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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發張捷15年前文章:甲午戰争後的金融貨币侵略

作者:張捷财經觀察

剛剛被網友翻出十年以前講中日甲午戰争之後的金融博弈的視訊,這個問題我更早還寫過相關的文章,現在把當年的文章再一次釋出在這裡,給大家看到更多的細節和論據。這有助于大家了解世界真實的博弈,了解金融戰的厲害。此文最早釋出于天涯,ID是:誰是誰非任評說,但天涯把我拉黑以後,大家就看不到此文了。

重發張捷15年前文章:甲午戰争後的金融貨币侵略

甲午戰争後的金融貨币侵略

列強扶持日本與中國進行甲午戰争,中國戰敗以後我們一般認為是日本發了橫财,但是我們沒有想到的是真正在背後暴賺的,是國際金融資本和世界列強,他們通過金融貨币的侵略手段,謀取了超過我們想象的利益。

中國和日本簽署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清朝向日本賠款兩億兩和台灣島,這些巨額賠款都是向英德法俄等國銀行團借款償付的,最後總計本息高達六億兩。具體情況為:清政府為了依照條約在三年内還清賠款,1895年7月,中國政府同俄法兩國簽定了《四厘借款合同》,即“俄法借款”,全部借款4億法郎,年息四厘,分36年還清,折扣為94.125%。1896年3月,中國政府同英德兩國簽定借款合約,即“英德借款”,借款總額1600萬英鎊,年息五厘,分36年還清,九四折扣。1898年3月,中國政府再次同英德簽定借款合約,即“續英德借款”,全部借款1600萬英鎊,八三折扣,年息四厘五,分45年還清。據計算,僅上述三筆借款給中國造成的可以估計的間接損失就達40471萬兩,同時這些借款還包括了苛刻的附加條件使中國的主權進一步的喪失,有關條件如下:

1. 償還期45年内,中國政府不得加速償還或提前一次還清,也不得變更償還方式;

2. “此次借款未付還時,中國總理海關事物應照先進辦理之法辦理”(即海關稅務司職位一直由英國人充任);

3. 借款擔保的範圍,除以關稅外,還有貨厘和鹽厘,赫德就趁此機會要求中立衙門将有關的各厘局交由總稅務司管轄,大大地擴大了總稅務司的權力。

這些條件保障了利息的收取加強了對于中國收入的控制,是賠款近二倍的利息和附帶利益都被國際金融資本獲得,國際金融資本的得利超過了日本的戰争财,而日本的戰争所得,更多的是償還了外債給國際資本和再次向列強采購軍火,利益大部分還是流入了列強和大鳄的腰包。

而更大的利益就是随之展開的金融貨币戰争,威逼中國的白銀進行貶值,列強與日本共謀,對于1895年4月從中國得到了2.3億兩的“甲午戰争”賠款,強迫要求中國以英鎊傳遞,進而使得中國必須抛售白銀來換取英鎊,兩個都使用銀子的國家,卻要使用英鎊支付,由此就可以看到列強的身影了。中國與列強協定稅則在1843年初制定的時候和在1858年修改的時候,用以計算稅率和據以繳納關稅的那種特殊銀兩——海關兩,實際上對英鎊是保持每兩六先令八便士或是三兩一鎊的确定價值,這實際上是中國白銀(庫銀)與英鎊的一個固定匯率制,要知道中國外債的還款和擔保都是海關關稅。在日本戰争賠款的擠兌下,這樣的固定匯率制被打破了。根據1896年海關總稅務司赫德曾向各國提出一個備忘錄 指出“白銀對英鎊的兌價一直不斷地貶低,以緻目前,必須六至七兩才能購得英币一鎊。”此文獻讓我們看到的是中國的白銀貶值到原來價值的一半,而列強們以海關兩繳稅又使得他們的納稅少了一半,是以海關兩為核心的中國固定匯率制的實際破産。從三兩白銀兌換一英鎊變成了六、七兩白銀兌換一英鎊,這樣的貶值是帶有資源性質的貴金屬貨币對于依靠債券的紙币的貶值,與當今美元的貶值的效用是相反的,是我們白銀外流、資源外流的加劇,而我們的白銀外流造成更大的貨币通縮,中國的經濟發展被完全扼殺了。

