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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紅書為何存在認知夾角?

小紅書為何存在認知夾角?

題圖|視覺中國

一個宣揚美好的社群,被指責炫富;一個倡導真實的平台,被批評“照騙”。當小紅書的使用者基座日漸龐大,對普通人的現實生活影響越發深入,對小紅書的“認知夾角”自動浮現。

作為一名大學教授、思想學者,劉擎通過《奇葩說》和得到APP廣為人知。他的《西方現代思想講義》,是當代年輕人建構思想大廈的指引,書評和感悟蔓延至小紅書。

劉擎曾注冊了一個小紅書賬号,他最大的感觸是,相比其他活躍社群,小紅書沒有唇槍舌劍,沒有戾氣,更多是陳述語調,像是街坊鄰居在交流日常。

沖突之處在于,小紅書過去一年數度被推上輿論審判席,登上熱搜。一個宣揚美好的社群,被指責炫富;一個倡導真實的平台,被批評“照騙”。

當小紅書的使用者基座日漸龐大,對普通人的現實生活影響越發深入,對小紅書的“認知夾角”自動浮現。

帶着疑問,劉擎探訪了小紅書總部,并與COO柯南進行了對談。他很好奇,小紅書的文化是怎麼長出來的,一個社群的生命力到底源自哪裡,為什麼會被貼上那麼多标簽?

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或許我們應該先探讨,小紅書到底是什麼?

其實很長一段時間,這個答案可能是模糊的。或者說,在這家公司成立運作的8年裡,小紅書的定義在變化。從最初的跨境購物指南、種草社群、生活方式社群,以及到現在,用更易懂的方式來描述的——2億人的生活經驗。

隻是一點沒變,小紅書都給使用者一種強心智:有用。使用者釋出的内容都來自于現實生活。

男性使用者湧入之後,這個特性更加顯現,如何裝修、給娃做輔食、找好吃的餐廳。尤其長尾内容,淘黑膠這類小衆需求,都能被滿足。

但小紅書不止于此,它的基因是社群,分享是小紅書内容生産的最大的動力。從這個角度講,小紅書是朋友圈的另一種存在。朋友圈是基于現實關系的社交,小紅書覆寫的是興趣愛好的次元。

網際網路讓每個人得以延伸的基礎工具就是搜尋與人際交往,這兩者小紅書兼而有之。而且小紅書打穿了衣食住行最基本的生活單元。也許在流量層面,小紅書無法與抖音、快手等應用抗衡,但從生活方式、消費決策層面,對普通人影響深遠。

匪夷所思的地方在于,這一切都不是小紅書規劃設計出來的,而是産品自我進化的結果。柯南與劉擎對談視訊《遇見小紅書》裡所探究的,正是小紅書如何實作自我進化。

群體在系統中自我演化

張小龍說,人是環境的反應器,産品要營造一個“環境”,由這個環境來決定使用者來做什麼樣的反應。他認為,産品經理應該像上帝一樣建立一個系統,并制定規則,讓群體在系統中自我演化。

微信是成功的“系統”,人們賦予它國民級應用的稱呼,正是說明它對所有人的重要性。小紅書也營造出了一個“環境”,群體的演化也在這裡發生。

最典型的表現是,種草概念的泛化。

小紅書被使用者記住的一個點,就是種草。跨境購物攻略的起點,使用者分享的好東西,被賦予了“種草基地”的江湖地位。這個名詞背後的含義是對使用者消費決策的影響。是以,你能看到淘寶、抖音等APP在努力強化自身種草的功能。

但小紅書種草的對象,很早就跳出了商品消費的範疇。2018年左右,本地生活資訊大量湧入,有人分享好吃的餐廳,喜歡的健身房甚至旅遊攻略,這些有價值的資訊如今在小紅書筆記占比很高。

其實在生活方式次元,小紅書基本覆寫了大衆點評+馬蜂窩這些垂直内容平台的功效。年輕人在小紅書定義自己的生活方式,露營、學習打卡、便利店自制小甜酒、劇本殺……他們在這裡讨論,碰撞,繼而成為一種社會現象。

小紅書為何存在認知夾角?

