施和系統的抗逆能力，着手建設可持續的未來，幫助弱勢和貧困人口。
然而，新冠疫情肆虐，各地政府都花費大量資金進行防疫工作和實施有關的纾困措施，難以聚焦應付上述挑戰。
「鑒于目前情況，各地都暫時放下長遠的基礎設施發展，優先應對疫情帶來的問題。随着全球複蘇，我們必須把建設基礎設施視為頭等要務。據二十國集團(G20)發表的《全球基礎設施展望報告》，到2040年，全球基礎設施的投資缺口将擴大到至少15萬億美元。我們必須堅定前行。基礎設施投資是經濟複蘇和長期可持續增長的主要動力，而這些設施對于滿足社會的基本需要也至為重要，當中包括能源、水、廢物處置和交通等，所有這些都是我們的城市和人民不能缺少的。」
英蘭妮引述世界銀行的估計指出，要縮小資金缺口，85%的所需投資必須由私營界别承擔。
在公私營合作夥伴關系下，私人投資者與政府合作推進基礎設施項目除了節省成本，還可以帶來其它好處，例如注入新想法和促進創新，縮短項目的完成時間。
國際金融公司(International Finance Corporation)亞太地區副總裁Alfonso GarciaMora指出，新冠疫情令現有的挑戰變得更糟。該公司估計，平均城市的收入下降了15%-25%，加上從中央政府擷取的資源有限，令情況雪上加霜。
是以，目前城市須解決的就是需求增加但資源減少的問題。有鑒于此，世界銀行已制定了綠色、韌性和包容性發展(GRID)架構。
「市政府必須明白，他們不能單憑自身力量解決問題，而是需要私營界别的參與。我們須在規格、能力、激勵措施和預算優次等方面建立适當架構，讓城市能夠為長遠謀劃，負責任地借貸。我們須把城市納入GRID架構。原因之一是市政府的收入大幅減少。」
Garcia Mora指出，研究顯示世界上隻有不到一半的主要城市制定了氣候變化計劃。他表示，這個情況在亞洲尤甚，而亞洲卻是最有可能受氣候變化影響的地區。
日本國土交通省海外項目副主任石原康弘博士說，日本就建設智慧城市制定了「社會5.0」倡議，為未來發展提供了方向。
自2019年以來，日本與東盟的智慧城市網絡合作，共同孕育這一概念。通過日本東盟互相夥伴關系智慧城市發展支援計劃Smart JAMP，項目已經配置設定的财政資助金額總計達24億美元。
「這是一個自下而上整合而成的平台，橫跨多個界别，且以資料驅動。我們可以通過人工智能、物聯網和大資料的力量，檢視先前沒有看到的東西，并通過各種移動解決方案，到達以往到不了的地方。」
奧雅納前瞻(Arup Foresight)副總監兼全球前瞻業務負責人Josef Hargrave認為，城市是一個複雜的系統，人們不應再隻着眼于可持續發展，而是要開始思考如何令城市具備再生能力。
「我們面對的挑戰中，許多都集中在複雜系統的轉型上，必須結合衆多元件、參與者和領域的力量共同應對。目前，我們的焦點是盡量減少生态損失和碳排放，但今後必須更進一步，緻力修複系統，并實作生态增益，例如創造出碳消耗高于碳排放的系統。」
那麼，未來的城市将會是什麼樣子？
吉寶企業(Keppel Corporation)總裁兼執行董事盧振華提出了一個有趣的解決方案——漂浮城市。
「吉寶擁有建造漂浮城市的技術和能力，既可以解決土地不足問題，又能應對海平面上升對沿海地區構成的威脅。目前，我們正在新加坡探索如何建造這樣的近岸開發項目，相關經驗日後也可以應用于其它沿海城市，例如香港、馬尼拉和孟買。」
建造漂浮城市對吉寶而言将是一大壯舉。目前，該公司已建造的項目包括一個浮動資料中心園區和一個浮動儲能系統。
Phillip Capital進階研究分析師Terence Chua指出，吉寶已經傳遞了許多智慧城市鄉鎮項目，包括中國的天津生态城。這個案例也可大大幫助該公司在其它國家發展業務，并供各國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