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晨7點，一陣急促的起床鬧鈴如約而至，在送兒子去學校之後，李淳照例開始了一天的工作，從8點跑到中午12點，中午回家休息4個小時，然後跑到晚上11點收工，日複一日，年複一年。
這是李淳跑滴滴的第8年，親曆過滴滴和快的、Uber燒錢大戰的李淳談起滴滴下架自然有說不完的話，他戲稱滴滴在下架之前已經很久沒有給他派過“機場單”了，這種距離長、金額高、抽成少的訂單原先都用于滴滴招攬新司機。而當滴滴下架之後，為了留住李淳這種優秀老司機，滴滴在一周内破天荒給他派發了兩次。
“算法還是厲害的，它比人精明。”李淳一邊感慨算法的“勢力”，一邊在看到新訂單的一瞬間，就綜合擁堵情況、空駛距離、目的地人流量等因素，給我分析出了這一單大概能掙多少錢，甚至精确到每公裡。
當我詢問李淳，是否每天的收益都在他的計劃之内時，李師傅不屑地看了我一眼，笑着說：“是每小時。”
當然，并不是每個司機都像李淳這樣，跟滴滴已經安穩地度過“七年之癢”，剛剛加入網約車大軍的伍珂就是個不折不扣的“萌新”。
曾經深耕教育行業的伍珂在一紙政策之後迷失了方向，巨大的失業壓力讓他整晚整晚的失眠，“與其睡不着，把時間留給遊戲和小說，不如開開車，跟陌生人聊聊天，能舒緩點我的焦慮情緒。”他說這話的時候，滿臉的輕松和惬意，全然不像是長期晝夜颠倒導緻體檢結果“滿江紅”的樣子。
“那當初為啥沒跑外賣呢？”我在提出這個問題的一瞬間就後悔了，讓曾經坐辦公室、俯視CBD商圈的精緻白領轉變為樓下辛苦等待的外賣小哥，似乎多少有點落差。但伍珂非常坦然地表示：“我跑過，太累了，沒堅持下來，還是開車更舒服，錢也大差不大。”
有趣的是，剛剛踏入網約車行業的伍珂就遇到了滴滴下架引發的平台“圍獵”，各大打車平台為了搶奪滴滴可能流失的市場佔有率，時隔5年，再度開啟了“燒錢補貼”大戰，而且這次“戰争”的受益方不止顧客，作為運力重要的組成部分，伍珂這種剛入行的司機也成為争奪的對象。
“我最多同時用3台手機，8個打車軟體輪流上崗，那段時間單子基本不停。”與乘客哪家優惠就用哪家一樣，司機同樣是哪家賺錢就拉哪家，很多打車軟體不僅針對所有司機開出了“高峰期1.2倍薪酬”或者“高峰期免抽傭”的誘惑，同時還針對伍珂這種新司機專門給出了前7天甚至前一個月免傭金的活動。
但是在風風火火的一個月之後，各家平台最終還是回歸了平靜，“滴滴主要定位更準，一些小平台的打車軟體相近的地鐵口根本分不清，而且他們的派單非常不科學，經常兩個單子相隔幾公裡，很浪費我們的時間，有一次一個乘客質問我為什麼界面顯示隻有4分鐘的路程我卻開了半個小時。我也很難解釋這是系統導航顯示的原因，是以最後雙方都會用回滴滴。”
伍珂口中“不科學的派單”其實很大程度是由于别家平台并沒有滴滴海量的訂單數和積累10年的算法體系，尤其是滴滴自研的地圖，在曆經千百次“戰争”之後已經對外豎起了高牆，别的打車平台難以逾越。在經曆過補貼的高峰期之後，各家打車平台留下的一地雞毛最終還是被滴滴撿了去，讓乘客對于滴滴的使用體驗反而有了更深刻的對比。
“你有想過你的老闆給你當滴滴司機嗎？”
這種一般隻會出現在爽文裡的情節就真實發生在顧建身上，自從當網約車司機之後，顧建拉到過兩次自己的下屬，一開始隻能尴尬地寒暄，但破冰之後聊到興頭上，顧建甚至還會詢問下屬當初罵過自己哪些壞話。