這逐漸引起小紅書第二個層面的進化。在這裡,每個人也可以被稱作居民,不同年齡、不同城市、不同職業甚至不同性别的居民加入,豐富了産品的使用者結構。

柯南說,小紅書最近兩年的使用者泛化,不僅男性使用者,一些中老年人群也出現在社群中,要知道,小紅書是一個女性APP的标簽在過去深入人心,這種性别色彩的渲染,有時候會加深外界對産品的偏見。

男性顯然有自己的内容消費邏輯。比如,他們的訴求非常明确:我就是來解決問題的。周末去哪裡玩,家裡怎麼裝修,帶娃的奶爸來小紅書尋找輔食菜單和教程。他們是把小紅書當搜尋引擎使用的典型使用者。

這時候,或許我們才把小紅書當成是一個全民應用,終于從面向小衆人群轉為大衆使用者。

盡管這個過程是緩慢進行,而不是快速爆發的,柯南還是向劉擎吐露了他們的一種擔憂:人群多元、速度過快,社群原有的價值觀和文化就會被稀釋。

網際網路面對的使用者,很多時候正是無法搞清楚的整體,你很難通過對單個使用者的調研去推導它們組成整體後的行為。

《失控》這本書裡講了一個故事。一群正在飛行中的蜜蜂,雖然數量高達幾千隻,但他們知道該往什麼地方飛,遠遠看起來他們就是一個整體。這個整體的“大腦”在哪裡,是什麼決定它們的飛行方向?

可以确定的是,一個具備DNA的産品,會像生物體一樣,自我進化。這個DNA就是價值觀和認知。

小紅書為何存在認知夾角?

雖然在不同階段,小紅書社群還是基本延續了“真實多元美好”的基調。你會發現,新加入的使用者會自适應這種文化和氛圍。比如,擡杠、對罵等現象在評論區比較少見。

當小紅書平台出現大密度的消費類内容,被解讀認定為過度極緻的消費展現,甚至被貼上消費主義的标簽,其實社群會觸發一種自我糾偏的機制——反消費主義行為的出現。

有人提倡給生活做減法,一個量化名額是,客廳擺放少于十件物品。反消費主義的另一種表現則是,越來越多的年輕人對大牌的熱情降低,他們更願意追求定制化和手工制作。

甚至如果筆記中出現過度美化一些場景,自我表現過分良好的時候,評論區都會有人提醒,将他拉回現實。

修正、糾偏和對沖,群體行為特征呈現出來的多樣性,本身就無法被定義和規劃,都是社群自然生長的結果。

自我進化的動力

為什麼是小紅書具備了自然生長的能力?

網際網路群體效應有個特點:人人都是貢獻者,人人也是獲益者。對小紅書而言,社群生命力最重要的展現是,分享。

柯南在小紅書的第一個身份就是分享者。柯南為當時的小紅書寫了一本跨境遊玩和購物的攻略。當時是小紅書早期,這份攻略是以PDF的形式呈現,而且柯南就是出于為朋友幫忙做的分享。

當她加入小紅書後,平台的做法也是鼓勵分享。柯南說,“很多平台更多是在記錄,自我表達,我們當時切入的是分享。分享一定是希望能對别人産生幫助,鼓勵分享本身,也成為一種社群氛圍,讓大家更願意分享。”

每一代人的生活經驗很大程度上來自父輩或家族,但家庭結構變遷,社會分工專業化,加上年輕人越來越傾向自我主導定義生活,真正對我們産生影響的,更多來自與我們有相似生活理念和經曆的人,甚至可能是陌生人。

很多年輕人裝修房子,第一時間想的就是去小紅書找攻略。不論是新家裝修、二手房翻修,還是農村自建房改造,都能找到可參考的樣本。

一個姑娘把自己花7萬塊裝修二手房的經曆分享出來,細緻到小戶型怎麼做衣帽間、100元的壁燈、幹濕分離的衛生間,每一步詳細的操作和支出都列出來。隻要有人找裝修思路,常讀常新,既享受動手的喜悅,又大大節省開支。

小紅書為何存在認知夾角?

