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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戌之變:比土木堡之變還恥辱,面對蒙古鐵騎,數倍明軍有多無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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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是農曆庚戌年,這一年八月,蒙古俺答部率軍大舉入侵,明廷京師第二次被圍,釀成重大的曆史事變,曆史上稱為“庚戌之變”。“庚戌之變”的發生有其深刻的根源,它是嘉靖帝對蒙古族尤其是俺答汗采取“絕貢”政策的直接結果。

1、庚戌之變發生的時代背景

在明代,入貢、通貢乃是周邊各族(包括海外諸國)與明廷之間經常進行的交往,明廷為此而采取了一應制度化的措施,規定了各部不同的貢期、貢道、貢物以及賞賜、賞赉等,對于這些制度化的措施,我們可以用一個名詞來概括,即“朝貢體制”。

庚戌之變:比土木堡之變還恥辱,面對蒙古鐵騎,數倍明軍有多無能

明廷與邊疆少數民族之間的“朝貢體制"具有兩種社會功能:

第一,邊疆少數民族對中央王朝的政治臣服、接受封号,構成當時曆史條件下中央與地方關系體制的特殊形态,即朝貢體制下的羁縻統治,這是邊疆少數民族高度自治情勢下對中央王朝的認同。第二,邊疆少數民族向中央王朝的進貢和中央王朝給予他們的賞賜、回賜物品以及會同館的交易,形成農業民族與遊牧民族之間的雙邊經濟交流,即朝貢體制下的朝貢貿易。

朝貢貿易的正常進行溝通了邊疆草原與内地的經濟聯系,彌補了遊牧經濟的不足和缺陷。是以,朝貢體制所表現的明廷與蒙古族之間的政治、經濟結構特征,本質上反映的是中央與地方的關系是蒙古族對中原王朝的向心力,是中華民族凝聚力的具體曆史表征。

在明武宗正德以前的幾個朝代,朝貢體制的運作基本上都比較順利,自永樂以來曆宣德、正統、景泰、天順、成化、弘治數朝,明廷最高統治集團比較好地處理了與蒙古族的通貢關系,從皇帝到内閣以至邊關督撫,都能正确對待蒙古族的入貢請求,是以朝貢體制也得以正常運作。

但是自從弘治十七年(1504)之後直到嘉靖十一年春天(1532),由于蒙古族内部的沖突和鬥争以及達延汗統一等因素的影響,蒙古和明朝之間的朝貢關系中斷了将近30年。

早在嘉靖十三年,俺答就已開始和明廷接洽通貢事宜。

嘉靖二十年(1541)秋,俺答派使者石天爵“款大同塞”,第一次正式向明廷提出通貢請求。“

在請求中,他描述了

先朝在朝貢體制下“漢鞑兩利”的好處;其次,他申訴了近來每歲入掠的緣故是由于貢道不通;第三,他展現了允許通貢以後塞内種田、塞外牧馬、永不相犯的和平圖景。當然,最後的縱精騎南掠之語也确實具有威脅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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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若從當時的實際情況來看,俺答所表達的是蒙古族大衆的真實想法,也是當時曆史發展的兩種必然的前景,而此時此地曆史具體地向哪個方向發展,則全要看明朝最高統治者的決策如何了。

嘉靖将眼前出現的和平契機輕易地放過,他拒絕了俺答汗通貢的請求,使俺答惱羞成怒,“遂大舉内犯,邊患始棘。”

嘉靖二十一年閏五月,俺答再次派石天爵到大同請求通貢,結果卻被新任大同巡撫龍大有誘捕

,“上之朝,詭言用計獲。”世宗不察,競将龍大有升為兵部侍郎,“邊臣升賞者數十人,碟天爵于市。”

這次蒙古騎兵深入四十餘日,劫掠十衛、四十餘縣,殺掠男女二十萬,掠奪牲畜二百萬頭,焚毀公私廬舍八萬處,蹂躏田禾數十萬頃,搶奪衣物金錢更是無數,京師再次為之戒嚴。

嘉靖二十五年五月,在石天爵事件過去四年之後,俺答第三次向明朝提出了通貢的請求。然而明朝邊将又一次殺使絕貢。

前次是政府官員因殺使絕貢而受升賞,遂開了一個惡劣的先例,這次隻是個總兵官的家丁,竟有如此膽量敢于殺使冒功,這定将引發蒙古軍新的一番大規模入掠,明朝邊事之壞于此可見一斑。使臣被殺後,俺答又發動了一番入邊搶掠。

