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udovic Lamant（以下簡稱“LL”）：“像一部關于征服者的電影……” 你是如何想到這部電影的？”
Andreas Fontana（以下簡稱“AF”）：在結束他的外交官工作生涯後，我的祖父成為了一名私人銀行家。我對私人銀行的世界隻有一個模糊的概念，因為我的祖父，在他的一生中為人都相當謹慎，就像任何一個稱職的銀行家一樣。當他去世後，我才開始了解這個世界：一個非常強大的世界，有自己的代碼、語言和非常小心翼翼的文化。我發現私人銀行家與客戶之間的親密關系。我意識到這是拍攝電影的豐富素材來源。
然後就是阿根廷。我在那裡生活了很多年，我與這個國家保持着非常緊密的聯系。此外，在銀行内拍攝銀行家本身就非常乏味可陳。一個私人銀行家的真正領地應該是出去尋找他的客戶，而且基本都是在國外的。在我看來，私人銀行家可以被看作是一個先驅者，一個去征服未知世界的殖民者，這個想法似乎是一個非常有趣的角度：就像拍一部關于征服者的電影。而我們通常知道征服者的到來一般都會伴随而來的暴力。
LL：你是如何為這個鮮為人知的課題收集材料的？
AF：我花了兩年半時間做項目研究和收集資料。就像人類學家一樣，雖然并沒有那麼專業和系統。我會見了十幾位私人銀行家，以及瑞士和阿根廷的學術界人士。我搜遍了伯恩州（Bern）的聯邦檔案館。并多次前往阿根廷。我拍了很多照片，檢視了很多地點，做了大量的筆記，寫滿了一個又一個筆記本。最近的新聞事件也豐富了我的素材内容。我特别想到了埃爾韋·法爾恰尼（Hervé Falciani）對彙豐銀行的揭露[1]埃爾韋·法爾恰尼（Hervé … Continue reading：我們特别閱讀了銀行家寫的關于他們客戶的備忘錄。這讓我有了具體的、活生生的真執行個體子。這是很難得的，因為如果有一個幾乎不可能摸清的神秘話題，那就是銀行家對客戶的真實坦率的意見。
LL：一些瑞士銀行家和那些與阿根廷軍事獨裁政權關系密切的人之間的關系是否曾有公衆記錄？
AF：當涉及到其他擁有瑞士銀行賬戶的獨裁者，如阿爾弗雷多·斯特羅斯納（Alfredo Stroessner[2]1912年11月3日－2006年8月16日，巴拉圭前總統、軍事獨裁者（1954年8月15日－1989年2月3日）。在1958, 1963, 1968, 1973, 1978, 1983, … Continue reading）、費迪南德·馬科斯（Ferdinand Marcos[3]… Continue reading）和蒙博托·塞塞·塞科（Mobutu Sese Seko[4]… Continue reading）時，這些關系已經被充分記錄下來。但在提到阿根廷獨裁政權時，有兩件事必須指出：一方面，瑞士主要銀行與軍政府上司人之間存在聯系，這應該被視為瑞士金融界的一項務實的交易。盡管看上去很是諷刺，但這種聯盟卻符合國際立法的規定。另一方面，還有一些已被證明的逃稅和洗錢的情況。在這些情況下，我主要依靠卡拉·戴爾·蓬特（Carla Del Ponte）在擔任瑞士聯邦檢察官時提起的訴訟。應西班牙政府的要求，她對擁有瑞士銀行賬戶的前酷刑犯進行了刑事調查。西班牙法官巴爾塔薩·加爾松（Baltasar Garzón）直接授權她了解了這些賬戶。例如，喬治·愛德華多·阿科斯塔（Jorge Eduardo Acosta，又名“老虎”，獨裁時期布宜諾斯艾利斯酷刑中心［ESMA］的負責人之一）在瑞銀就有一個銀行賬戶。
LL：伊萬·德維爾（Yvan de Wiel，法布裡齊奧·隆吉奧内［Fabrizio Rongione］飾演）所代表的銀行是源自一個真實銀行的啟發嗎？
AF：不是的。但我的目标不是要拍一部披露一個已知的和被證明的事件幕後資訊的電影。我做了一些資料收集工作，我根據我的想象力重新組織了這些發現。博爾赫斯說得很準确：我們不發明東西，我們發現它們。這是我的運作方式：專有名詞、日期、人物和地點都給了我靈感。之後，我用一種較為詩意的方式将它們延伸到一個故事中。我想深入了解一種心态，了解私人銀行家和他們的客戶的溝通方式，描述一種制度、一種文化。例如，當我了解到他們的一些基本情況時，我深為震驚：對銀行家來說，根本不存在良心上的沖突，隻有利益上的沖突。道德充其量隻是一種會計或行政事務。
