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126年，宋徽宗撫琴而坐，靈活的手指如同蝴蝶般自琴弦上撥過，神情專注，姿态認真，如此做派更像一個琴師，而非一位皇帝。此時的他還不知道，在居庸關北邊，金兵已經摩拳擦掌，準備再次向南前行，攻入大宋。而這一次，他們的胃口已經大到能吞下整個北宋。
靖康二年四月，金軍攻破開封，不顧宋徽宗開出的求和條件，将整個趙氏皇族與後宮妃妾、達官顯貴三千餘人，一同押解北上。令嶽飛至死不敢忘的“靖康之恥”，就此來開帷幕。然而在數年後，北宋文人回想起這些屈辱時，卻把矛頭指向已經離世四十餘年的前任丞相王安石，怒罵如果不是他的變法，北宋也不會迎來如此大的恥辱。北宋文人将所有的責任推到早已化為一碰黃土的王安石頭上，其實并不算牽強。
嘉祐三年，時任度支判官的王安石入京述職，為宋仁宗送上長達萬字的《上仁宗皇帝言事書》，詳細的總結自己在多地當官的經驗及此前大宋急需解決的問題。王安石表示，如今北宋需要一場徹底的變法，如此才能令整個國家煥然一新。然而，宋仁宗在看過此書後，并未采取他的主張。
十年過去，年僅19歲的宋神宗繼位，和所有新君一樣，他希望自己的一生能有所作為。面對财政虧空已達1750餘萬兩的國庫，神宗再不敢相信百年前宋太祖、宋太宗二人制定的“祖宗之法”，他當即召令王安石進京，為他提供所有便利，實施變法。
王安石的變法具體針對五個方面。北宋朝中官員數量繁重，其中大部分是拿空饷，并不做事。如果重新整頓官府，将無用之人踢出去，自然能減少一筆不菲的開銷。除此以外，減少苛捐雜稅，令農人生活漸好；大興水利，鞏固農耕之本；強健軍隊，裁掉無用之人；重振科舉，令寒門學子有出頭之日。這些變法，無論放到什麼年代，都是好事。??
然而王安石的這五條變法，卻永遠不可能實作。在宋神宗卯足勁想變法時，滿朝大臣都站在了他的對立面。抛去反對派歇斯底裡的指責，支援變法一派中也屢屢互相攻擊，早成一片散沙。習慣高高在上的高太後自然不願講大權讓給旁人，一旦神宗回到後宮，她就拉上皇後曹氏哭訴王安石壞了祖宗家法，害了天下百姓。同王莽一樣，王安石的變法實在太先進，觸犯了權貴根本利益，到頭來隻有死路一條。
曆史沒有如果，但假設王安石的變法取得成功，還會有北宋末年的靖康恥嗎？宋神宗去世後，年僅8歲的哲宗繼位，一向癡迷朝政，被《續資治通鑒》譽為“女中堯舜”的高太後掌握了整個大宋的最高決策權。她立刻起複堅決反對王安石變法的司馬光。司馬光一改文人做派，迅速廢除王安石此前進行的所有新法，也完全洗刷掉宋神宗生前富國強兵的所有的夢想。
年邁的高太後離世，被壓抑九年的小皇帝宋哲宗終于有了獨掌大權的時機，變法派是以得以喘機，逐漸恢複新法。然而宋哲宗的支援卻已經變了味，父親神宗是希望國富民強，而哲宗隻是為了打壓曾經侮辱自己多年的舊臣。司馬光等人在死後被一貶再貶，活着的保守派也被流放嶺南。然而變法派内部又開始争執，朝中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心神俱疲的宋哲宗掌權不過六年，就早早撒手人寰。
國不可一日無君，宋哲宗沒有留下兒子，向太後力推神宗的十一子趙佶。19歲的趙佶素來喜愛書畫，但即位之初也曾有英主之象，除奸佞，開言路，點燃一把火，卻再沒有添柴。登基的第二年，宋徽宗趙佶宣布“崇甯者，崇熙甯也”，如此做派，顯然是想恢複神宗之法。此時蔡京靠着右相曾布推薦，一舉成為趙佶寵臣，他恢複舊制，改用王安石新法，以“變法”為名，排擠政敵。而趙佶也全心全意相信着蔡京，将朝中大小事務交于他，每日隻顧得彈琴，切磋詩詞。
自神宗起，三任皇帝都曾想變法，卻全部失敗。或許這就是人們常說的“曆史必然性”。如果王安石的變法能夠成功，靖康恥自然能避免，可惜王安石變法注定失敗。宋神宗、宋哲宗、宋徽宗都無法改變曆史的程序，這就是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