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STORY
衆所周知，大宋王朝的建立，源自宋太祖趙匡胤“陳橋兵變”、黃袍加身。作為影響中國曆史走向的一件大事，千百年來人們對它的讨論一直沒有停止過。而在無數與之相關的話題中，最具争議的莫過于宋太祖在兵變時究竟是被逼無奈趕鴨子上架，還是預謀已久後順理成章莅祚九五。
在宋朝曆史的記載中，陳橋兵變是一場沒有預謀、不流血的兵變，趙匡胤在兵變前是毫不知情，是被将士擁立的。但近些年來很多學者發現，陳橋兵變大有疑點，趙匡胤并不是如史書中記載的那樣毫不知情，這是一場預謀已久的搶班奪權的兵變，而且非常成功，幾乎稱得上兵不血刃，市不易肆。
後周顯德七年正月初一，久無戰事的邊境忽然傳來了遼國大舉進犯的消息，原來是北漢聯合遼國，趁着世宗柴榮新喪的時候想要滅掉後周。
接替柴榮即位的是年僅七歲的恭帝，垂簾聽政的符太後毫無主見，隻好問計于宰相範質，範質思來想去隻有朝内趙匡胤能夠解決這個問題。不料趙匡胤卻托言兵少将寡，不能出戰。範質隻得委趙匡胤最高軍權，升任殿前都點檢統帥全國兵馬。
初二點兵，初三出發，大軍行進到一個叫陳橋的驿站，安營紮寨，一晚相安無事。第二天一早，大軍嘩變，兵将們擁到了帥府的寝帳門口。異口同聲地向裡面高聲大叫：“諸将無主，願冊太尉為天子！”并沖進屋裡來，把一件黃袍，強行套在了趙匡胤的身上。然後大軍開拔，遼軍也不打了，就此傳回京城。一路暢行無阻，守衛都城的石守信聽聞趙匡胤返京，居然直接打開城門接應。
難道就沒有人舉兵反抗嗎？有一個，他是侍衛親軍馬步軍副都指揮使韓通，但還沒有等他召集軍隊，就被身旁軍校王彥升殺死。此時朝廷早朝未散，得知消息，百官推舉宰相範質、王溥面見趙匡胤。這二人見到趙匡胤首先是痛哭流涕，悔恨倉促派兵，然後二人抹抹眼淚跪地山呼萬歲。
趙匡胤安排二人回宮，一方面安撫百官，另一方面安排禅讓事宜。禅讓儀式複雜，但二人卻在極短的時間内安排妥當，并派禮官前來迎請趙匡胤，趙匡胤剛走到大殿的台基上，衆朝臣一見，立刻集體下跪，齊呼萬歲。
初三發兵，初四兵變回京，初五後周就變成大宋了，一切發生得太快，無數的疑點證明，陳橋兵變就是一場蓄謀已久的政變。
這場兵變有以下幾處疑點，讓人懷疑。
出兵理由
大家還記得趙匡胤為什麼率大軍出征嗎？史書對這件事是這樣描述的：“七年春，北漢結契丹入寇，命出師禦之。”
這是最初出兵的理由，等到政變發生之後，大宋朝已經建立，又說：“鎮州郭崇報：契丹與北漢軍皆退。”這是《宋史 太祖本紀》的說法。這裡的“七年”，指的是後周顯德七年。僅僅四天，遼國大軍便撤退了，是畏懼趙匡胤的能力嗎？顯然不是。
盡管宋人都盛傳契丹在正月初一大舉入寇，但是《遼史 穆宗本紀》，還有這一時期與後周接境的遼國州郡長官與将軍們的傳記，都沒有記載這個事實。
就是說，這一年年初，契丹根本就沒有出兵攻打後周的事實，甚至連這樣的意圖都沒有。非常明顯，這是為了給趙匡胤發動兵變，故意制造出來的虛假軍事情報。
諸位大臣的反應耐人尋味
在這場兵變中，除了趙匡胤的嫡系趙匡義和趙普之外，有幾位大臣在其中發揮了很重要的作用。我們先來看兩位宰相的表演。
範質、王溥在收到兵變的消息後第一時間便被百官推舉去見趙匡胤，兩人剛一進門，趙匡胤就對着他們難堪地說：“我受世宗厚恩，現在被将士所逼，到了如此的境地，真是無地自容，愧對世宗皇帝！”說罷，放聲大哭起來。範質隻說了一句話：“倉促遣兵，是我等的失誤哇！”接下去，王溥首先跪拜，範質跟着跪拜，兩人合唱了一首“萬歲”歌。然後回宮，安排禅代事宜。
