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文史︱包偉民：江南市鎮起源及其類型略議

何曉方/整理

2021年11月29日，中國人民大學曆史學院包偉民教授在華東師範大學第五屆地方文史進階研修班上，作了題為“江南市鎮起源及其類型略議”的學術講座。他從陸遊的“西村”入手，通過解讀其詩作，展現了南宋時期浙東農村地區的生活場景、市場的源起及層級類型。之後以浙江烏青鎮為個案，對“專業市鎮”與江南市鎮研究範式作了角度獨特的評論。最後讨論了近代江南市鎮人口與城鎮化水準的兩種類型，即江南地區可分為屬于嘉興類型的中心地帶和屬于鄞縣類型的邊緣地帶。本場講座由華東師範大學曆史學系黃純豔教授主持。

陸遊的“西村”：農村地區市場的源起及其層級類型

深入分析傳統時期縣級政權之下農村基層社會的生态，是學界長期以來關注的一個焦點。包偉民集中解讀了南宋著名詩人陸遊的詩文，透過文人詩意的誇張與遐想，發掘出可資利用的曆史資訊，進而展現陸遊心目中的“鄉村世界”。他首先結合《遊山西村》一詩與北宋鑒湖示意圖，讨論了陸遊生活的山會平原的鄉村聚落的規模與形态，其故裡位于三山之間，地勢南高北低，村落分布頗為密集。

農業經濟與市場的關系，是觀察中國傳統鄉村的一個極為重要的視角。學界習慣于将從農村基層的村市到府縣城邑市場分為三級。包偉民結合陸遊《詩稿》進行分析，指出像東村、西村、“小市孤村雞喔喔”的杜浦橋之類距離比較近的屬于基層市場；而位于水陸交通節點、平原山地交彙點上的梅市、柯橋、平水等進行茶葉貿易、楊梅交換等農産品集聚銷售的，屬于中間市場；再上一層級，就是作為中心市場的紹興府城了。其中占據交通幹道之利，分布在平原-丘陵交界地帶和主要溪流水道的幾個重要市場，既是山貨的集散地，也是外部商品的轉銷點。

總之，南宋山會農村基本形成了由不同層級市場構成的網絡體系，它們負擔着農民日常米鹽交換以及将大宗農産品轉輸外部世界的功能。

烏青鎮案例：專業經濟與專業市鎮

大緻從南宋時期起，江南地區已經出現了明顯的人口壓力。随着人口的持續增長，農田資源被開墾殆盡，江南地區慢慢地通過調整其農業經濟結構來赢得新的發展空間，即從單一的糧食作物轉向以棉桑糧相結合的專業經濟。而在專業經濟結構下，農民不得不依賴于市場來維持生計，通過出售紡織品來換取糧食以及其他生活必需品。是以，作為農村地區商業中心的市鎮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進一步發展起來了。

而近年來在江南市鎮研究領域中，關于“專業市鎮”的學術範式日見引人注目。包偉民簡單回顧了近百年中國學術界關于市鎮經濟的研究。傅衣淩先生的《明清時期江南市鎮經濟的分析》一文，首次提出“專業市鎮”一詞，指出江南市鎮的發展“依據于當時社會生産，即商業、手工業、商品生産、貨币流通等方面的發展情況”，一些市鎮與“絲織業有密切關系”，該文奠定了迄今為止以江南市鎮為研究主攻方向的學術格局。之背景灣學者劉石吉的著作《明清時代江南地區的專業市鎮》，指出明清時期江南地區農業結構變遷“都已發展至高度的專業化”，“各種專業性市鎮應運而生”，提出了明清江南市鎮的絲業及絲織業、棉業及棉織業、米業等基本專業類别。

此後，江南市鎮經濟研究在中國大陸進入任放所說的“繁盛階段”，概念不斷被強化，範式得以确立，市鎮的專業類别在學者們的筆下日趨多樣化，最後甚至出現所謂“一鎮一品”的說法。針對這一點，包偉民指出，“專業市鎮”的學術範式由于比較準确地反映了江南經濟發展過程中最有特色的内容，因而有其内在的合理性。可是随着範式的強化，以及學者應用這一範式的種種欠周全，也不可避免地産生了“矯枉過正”的弊病，即“範式的過度強化”。

基于此，他以浙江烏青鎮為個案，分析了烏青鎮及其周邊農業經濟結構，胪列了烏青鎮工商各業的全部内容，達63種之多，以反映清末民初烏青鎮市鎮經濟構成。在翔實史料的基礎上提出：桑業固然是烏青鎮農村經濟中糧食作物之外最為重要的一個組成部分，若說其占據絕對主導地位，進而規定了市鎮經濟的“專業性”，則有誇大之嫌。

發展水準：嘉興類型與鄞縣類型

近代江南市鎮人口聚集規模與其結構的變化，在多大程度上影響了本地區城鎮化水準的提高？這是決定市鎮現代化水準的基本因素。包偉民取20世紀30年代的浙北嘉興縣與浙東鄞縣為典型，提出了兩種發展水準有所差異的類型：“嘉興類型”與“鄞縣類型”。

所謂嘉興類型有這些特征：一、中間市場人口占農村市鎮人口總數的絕大多數；二、市鎮上的商鋪絕大多數每日營業，市鎮的城鎮化水準或者說準城鎮化水準很高；三、從市鎮人口的職業構成來看，農業人口相對較少，市鎮作為商業區的中央性比較明确，因而市鎮的人口，尤其是一些商業繁盛的屬于中間市場市鎮的人口，其城鎮性顯然已經超過了鄉土性。

而關于鄞縣類型，則與之有明顯的差别：一、缺少規模龐大、商業繁盛、居民萬人上下的特大市鎮，這反映着鄞縣農村專業經濟發展相對落後，是以還未在縣區内部形成一定的專業經濟中心；二、中間市場較少，基層市場數量比較嘉興多，分布更廣，是以市鎮鎮區人口占全縣人口總數的比例大大低于嘉興地區；三、更重要的是，鄞縣農村市鎮人口結構中農業人口仍占大多數，多數市鎮尚未成為農村中較單一的商業中心，而是處在一種農商相兼的水準上，半市半鄉，基本為定期集市，而不是像嘉興類型那樣，大多已經發展到日日市的水準了。

上述兩種類型區分具有一定的普遍意義。大緻來說，上述江南的中心地帶，即太湖流域的東、南區城、大運河及其重要支流所經之蘇、松、杭、嘉、湖等州府，以及上海附近地區，近代市鎮人口均可歸為嘉興類型；在這些中心地帶周邊的地區，或者說江南的邊緣地帶，即甯紹平原、湖、杭兩府西部以及蘇州以北的甯、鎮、常、錫等地，在承認其内部仍存在一定差異性的同時，似可歸入鄞縣類型。

最後，包偉民再次強調，我們要“充分認識曆史社會的複雜性，警惕過于明快的理論歸納”。在研究中，範式隻是一種觀察問題的視角與分析問題的工具，我們需要考慮其是否适用，是否符合實情，要注重曆史的複雜性。

（本文已經包偉民教授審閱）

責任編輯：鐘源

校對：劉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