LL：《阿索爾》是一部時代劇，故事背景設定在20世紀80年代末。不過這部電影似乎并沒有遵守曆史重構的規範。
AF：我們想確定它不不僅僅隻是曆史的再現，而更像是對某個時代的喚起。故事發生在1980年，但它是在2019年拍攝的。這個時間間隔很重要。有時會有一些标記，讓人聯想起某些确切的曆史時期，但我并不想與曆史存在着類似博物館般的聯系。我從與銀行家們談判的地方開始。一個鄉間别墅，一個帶遊泳池的别墅……。在這些私人領域，時間是靜止的。現在并不是很重要。與曆史的連結，識别一個人與過去的關系的能力，本質上是這個環境中階級區分的顯著标志。
LL：你能告訴我們更多你是如何将自己的美學選擇賦予這部關于瑞士銀行家的電影嗎？我簡單說下，比如将他視為一個新世界的征服者？
AF：瑞士不是——或者更确切地說，不再是——一個強大的軍事力量。在瑞士，很長一段時間以來，一直是銀行家在做國家的前線代理人。銀行構成了一條偉大的防禦線，而銀行家們發現自己在前線。他們并不是軍事英雄，但還是英雄。在很長一段時間内，聯邦都躲在銀行家的背後。銀行客戶的保密性是一個經過深思熟慮的政治決定，它意味着自己的進攻形式：為了使瑞士的網絡能夠滲透到國際上，銀行客戶的保密性是一個非常強大的機制。今天，我們不一定意識到瑞士在某些過程中發揮的作用。例如，在阿根廷的獨裁統治時期：不僅僅是兩三個銀行家感覺到了潛在的超級機會。有一個實際的戰略，其中包括在國家政治不穩定的情況下培養關系。當軍方上台後，出現了一個欣喜的時刻。“我們的朋友上台了，讓我們去争取吧！”
LL：這部電影的情節發展依賴于一種懸念的存在：我們想知道伊萬·德維爾面對他逐漸了解的恐怖事件，最終會有怎樣的反應。
AF：我喜歡看偵探小說，但每本小說在我讀到四分之三的時候我就會停下不讀了。不是因為我覺得無聊，而是因為我不想知道結局，這樣小說中的謎團才會繼續保持完整。在我看來，電影劇本也是探索宇宙的一個叙事藉口。劇本的張力首先依賴于一個吸引人們好奇心的謎團，但它不一定能得到最終解決。這是博爾赫斯和科塔薩爾（胡利奧·科塔薩爾 Julio Cortázar）等作家的港口城市人（porteña，來自于布宜諾斯艾利斯）幻想文學的典型内容。我們越是接近謎題的核心，就離最終解決的結果越遠。
LL：你是如何處理這個結局的？
AF：馬裡亞諾·利納斯（Mariano Llinas）和我一起合作創作劇本，我們很快意識到，我們必須考慮到一個強有力的假設：銀行家一般都被認為是相當消極的。你能怎麼做呢？讓這個角色成為一個真正的憤世嫉俗者根本沒有激勵我。但在我進行研究時，喬納森·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5]… Continue reading）的一段描述讓我着迷，“銀行家就像一口黑井；我們不知道這口井是很深，還是根本就是空的”。伊萬·德維爾是誰？是什麼讓他這樣做？他個人經曆過什麼，參與過什麼？我想，觀衆會在影片的最後一個鏡頭中把自己的結論投射到伊萬的身上。但如果要我給個提示，那總是一樣的：鑰匙。銀行業的世界充斥着表演文化，以及日益加劇的競争。最重要的是找到一個接受你是最好的環境，“不惜一切代價”。
LL：你是如何在歐洲和阿根廷兩地進行選角的？
AF：選角工作在歐洲和阿根廷同時進行。在歐洲，我們與亞曆山大·納紮裡安（Alexandre Nazarian）一起，尋找不太具備被識别性的演員，因為我們不希望觀衆在發現角色時會有其它太多的已有角色的參考。在阿根廷，與瑪麗亞·勞拉·伯奇（Maria Laura Berch）合作時，我們采用了不太傳統的方法，而選拔過程最終産生了大量的可能性。我們基本上從影片中的不同環境中尋找非專業演員。從事金融業的人、律師、土地所有者、富有的繼承人，我們同意不設定太多的選角局限，選擇更多的可能性。
LL：電影裡的一些配角特别突出，如埃莉·梅黛洛斯（Elli Medeiros）的出場。
