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裡.克萊默報道
譯者：易23
校對：天
來源：炸彈（2015 年 4 月 8 日）
蔡明明是當代世界電影大師之一。他的電影以其長鏡頭，極簡主義的告白和始終由李康生（導演的缪斯女神）主演而聞名。這位電影制作人出生于馬來西亞，但主要在台灣（偶爾在法國）工作，專注于，疏遠和孤立。
蔡明（左）與李康生
他一次又一次地回到引起共鳴的隐喻和主題;在他的作品中，雨和水幾乎是永恒的，往往代表着愛或絕望，有時兩者兼而有之。就像這些流水的畫面一樣，蔡英文電影中的人物也因被壓抑的而顫抖。人們在公共廁所裡四處遊蕩，在1997年的電影"河"中，這個地方變成了一個同志浴室，手淫和孤立的性接觸是重要的元素。
河 （1997）
雖然蔡英文的電影甜美而簡單，但它們也可以很有趣。在他的第二部電影《愛情萬歲》（1994）中，女主角在較高價的電梯大廈裡殺死一隻昆蟲的努力是一部有趣的無聲喜劇，李康生在他最大膽的電影《天空中的雲》（2005）中，在明亮的歌舞表演場景中打扮成（或者更确切地說，脫衣服）跳舞的糞便。
愛情萬歲 （1994）
蔡的作品最明顯的方面是他能夠通過冥想，靜态的鏡頭傳達偉大的情感，無論它們集中在角色的臉部，風景還是房間。在多倫多電影節上放映《無名之輩》後，一位觀衆問蔡英文，這部電影中空蕩蕩的劇院的冗長鏡頭意味着什麼。"你什麼都沒感覺到嗎？"他的回答赢得了熱烈的掌聲。不是每個人都能體驗到他獨特的電影魔力，但那些對他的作品着迷的人卻皈依了生活。
《Not Scatter》（2003）
除了反複出現的水、西瓜和浴室的畫面，演員李康生幾乎從未缺席過。李康生飾演的大多數角色都叫"小康"，這個名字似乎是虛構的電影世界中導演和演員的融合。與讓-皮埃爾·萊奧德（Jean-Pierre Leord）飾演的特雷弗和安托萬·杜弗恩（Antoine Duverne）之間的關系不同，我們不知道Well-off在多部電影中是否是同一個人，盡管他在短片"The Bridge Is Gone"（2002）中與"What's Your Side"和"A Cloud in the Sky"重疊。
立交橋不見了 （2002）
在這些電影中，李安最一緻的地方在于，除了角色的名字之外，他的表演也非常多樣化。在《黑眼睛》（2006）中，李康生被分為兩部分：無家可歸者和植物人，兩者的表演都非常出色。
黑眼睛 （2006）
在《郊遊》（2013）中，他無名無姓的角色堅忍着街頭對抗傾盆大雨，展現了他為保護孩子而磨練出的不可思議的意志力。
郊遊 （2013）
從本月開始，紐約電影博物館将舉辦蔡英文電影回顧展，我們借此機會通過電子郵件采訪了蔡英文導演。
記者：你為什麼決定成為一名電影導演？是什麼啟發了你？你是如何發展自己獨特的風格的？
蔡明：在我這個年紀的人會明白，沒有人能決定自己的出生環境。我出生在1960年代，電影的黃金時代。爺爺奶奶每天都帶我去看電影。我們已經看到了很多讓人們逃避現實的流派。他們對我來說就像魔術一樣，我印象深刻。
1980年代，當我來到台灣，遇到前所未有的政治自由時，我接觸到其他類型的電影：法國新浪潮、新德國電影和經典無聲電影。它們不僅拓寬了我的電影詞彙量，也觸動了我的心靈，讓我真正思考了什麼是電影。
記者：你被認為是《慢電影》的代表之一。你能談談你對很長的靜态鏡頭和這些情感時刻的偏好嗎？
蔡明：我很困惑為什麼人們一直在談論長鏡頭。起初，不是所有的電影都是由長鏡頭組成的嗎？現在，人們不再談論愛森斯坦了，因為蒙太奇被認為是理所當然的。同時，長鏡頭依然是影片的精髓。這就像關于同志的無休止的辯論 - 它不總是在那裡嗎？長鏡頭正是我需要創造的。
在某種程度上，我希望我的電影更逼真。保持時間自然流動意味着剪輯保持在最低限度，這是我最有效的政策之一。A級片和大部分不是長鏡頭嗎？這種方法不是有效嗎？每個人都希望随時擁有遙控器。我們應該談論觀衆的觀看習慣，或者說不耐煩的頭腦。
記者：你能談談你和李康生的關系嗎？
蔡明：現在我完全在他的控制之下。我可能欠他一個生。在我看來，李康生是世界上最無助的人。他完全違反了所有的社會标準，尤其是表演行業的标準，以及預先存在的表演觀念。不久前，他在我的一部獨角戲中扮演了一名僧侶。但在演出之前，他中風了，半個身體幾乎沒有活動。這非常令人擔憂，我們都不認為這個節目可以繼續下去。但最終，即使在這種情況下，他也走上了舞台：兩個小時的節目已經安排好了，因為他失去了身體的一部分，把它變成了三個半小時。
那時我就有了一個想法，即使他不能動，他隻是躺在那裡，表演仍然可以繼續進行。我們的長期合作是對社會既定發展觀念的反叛。中國電影的片名《青春哪兒》叫《霓虹燈神的叛逆者》，取自中國神話，這是神話中最年輕的神，他挑肉，作為對父親最極端的反抗。