這兩位宰相深受先帝恩寵，面對要奪取後周江山的趙匡胤，沒有大義凜然的質問趙匡胤，隻是假惺惺地說了幾句後悔的話，便去安排禅讓的事情了。從這兩人的反應來看，他兩人即便不是同謀，也是知情者。
還有一位大臣很重要，翰林學士陶谷。禅代儀式由當時的朝廷最高禮官——宣徽南院史昝居潤主持。儀式将要開始時，大家忽然發現，少了一樣重要的東西 ，沒有準備禅位诏書。大家正在擔心，翰林學士陶谷得意地從袖管裡掏出了私下裡代替八歲的小皇帝寫好了的禅位诏書。宰相宣讀，趙匡胤接诏。這是文臣的表現。
有人認為文臣手中無兵，形勢所迫，不得不屈服，武将必然不同。但在這場兵變中手握重兵的可不止趙匡胤一人。符彥卿是後周攝政的太後符氏的父親，不僅是太尉，還兼着中書令、節度使，麾下天雄軍，手握重兵，還是後周封的魏王，地位尊貴無比。
還有張永德，他雖然不是柴榮的至親，但卻是後周太祖郭威的驸馬，身上還有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的頭銜，依然是宰相級幹部，并擔任着忠武軍節度使，手上同樣握有兵權。這二人聽到趙匡胤當了皇帝，他不僅沒有感到意外，而且馬上上表稱“萬歲”，表達擁戴的忠心。
你的心思就你知道？
盡管趙匡胤在周太祖、世宗兩朝表現得十分忠心（他不忠心也不可能成為禁軍最高統帥），登基之後他又一再表示自己當皇帝是迫于形勢、自己的皇位受之有愧，而且史書上也都如此記載。但正所謂當局者迷旁觀者清，群衆的眼睛是雪亮的。趙匡胤的“司馬昭之心”盡管隐藏得很深，但卻仍然被至少三個人察覺到了。
首先懷疑趙匡胤的，是後周大臣楊徽之，他曾“言于世宗，以為上有人望，不宜典禁兵”（《續資治通鑒長編》）。
緊接着，周臣鄭起也曾對宰相範質說過同樣的話。但是，周世宗也好、範質也好都沒有記在心上。值得注意的是，趙匡胤登基後，便将二人貶往邊遠州縣，且史籍上并未記錄貶谪的原因。此外，韓通的兒子韓微也勸父親要及早防範趙匡胤，但韓通同樣未能聽從，結果父子都在兵變後不久被殺。
試想一下，趙匡胤如果不是心虛，有必要将這三人或貶或殺嗎？
通過上面的叙述，我們應該能夠下結論了：盡管“陳橋兵變”的整個過程十分完美，趙匡胤和手下諸将的表現也很到位，史籍上對此也是盡力美化，但這些都掩蓋不了兵變其實就是趙匡胤集團進行的一場有組織、有預謀的改朝換代之舉。
但為了減輕從孤兒寡母手中奪取江山的道德負罪感，為了減小輿論壓力，為了安撫諸臣以便順利接手後周江山，趙匡胤不得不、也隻能把自己塑造成一個迫于無奈的被動上位者。
然而我們也應該看到，“陳橋兵變”雖是一個徹頭徹尾的陰謀，但曆史的決定并沒有錯：它選擇了趙匡胤、選擇了宋朝，使古代中國有幸迎來了一個空前發達的文治時代，為飽受五代戰火荼毒的百姓營造了一個和平安甯的環境，給中國經濟文化的進步打牢了根基。
同時，這場兵變雖然也是“槍杆子裡出政權”，卻成為罕見的沒有流血的改朝換代。即便是最大的失意者，後周的柴氏皇族不僅保全了性命，更得到了相當的優待，這無疑成為中國古代政治走向理性的開始，為兩宋三百年的繁榮奠定了開明、和諧、寬容的政治基調，其對于曆史的積極影響是怎麼形容也不過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