如此巨大的貶值必然造成中國更大的損失,立即發生的損失就是我們在馬關條約以後向列強和金融資本的借款歸還會有巨額彙兌損失,史稱為磅損,而國際金融資本對于黃金和白銀的比價操縱,以及英鎊的紙币兌換中國的實銀,利益極其巨大。且不說這些間接金融利益,就貶值後海關的稅收和我們的貿易損失就極大,中國海關在赫德治下總稅收不斷增加,從1865年的830萬兩增加到1875年的1200萬兩,而1885年增加到1450萬兩。1887年洋貨進口突破一億海關兩。到1894年,七年間已經迅速上升到1.62億海關兩。所有這些損失加起來,絕對不是什麼2.3億兩白銀,也不是帶利息的6億兩白銀,而是十幾億到幾十億兩白銀的損失。列強和國際金融資本是賺得缽滿而歸,是以我們看中國的近代史,不要總緊盯中國各次戰敗的賠款,所有賠款加起來也沒有貪官和紳一個人的家産多,中國的損失在于金融和資源的流失,那個時候白銀就是資源!

中國的資源流失才是中國逐漸淪落成為生存艱難的貧窮國家的關鍵,這樣的外流最主要的手段也不是軍事,而是貿易、金融、貨币,經濟手段對于中國曆史上的被掠奪是要超過軍事手段的,我們不能總盯着軍事和戰争而忽略金融和貨币。而這裡西方列強的經濟理論的先進是勝過西方軍事武器的先進的,我們當時根本沒有什麼經濟理論,而中國曆史上的師法西方,更多是學習他們的生産技術、軍事武器等等而不是經濟理論,我們的傳統儒學根本無法對抗西方的經濟、金融理論,對于這些經濟理論的影響我們也是沒有深刻的認識,中國當年最早的留學生基本都是學技術的而不是學經濟的,西方經濟理論對于資源的深刻認識和資源重商主義,是給他們帶來巨大經濟利益的,而曆史上這樣的利益差别和經濟侵略,中國現在還沒有深刻認識,中國的曆史學者懂得金融的沒有什麼人,否則那些特别愛論述中國失敗是中外反動派聯合絞殺的正統學者們是一定會把這一點寫進曆史教科書的。

中國的白銀的貶值迫使中國貿易激增,主要是必需品的進口上,造成中國的嚴重入超。據統計,戰前的十年内,中國每年平均進出口總額不過二億二千六百多萬海關兩,其中進口額僅為一億二千六百多萬海關兩,出口額也隻有九千九百六十多萬海關兩。甲午戰後據1898-1913年的統計,中國每年平均進出口總額就增加到六億多海關兩,出口額為二億五千一百多萬海關兩。對于中國自給自足的農業社會的需求,要對外購買的基本上都是剛性需求,我們進口的是洋貨、鴉片等剛需,進口量随着匯率的變化不會很大的,超過2億海關兩的進口貿易額增長,基本全部是白銀貶值的效果,中國要滿足自己的剛性需求每年平白無故的多支出了2億多兩的白銀,而國外采購我們的産品,同樣的錢可以多買一倍的東西,貳億多的出口額又是可以多買你2億的物資和資源,總共加起來是有4億多兩的,也就是每年二個馬關條約賠款出來了,或者是每年一個辛醜條約賠款出來了,這相當是每個中國人每年1兩白銀,對于中國當時個人所得3兩左右的社會而言,等于是稅收率達到了33%,與清朝政府原來的5%相加,達到近40%,這裡與政府稅收不一樣的是這些損失是肉爛在鍋外,政府的稅收即使是被腐敗掉也是消耗在國内社會,是肉爛在鍋裡還被中國人所得會轉化為新财富,而資源外流則是财富轉移到其他國家,年年如此的損失,很快就把中國的曆史财富消耗殆盡,這樣的損失才是比戰争可怕得多的,把中國從世界第一的富國寶座上打了下來,從這裡我們就可以看到西方列強和金融資本扶持日本對于中國的戰争,借助軍事戰争發起金融戰争,他們金融貨币戰争從中國掠奪漁利的程度,中國領先世界千年所積累的财富是怎樣的外流給西方,怎樣的被列強所掠奪就可以想見了,要知道中國所有的戰争賠款總額還趕不上當年和紳被抄家所得的9億兩白銀的财富,以中國的曆史财富積累光是戰争賠款是賠不掉中國的經濟基礎的,金融和貨币的資源掠奪才是問題的關鍵。是以日本對華的甲午戰争是日本以軍事力量為手段,列強和國際金融資本進行金融貨币戰争為實質的一場軍事、金融、貨币的總體戰,中國輸給的不僅僅是一個新興的小國日本,而是其背後的強大的全球勢力,以中國那時候的衰落,卷入一場這樣的全球漁利的戰争,結果是慘敗應當是早已在廟算之中的了。