作為一家建材公司的小老闆，顧建手底下有着三四十号人，但是表面光鮮的老闆身份背後，是疫情之下，每月辛苦到頭，賬戶上隻有一兩萬的淨收入。在權衡許久之後，顧老闆變成了顧師傅，“我現在每個月開滴滴也有一兩萬的收入，而且不用像原來為了個工程項目天天陪酒賠笑，舒服多了。”
顧建讓我體會到了“當你心疼司機師傅工作累，司機師傅也在心疼你賺得少”，雖然滴滴平時的抽成比例高達20%，極端情況下甚至高達30%，但仍然不妨礙這個行業“一分耕耘，一分收獲”，并且同時能獲得相對體面和自由的工作空間。
尤其是在滴滴剛下架的那段時間，不斷有其他平台的地推人員會敲響顧建的車窗，用高昂的進駐獎金誘惑他，“他們說有平台那短短一周就補貼給司機大幾百萬呢，這錢不拿都不合适，但是你注冊之後會發現沒有顧客啊，就一開始那一個月下班高峰期有單子，後面就沒人用了，我都把它解除安裝了。還是滴滴顧客多，我認識的幾個同行熱乎勁過去，最後也就跑那麼兩個大平台，小平台綜合體驗還是不如滴滴，天天被顧客因為平台技術的原因投訴也心煩。”
巧的是，在我快要結束一天的采訪時，手機就給我推送了“滴滴公布财報，半年巨虧546億”的新聞，底下評論一片叫好。
于是我詢問了顧建最後一個問題，是否碰到過極端乘客，因為滴滴下架事件對他惡言相向，他沉默良久，“是有那麼幾個，尤其是剛下架的那段時間，有些顧客從别的平台上的我的車，看到我手機上還在接滴滴的單子，會質問我為什麼還在用這個‘賣國APP’，我也不知道該怎麼回答，就隻能尴尬陪笑。”
在洶湧的民意下，是他們被忽略的身份。除去滴滴司機外，他們是父親，是丈夫，也是家裡人的依靠。
李淳曾經開滴滴帶着一絲玩票的性質，想着開一段時間就跑路重新找個外企上班，但女兒的出生讓他改變了曾經吊兒郎當的開車習慣，也讓他的工作時間激增，從每天晚上9點準時下班到經常11點還在等待加班的顧客，“那些大公司晚上加班的企業單子很貴，距離也不遠，開完還能回去再接一個，接兩單能讓我女兒多買件新衣服呢。”
伍珂每個月都會按時給父母打去數目不菲的生活費，讓他們安心，遠在小縣城的父母并不了解伍珂為什麼要留在大城市當一個司機，他也不打算解釋。直到現在，父母還催他回去相親安定下來。“今年因為疫情又回不去家裡了，我都兩三年沒回過家了，我也不知道這工作會做多久，不過聽說春節單子能貴一點，多攢點錢，給未來多一種選擇，也挺好的。”
顧建樂呵呵的外表下，承擔着一家人全部的重擔，妻子身體不好，兒子剛剛出生，每個月的房貸就多達一萬塊，是以，顧建給自己定下每個月1500塊的夥食費限額，他幾乎熟知上海每個區便宜的小館子位址，10塊錢一份的便當、5塊錢一碗的素面、7塊錢一籠的湯包……顧建的記賬APP上幾乎都是個位數的開銷，很難将他和曾經的建材公司的老闆聯系到一起。“沒什麼，吃啥不是吃，習慣了就好了，精打細算才是生活嘛。我老婆更辛苦，每天在家裡帶孩子，我這不算啥。”
标題裡的《生活在别處》是我非常喜歡的捷克作家米蘭·昆德拉創作的長篇小說，這本書是一個年輕藝術家的肖像畫。昆德拉塑造出雅羅米爾這樣一個形象，描繪了這個年輕詩人充滿激情而又短暫的一生。數十年來，人們關于“生活在别處”這一句話有着各種各樣的解讀，有消極的，有積極的，有昂揚的，有低沉的。
但我最喜歡的是李淳的解讀，他将這本書放在了主駕駛背後的收納袋裡，用來形容他目前的生活狀态，“就像我最近買了新車一樣，是威馬不是寶馬哦，那些大公司的事情我們小老百姓也弄不懂，我們就老老實實生活在新聞背後，我不知道滴滴未來會不會變好，但生活總是會變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