《What Teens》（1992）
記者：你的作品最讓我印象深刻的是，你用水作為象征——它通常代表着愛和欲望，或者強烈的情感——尤其是《洞》和《郊遊》中的傾盆大雨。你談論這種象征意義嗎？
蔡明：我們其實隻有兩輛水罐車和三個大粉絲在《郊遊》中的雨場。一小群人把繩子綁在樹枝上，用盡全力搖晃着。這兩天的拍攝非常折磨人。一名男子以為自己在森林裡踩到了一根用過的針頭，他擔心自己感染了艾滋病，但實際上被蛇咬了一口。盡管如此，拍攝雨還是展示了拍攝的本質，我喜歡下雨 - 你不能去任何地方，你必須留在原地。
記者：你的電影經常涉及孤獨的角色，如《愛情萬歲》或《洞》，或異化角色，青少年，或邊緣化角色，如《黑眼與郊遊》。你能解釋一下為什麼這些主題對你的工作如此重要嗎？
蔡明：這就是我。不是别人孤立了我，而是我被資源孤立了。當我獨自一人時，我感到自然，真實和放松。但是，我覺得自己不夠孤立，是以我想拍攝更純粹的孤立。也許真正的孤立是真正的自由。
洞 （1998）
記者：你能談談你作品中對同性傾向和同性戀或酷兒性行為的描繪嗎？
蔡明：拍完《少年哪一個》後，我被推薦去倫敦參加酷兒電影節，但我不喜歡自己作品的标簽。現在我的很多作品已經在LGBT相關的電影節上放映了，我不再介意了。我從來沒想過我在拍一部同志電影，我隻是覺得電影中有同志角色。根據我對社會現實的經驗，酷兒文化确實被邊緣化了。
每個人的内心都有黑暗、隐秘的一面，内心隐藏着深深的感情，無法言表。談論酷兒問題永遠無法真正解決任何問題，是以沒有必要說太多。你怎麼能要求别人真正了解你？就像我電影中的角色一樣，你隻能做你自己，希望别人了解你。
記者：我對浴室和廁所的使用感到好奇，這是你所有電影中的關鍵場景。它們是身體、隐私、性和身份的空間。我很好奇你是如何将浴室用作角色的大熔爐的。
蔡明：門鎖上的時候，隻有你，任何人都可以完全自由。但對我的演員來說，最難的是如何在鏡頭前展現出完全的自由，是以我真的尊重他們。在我的最新作品《不眠之夜》中，我們可以看到李康生和日本演員安藤正信正在洗澡：兩個美麗的身體漂浮在清澈的水中，令人賞心悅目。
不眠之夜 （2005）
記者：你經常在電影中玩電影主題和類型。《天空中的烏雲》是一部情色歌舞片;《勸說》的背景設定在電影院裡。"Face"和"What's Your Side"都有法國新浪潮偶像Jean-Pierre Leod的出現。你能談談這些作品中自我反轉的電影特質嗎？
蔡明：創造力離不開生活嗎？我不想講故事，我不想編造現實。我想推薦一部關于我的傳記片：昨天，這是年輕的馬來西亞導演蘇忠遠為我制作的。他跟着我三年，催促我回憶過去的故事。他甚至去我的出生地拍攝現在已經成為廢棄電影院的墓地。
昨天 （2013）
事實上，當我20歲離開那裡時，劇院已經一個接一個地消失了。但它們并沒有完全消失 - 它們回到了我的夢想。從我30歲開始：我多次夢見我回到了我的童年，回到了這些劇院。武俠電影、戲劇和老歌仍然在這些空間中回蕩。偶然地，在現實生活中，我成為了一名導演，但不是制作商業電影的導演，我不必考慮票房收入。但我确實覺得我一直在努力重制這些記憶。
記者：有很多關于你"回家"去馬來西亞拍攝《黑眼睛》的讨論。您如何看待您在馬來西亞和台灣的工作？你有漂移感或歸屬感嗎？
蔡英文：離開家鄉馬來西亞古晉後，我留在了台灣。我離開台灣不是因為在這裡感覺更自由。我想說什麼就說什麼。在馬來西亞，有很多社會限制阻止我做我自己，是以我從未想過要回去。
然而，在1998年，我似乎過度利用了我的自由，并收到了很多台灣人的負面反應。在一陣憤怒中，我決定回到馬來西亞。就在那時，我意識到馬來西亞不再是一個"家"，而是一個完全陌生的地方。是以在2005年，我又回到了拍攝《黑眼睛》的崗位上。這部電影以吉隆坡的街頭流浪漢和移民勞工為特色。在這些外國人的臉上，我看到了自己。
記者：李康生在你最近的電影《西遊記》和《行者》中飾演一名僧人。你能告訴我你在電影中對僧侶和佛教的描述嗎？
蔡明：我是佛教徒，我非常喜歡玄玄，他是一個出生于1400年前的唐代僧人。他獨自一人穿越沙漠，從印度拿到完整的佛教經典，并把它們帶回中國。我欽佩他的孤獨、固執和愚蠢。
沃克 （2012）
記者：這些年來，你獲得了無數的獎項和評論家的贊譽。你很難繼續拍電影嗎？你如何為每個新項目找到靈感，并繼續講述富裕人士的故事？
蔡明：如果你認為人生是短暫的，沒有什麼能阻止你做自己想做的事。我一直以為我很快就會死去，是以我隻是做了我想做的事情。我一直缺乏靈感，直到有一天我意識到我無法停止向李康生的臉開槍。我認為這很好。我很高興接受我的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