這裡很多外國人給中國人洗腦,掩蓋他們的金融貨币的資源掠奪,說什麼中國的白銀貶值是由于在美洲發現了大量銀礦,白銀開采量激增所引發的,是以白銀出現貶值是正常的,并且還拿出史料說中國流通的白銀中有多少、多少的墨西哥鷹洋。但是我們也要看清問題的實質:中國的白銀大量流入是在鴉片戰争以前很多年,由于這些外銀的流入,中國的物價确實比明朝物價要高很多,清朝的白銀不如明朝的值錢,但是在鴉片戰争開始前中國就是白銀外流了,是以才有禁煙和鴉片戰争,鴉片戰争以後中國的白銀外流是加速的,直到同光中興以後才有改變但是也與原來的外流量無法比的,是以中國的白銀在清末總體上是淨流出的,這樣的白銀外流怎麼可能産生白銀數量過多而貶值?墨西哥的鷹洋隻是美洲對于中國的流入,沒有計算中國向歐美的流出!更有一個大家都知道的情況需要考慮,那就是在美洲不僅僅是發現了大量白銀,在美洲還發現了大量的黃金呢!比如舊金山、洛杉矶等地,而英鎊的金本位制度是和黃金挂鈎的,是以發現的黃金流入市場後也應當要英鎊貶值啊!我們再從實際購買力上看一下這樣的問題就更清楚了,中國的白銀外流在中國國内造成的是通縮,具體表現是白銀與銅錢的兌換價的嚴重失調,我們從1000文銅錢兌換一兩銀子貶值到2000文以上,最高的竟然達到3000多文銅錢才能兌換一兩白銀,白銀在國内的購買力是急劇增加的,白銀是對外貶值對内升值的,綜合計算就有四倍以上的差距。白銀的對内升值是最能夠說明這樣的貶值是“美洲發現的大量白銀流入中國造成”的說法之荒謬。如果考慮白銀的實際購買力變動的因素,本文前面說的西方通過金融貨币戰争每年從中國掠奪的4億多兩的白銀的實際效用還要翻倍!如果以原來的白銀價值衡量,實際上是拿走了價值原來白銀8億兩的物資。西方讓中國賠款都以白銀來計算也是有目的的,因為白銀無法如紙币那樣金融衍生,中國的白銀被大量外流以後,必然造成國内的通縮,他們再使用白銀就可以換取更多的資源!而他們取得白銀以後,就在國際市場上大量抛售,造成銀價與英鎊的更大的貶值,而中國沒有金融系統和央行,也沒有能力在國際市場上維持銀價,這樣中國在使用白銀購買進口物資時就将不得不付出更大的代價,國内的通縮也更加嚴重,造成惡性循環。就如98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幾個月的時間就把東亞小龍20多年的發展成果席卷一空,而中國當年這樣的掠奪是一直萦繞在清末的,時間之長讓中國财富之鮮血流失殆盡。

在使用實銀沒有任何金融貨币工具的情況下,外貿的失衡是極其可怕的,而以你的實銀去對抗對方有紙币的成熟的金融系統,那将是更加可怕的事情,而甲午的戰争就是讓中國不得不這樣的對抗,在鴉片戰争是打開了中國物資貿易的海關大門,而甲午戰争是打開了中國金融市場的大門,這是列強們最需要的,因為在中國也自己種植鴉片以後,鴉片進口大幅度減少,西方列強再一次發現中國要開始入超了,但是中國的資源、絲綢和茶葉卻是列強的必需品,扭轉這樣的經濟形勢已經不是鴉片戰争打開通商口岸讓鴉片貿易合法化就可以解決的了,是以對于中國的金融貨币戰争就是列強掠奪所必須的了。清朝财政赤字的真正起點是甲午戰争之後,1896年赤字高達1292萬銀兩,1899年為1300萬兩。而在此之前中國的外債是很少的,胡雪岩的外債與馬關條約後的借款是無法比的,馬關條約以前中國是自給自足的沒有外債的社會,而馬關條約以後中國背上沉重的外債包袱,中國在經濟領域再沒有可以設防的國界,中國以一國之力面對全世界列強的一緻壓榨,中國怎麼能夠不衰落,這樣的衰落又怎麼可能通過簡單的内部維新來解決?中國的強大必須摸索自己的道路。

