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揭秘：二戰後對日本使用生化武器的調查與審判

前言

東京審判期間，蘇聯為得到生物戰情報，向美國提出問訊、引渡和審判石井四郎等人的要求。美國國防部、參謀長聯席會議、陸軍部、海軍部、空軍部、遠東司令部等通過多封函電讨論了應對政策，最終達成“以不指控戰争罪交換生物戰情報”的共識。在圍繞生物戰情報的美蘇交涉中，美國達成了預期目标，單獨占有日本生物戰情報，同時避免生物戰情報對外公開。在美國的“事先授意”和“現場監督”下，蘇聯主導的聯合訊問一無所獲。蘇聯對此耿耿于懷，并未甘休，在東京審判之後單獨發起了伯力審判，這既是美蘇之間在東京分歧的延續，也是冷戰格局下大國博弈的典型事件。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國防部相繼派出桑德斯、湯普森等人赴日本秘密調查生物戰，直到東京審判開庭，美國的秘密調查仍未完成。在此期間，蘇聯從戰俘審訊中獲得日本生物戰情報線索，随後向美國提出訊問、引渡和審判石井四郎等人。蘇聯的要求同美國的目标産生了正面沖突，美國既希望獨占生物戰情報，又要避免生物戰情報對外公開。為此，美國國務院、參謀長聯席會議、國防部、陸軍部、海軍部、空軍部、遠東司令部通過多封函電讨論了應對政策，最終達成了“以不指控戰争罪交換生物戰情報”的共識。其結果是，美國獨占生物戰情報且秘而不宣，蘇聯在東京則遭遇了徹底挫敗。

圍繞生物戰情報的美蘇交涉，随着東京審判的結束告一段落，但是蘇聯并不甘心，随後發起伯力審判，這既是美蘇之間在東京分歧的延續，也是冷戰格局下大國博弈的典型事件。1本文試以美國藏檔案為主要參考，梳理美蘇交涉的動因、過程和結果，觀察美國内設機構的利益權衡和應對政策，探究東京審判與伯力審判之間的内在關聯，借此揭示冷戰前後東北亞國際關系的一個面相。

調查

蘇聯對日宣戰進入中國東北之後，将50餘萬日本“戰俘”以及大量日僞檔案帶回蘇聯，在被俘人員中，就有七三一部隊的川島清和柄澤十三夫。21946年9月12—19日，蘇聯調查員庫多裡亞切夫(Kudoriafutsuef)上校、尼基辛(Nikichin)上尉在哈巴羅夫斯克戰俘營訊問川島清和柄澤十三夫，獲知了大量日本生物戰情報線索。川島清供述了七三一部隊的組織機構、核心人員、業務職能和活動範圍，包括生物研究、生物作戰、疫苗生産和血清制造等内容。柄澤十三夫供述了七三一部隊在沈陽盟軍戰俘營利用美國戰俘進行了血清人體實驗，在浙江甯波、衢縣和玉山等地實施生物實驗等資訊。

蘇聯通過情報管道将生物戰線索傳遞給正在參加東京審判的蘇聯代表。1947年1月7日，遠東國際軍事法庭蘇聯助理檢察官瓦西裡耶夫(Vasiliev)少将通過國際檢察局調查部向盟軍總司令部第二參謀部副參謀長威洛比(Charles A. Willoughby)少将送出請求函，提出訊問石井四郎、菊池齊和大田澄，要求提供村上隆和中留金臧的住址，并明确說明國際檢察局蘇聯處已經掌握了日本生物戰有關材料，在呈交東京法庭之前希望進行補充訊問。瓦西裡耶夫表示：“此次訊問在特定地點進行，不對外界公開有關情報。

瓦西裡耶夫的書面提議，使得負責美軍情報工作的威洛比意識到，蘇聯人已經注意到了這些日本人，或許蘇聯也正在探知美軍的動向。對于這次蘇聯有備而來的請求，美國人急于了解蘇聯生物戰情報的“底牌”:蘇聯人是怎麼知道的?蘇聯人到底掌握些什麼?為此，美國遠東司令部情報部中校馬奎爾(Robert P. McQuail)主動約談了蘇聯人。1947年1月15日上午9時，在東京的原陸軍省大樓，盟總國際檢察處沃多夫(D.L.WalDorf)、馬奎爾、美國化學戰辦公室少校凱勒(O.V. Keller)、蘇聯上校斯米爾諾夫(Leon N. Smirnov)等召開了會議。斯米爾諾夫申明訊問日本人的理由：“蘇軍通過審訊戰俘掌握了生物戰情報，以上情報對蘇聯人來說是非常荒謬的，引起生物戰專家的關注，他們重新進行了訊問并考察了平房的廢墟，最終确認了情報。馬奎爾問：“平房的廢墟是因為遭到了轟炸還是由于戰鬥而毀壞的呢?斯米爾諾夫答：“平房被日本人徹底摧毀，這些日本人試圖掩蓋所有證據。所有檔案也都銷毀了，是以我們的專家甚至都懶得再去給廢墟拍攝照片了，損毀得太徹底了。他還補充道：“在紐倫堡審判中，一名德國專家證人稱，以跳蚤傳播斑疹傷寒是公認的生物戰最佳戰法。日本人似乎也掌握了這種技術，而得到這個情報對美國和蘇聯來說都是有價值的。斯米爾諾夫可能沒有意識到，馬奎爾“平房廢墟”的問題直接關系到美軍對此問題的評估。如果蘇軍在戰鬥中破壞了平房内的生物戰基地，必定會有部隊檔案和生物戰情報被繳獲，那麼蘇軍掌握生物戰情報的範圍則難以評估。如果是七三一部隊自行摧毀了平房本部，生物戰情報資料有兩種可能的處理結果：一種是被提前轉移，另一種是就地直接銷毀，那麼蘇聯不會得到更多有價值的直接情報。馬奎爾随後在評估報告中寫道：“斯米爾諾夫的情報與美國掌握的情況相吻合，細菌生産的資料是新情報，活體實驗的情況還存有疑問，關于平房遭到徹底摧毀以及檔案銷毀也印證了之前的情報。

生物戰情報浮出水面的時候，美軍已經秘密調查了22個月，調查的效果與預期的目标有多少差距，調查的程度和實際的狀況有多少差異，構成了美國權衡利弊進而制定應對政策的參考要素。一方面，美國試圖主導東京審判必須得到蘇聯的支援，一定程度上需要采取妥協的方式處理正面沖突，不能讓生物戰事件直接影響與蘇聯的合作；另一方面，美國希望達成獨占生物戰情報的預設目标，又擔心引起蘇聯的長期觊觎和窮追不舍，形成生物戰情報被迫公開的不利局面。為此，美國遠東軍司令部通過軍事急電緊急請示華盛頓制定應對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