從這個角度講,小紅書起到了朋友圈的作用。隻不過連接配接的不是熟人關系,而是興趣、愛好和相似的生活經曆。

這也是呼應小紅書種草進化的一條脈絡。使用者分享的内容從物質商品到生活方式,甚至情感共鳴。

舊物改造、露營、返鄉創業這些名詞在小紅書能找到準确釋義和表現形式。甚至“氛圍感”這樣的一種抽象狀态,也會在小紅書被嚴肅記錄與分享。

一組數字可以反映他們的熱情:小紅書上關于舊物改造的筆記超過了3萬篇,2021年,“氛圍感”相關筆記從4萬篇漲至140萬篇。

在小紅書還能找到年輕人的心理狀态。自我成長類的話題、不同狀态情緒的描述、心理測試學習咨詢類内容,都處于高熱搜尋和釋出狀态。

小紅書已經形成一種“環境”,建立起一種“場”,就是通常意義上的社群氛圍,才會有如此海量的使用者在此吐露心聲,表達自己的喜好。再繼續深究,這也是社互動動的一種表現形式。

來自現實的真實體驗,通過線上社群分享,使用者從中汲取養分,在現實中踐行,最終再回到線上,形成正向循環。

這種現象讓劉擎想起,記憶深處,街頭巷尾的“煙紙店”、“小賣鋪”場景。尤其疫情之後,年輕人開始關注和發現自己居住環境裡的實物。“一座城市,一個社群真正的互動,不止出于狹隘的好處,而是關心你的感受和體驗。”

柯南告訴劉擎,“薯隊長,其實就可以了解為是傳統社群的居委會大哥。”

社群自治與管理

與劉擎的對談中,柯南高頻提及的兩個詞是:居民與使用者。

居民,是社群成員,不論現實還是虛拟。使用者則是網際網路語境下的一種表達,涉及消費市場裡供給和需求。劉擎想知道,這兩個邏輯同時存在小紅書,二者之間是怎樣的一種關系?

柯南的解釋是,“我們一直在做的事情,就是怎麼樣運用網際網路的産品方法論,應用到對社群的了解,本質上是如何更好地了解線下的人。”

小紅書為何存在認知夾角?

居民與使用者其實還涉及到另外一層命題:居民往往有一套公序良俗的公約自治,使用者則需要引導和管理。

尤其對小紅書這樣的平台而言,存在雙邊效應,需要同時兼顧生産和消費兩端。而相比電商,内容平台的生産者也是人本身,供給存在不确定性。是以平台治理的問題更嚴峻。

柯南提到的認知夾角就是其中一個表現。之前小紅書強調“美好生活”。“是誰的美好生活,以及什麼叫美好?一線城市的下午茶就是美好生活嗎?”

當标準無法量化,且用形容詞描述一個産品的理念和價值觀,很容易被異化和跑偏。“美好生活”被了解為“美化的生活”,炫富、假筆記出現在社群。

但這也存在如何定性的問題。去米其林餐廳吃頓飯,把過程分享出來,或是所有跟奢侈品大牌相關的内容,都是在炫富嗎?

小紅書的做法不是盲目地幹掉這些内容,更關注使用者釋出的動機。最重要的一個衡量名額是,是否符合對其他使用者“有用”的特性。

2021年4月,小紅書上線“社群公約”,其中一條就是“避免炫耀遠超常人的消費能力”:是否對别人有用将是判定炫富行為的重要标準。虛構和編造遠超普通人的消費能力,也将成為平台治理的重點打擊對象。

柯南把“社群公約”視為,居民與居民之間共識的契約,鼓勵什麼,反對什麼。在跟小紅書的一些使用者反複溝通之後,社群價值觀被凝練為“真誠分享,友好互動”。

除了居民自治,平台也會在必要時強制幹預。比如對“虛假營銷”的治理專項,打擊“代寫代發”灰産鍊上下遊,一批涉嫌虛假營銷的品牌賬号被封禁。平台有專業團隊長期從事這項工作。

尤其當使用者規模不斷擴張的時候,社群生态治理是一個永恒的命題,甚至内容積累的量級不斷突破,創作者越多元,平台遇到的問題會更複雜。

社群治理也是産品進化的一部分。張小龍在《微信背後的産品觀》中分享,群體效應最有意思的一點是,把所有群體拉到一個環境,給他們制定規則,他們會發生什麼,我們掌控不到。不可預知性、不可測性是網際網路産品的意義所在。

張小龍之後的這段話尤其适合小紅書,“使用者會自己運作,他們會自己發生很多故事,這個世界就會變得很精彩。我們隻需要提供這樣的機制出來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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