列強們對于在中國取得的白銀,西方還直接到中國進行金銀的套利活動,因為在西方是金銀比價是1:20,中國是1:10左右,利益空間是巨大的。由于中國政府沒有以黃金作為貨币也沒有黃金儲備,黃金在中國更多的是飾品,而民間也沒有遠洋兌換金銀的規模、實力和能力,這樣的金銀套利也基本上被西方的金融資本取得,是以與他們到世界各地,比如:印加,必須支付黃金的要求是不同的,他們要求中國支付白銀而不是黃金,目的就是賺取金銀差價,而中國政府由于征稅等等都是白銀也不願意支付黃金,之間的套利就這樣輕易的讓國際金融資本賺取了。等到中國的黃金沒有了套利的空間,列強們就又要中國變成黃金支付,列強以銀價下跌為由在1905年7月2日,強迫清政府将按銀價算的庚子賠款改為金貨債務,并将已經用銀償付的賠款按金價折算,補償了約8000000兩。

在馬關條約以後西方給中國的貸款是五厘的利率看似不高,但是這些利息是計算複利的,與我們今天的不計複利的貸款是非常不同的,而且你在還債的時候抽走國内的白銀造成通縮,随着償還的不斷進行白銀會越來越少,這樣的通縮也會越來越嚴重,是以這樣的利息不用紙币而是實銀償還并且貸款要流出經濟體的時候,這樣的巨額貸款與小額貸款有根本的不同,因為它會造成你的通縮,最後對于你的負擔将是受到通縮的巨大影響遠遠的超過你所支付的利息,這比現在的房奴貸款後利息增加要嚴酷的多,這是一個越勒越緊的絞索,比中國本土分利的高利貸更加兇惡,這樣的金融通縮的絞索中國的大臣們是根本想不到的。這樣的白銀通縮也與當今的紙币模式不同,紙币模式下巨額的貸款會造成流動性過剩而發生通脹的,通脹會抵消利息甚至造成實際的負利率,是以當今主要發達國家在争當債務國,在金屬貨币時代是債權國是爺爺,當然前提條件是你還要有保障債權的武力。

這樣的金融攻擊對于中國的影響我們看一下當時中國流通的白銀總量就知道了,根據賀力平的論文,1825年時中國貨币用銀存量應在6億兩到11億兩之間。1825~1840年間中國對外貨物貿易總逆差即白銀淨外流的規模——約為4000萬銀兩,此後中國的白銀流出盒流入基本平衡(《鴉片貿易與白銀外流關系之再檢讨》賀力平 社會科學戰線2007年第1期)。因鴉片貿易而引起的貨币用銀減少約占當時中國貨币用銀存量的3.6%到6.7%之間隻有4000萬兩的白銀外流已經給中國造成巨大壓力,而馬關條約要給日本2.3億兩白銀是怎麼樣的壓力可想而知,随後的4.5億兩的賠款就更是災難了,而對于和紳抄家的9億兩家财,更多的是古玩字畫、産業地産的價值,白銀隻有不到3000萬兩;而在一次世界大戰後各國本位貨币破産白銀大量流入中國後,1935年中國發行紙币,使用法币強制兌換銀元(一塊銀元大約0.7兩白銀),整個中國也隻得到14億元。是以這樣的賠款如果以實銀計算,對于中國的金融體系是怎樣的災難和會造成如何的通縮就可以了解了,這樣白銀貨币的減少在那時的貨币體系下是無法彌補的,對于國民經濟有怎樣的影響也可以想見。而世界上當時的白銀大部分都在中國,這樣多的白銀到世界市場,世界市場的白銀貶值就可以想見了。

而西方獲得的白銀在中國套利成為黃金後成為了他們貨币發行的儲備,維持了金本位制度下的貨币投放量的快速擴張,促進了西方的經濟繁榮,而日本建立金本位制度,也是依靠了馬關條約的賠款所得的英鎊為擔保而建立的。而中國在此之前基本上都是使用白銀和銅這樣的貴金屬為貨币,對于一個當時GDP世界第一的國家,這意味着多大的财富,而随着這樣的外流,中國也成為末流國家,還有一個中國近代史不願意公開提的事實,就是我們民國的國家财政收入,是遠遠低于清末的,即使是清末的稅收率隻有5%,朝廷的總收入也遠遠要高于民國很多年後的政府收入,而民國的稅收率卻是與世界接軌的甚至更高的,在此就可以看到中國實際衰落的程度,是以很多傳宣家就一定要給晚清戴上一頂苛捐雜稅無比嚴重的大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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