AF：這部電影因其配角而變得更加充實。他們是每個場景真正的主人，這是我們有意為之的。億萬的角色就像一面鏡子，他必須不斷适應他的客戶，這是他的悲劇。他的存在本質上是為了回應他人的願望。這是我們確定法布裡齊奧需要牢記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方面；而這意味着演員必須放棄很多東西。關于埃莉·梅黛洛斯，我對她擁有的存在感和她所散發的神秘感非常感興趣。
LL：由巴勃羅·托雷·尼爾森（Pablo Torre Nilson）扮演的與軍政府同流合污的宗教領袖，是電影中另一個關鍵人物。
AF：巴勃羅·托雷·尼爾森是阿根廷導演萊歐波爾德·托雷·尼爾松（Leopoldo Torre Nilson，1924 – 1978）的兒子。他也是一名導演和作家，我選擇他是因為他的能量。在阿根廷，部分聖公會教會支援獨裁政權的濫用權力和暴力行動。啟發我創造這個人物的宗教人物之一是阿道夫·塞爾凡多·托托洛（Adolfo Servando Tortolo），他是阿根廷的一位大主教（1911-1998），他會接待并寬慰家屬，讓他們放心，然後轉手将他們的資訊直接出賣給了軍政府——這真讓人不寒而栗。
LL：這部電影最終可能會在瑞士激起強烈的反響……
AF：說實話，引起反應本就是我的興趣所在。瑞士銀行從來沒有承認他們在曆史中承擔過的角色，也沒有說過一句對不起。我的感覺是，應該由我們這一代人來承擔20世紀最黑暗時期的責任。我并不為此感到内疚，但我認為絕對有必要鼓勵對這個問題進行反思。
LL：你下一步的拍攝計劃是什麼？
AF：我已經開始了與《阿索爾》一脈相承的另一個項目，另一個關于不同職業環境的曆史題材電影：外交官和他們的領土日内瓦的關系。在這項新的調查中，令我感興趣的是找到值得關注的方式來重新诠釋一種特定的職業文化。正如博爾赫斯所說，每個主題都有屬于它們自己的修辭。
原文刊發于戛納電影節場刊
References
| ↑1 | 埃爾韋·法爾恰尼（Hervé Falciani）是法國和意大利的系統工程師和舉報人，被譽為“有史以來最大的銀行業洩露事件”。2008年，法爾恰尼開始與許多歐洲國家合作，提供涉嫌非法竊取的資訊，涉及超過13萬名擁有瑞士銀行賬戶的可疑逃稅者–特别是那些在彙豐銀行瑞士子公司彙豐私人銀行擁有賬戶的人。2014年11月，彙豐銀行在法國被起訴洗錢。2015年11月，瑞士聯邦法院判處法爾恰尼五年監禁–這是 “聯邦公共事務部對銀行資料盜竊案要求的最長刑期”。法爾恰尼被指控犯有 “嚴重的金融間諜罪、資料盜竊罪和違反商業和銀行保密規定”。 |
|---|---|
| ↑2 | 1912年11月3日－2006年8月16日，巴拉圭前總統、軍事獨裁者（1954年8月15日－1989年2月3日）。在1958, 1963, 1968, 1973, 1978, 1983, 1988年，他連續8次連選連任總統，1977年起巴拉圭總統職位解除連任限制。他執政近35年，成為拉丁美洲獨裁政治的“标本式人物”。他在執政30多年裡，積累了約50億美元财富。 |
| ↑3 | 1917年9月11日－1989年9月28日，菲律賓政治人物、獨裁者，1965年至1986年統治菲律賓長達20年。馬科斯當初因主張經濟和社會改革而上台，但馬科斯本人卻于稍後在任期間，以實行裙帶資本主義，和政治打壓的威權主義統治而聞名于世。 |
| ↑4 | 1930年10月14日－1997年9月7日，前薩伊總統、獨裁者。蒙博托在任上以腐敗、裙帶關系及在任上侵吞40億至150億美元而臭名昭著。在主政國家三十餘年間，蒙博托有“典型的非洲獨裁者”之稱。 |
| ↑5 | 喬納森·斯威夫特，英國和愛爾蘭作家。他作為一名諷刺文學大師，以《格列佛遊記》和《一隻桶的故事》等作品聞名于世。根據曆史記載，他有多重身份，包括神職人員、政治小冊作者、諷刺作家、作家、詩人和激進分子。 |
法國記者和編輯，曾為路透社和《電影手冊》（Cahiers du Cinéma）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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