到嘉靖二十六年二月,俺答又派出“夷使李天爵資番文至",第四次提出通貢之請,并且言辭懇切

,可是結果十分令人遺憾,嘉靖帝的旨意是:“黠虜節年寇邊,罪逆深重。邊臣未能除兇報國,乃敢聽信求貢詭言,辄騁浮詞,代為聞奏,殊為渎罔。其令總督官申饬鎮巡諸臣,協心殚力,通事入役違法啟釁者,處以重典。”

明世宗再次堵死了通向邊疆民族和平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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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嘉靖二十八年,俺答仍不放棄通貢的要求,但他不再派遣使者,而是擁衆到明朝軍營外

,“束書矢端,射入軍營中”,同時又利用被掠放回的人傳言:“以求貢不得,故屢搶。許貢,當限制部落不犯邊。否則秋且複入,過關搶京輔。”翁萬達在邊防前線得到這個消息,趕緊上奏給世宗,世宗則回答說:

“求貢詭言,屢诏阻隔,邊臣不能遵奉,辄為奏渎,放不問。萬達等務慎防守,毋緻疏虞。其有家丁通事入等私通啟釁者,廉實以聞,重治之。”

從這裡可以看到,正是嘉靖皇帝本人,以其褊狹剛愎的性格,頑固地拒絕和蒙古的通貢互市,以至從嘉靖十一年以後,整個北邊防線上一直是刀光劍影,戰争不斷,勞動人民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價,最後終于釀成明代北部邊防危機的第二次高潮,導緻京城被圍的“庚戌之變”。

2、庚戌之變明廷有多束手無策?

嘉靖二十九年(庚戌,1550年)六月,俺答内犯大同境。總兵張達、副總兵林椿遇伏身死。因失去二将朝廷逮捕宣大總督郭宗臯和大同巡撫陳耀,再起用翁萬達為總督。

翁萬達正在廣東老家,未到任,而以侍郎蘇佑攝其事。在複河套之議中攻擊曾銑的仇鸾,因賄嚴嵩子嚴世藩而得到宣大總兵的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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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俺答再率衆到大同境,總兵仇鸾惶懼無策,以大量财物賄俺答,讓他轉移進犯方向,不要犯大同。俺答得賄後,擁衆向東,見宣府有準備,再向東犯薊州。八月十四日,俺答沿潮河南下,迫近古北口(今北京密雲東北古北口)。

十六日,俺答以數千騎攻古北口城,都禦史王汝孝全力抵禦。俺答一面督兵佯攻,一面派精兵繞到黃榆構(在今古北口西),潰牆而入,直入密雲(今屬北京)、順義(今屬北京),大肆殺掠。八月十七日,抵達通州(今北京通縣)。

當俺答進犯薊州的消息傳到京師時,兵部尚書丁汝夔不報告世宗,隻是下令薊州鎮、撫官嚴加防備。

後來警報日急,才發邊兵1.2萬騎,京營2.4萬騎,分布宣、薊諸關隘,但并沒有立即到達各守地。俺答潰牆而入,巡撫順天禦史王忬連夜上疏,請求議戰守之策。

同時,自己移駐通州,一面組織官兵抵禦,一面把潞河(北運河)内的船隻盡收泊西岸,使之不為敵所用。俺答到達通州為河水所阻,與明軍隔河對峙。

王忬又上疏,請求朝廷支援。京師震恐,急忙調集諸營兵守城。這時京營軍除派出的2萬餘騎外,所剩隻有四五萬人,而且有一半是老弱之兵。武器要現從武庫領取,管武器庫的宦官索取費用,遲遲不發,京城的守衛組織不善。這時丁汝夔才報告給皇上。

世宗一聽,十分吃驚,匆匆忙忙根據兵部尚書丁汝夔、内閣首輔嚴嵩等的提議,采取了以下一些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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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吏部左侍郎王邦瑞、定西侯蔣傅提督北京九門的防守,每門派文武大臣各13人;召集應武科考試者千餘人,分從諸大臣策應;召集民間義勇,置于諸城門間;釋放獄中的故邊将戴倫、徐仁等,各給兵萬人或數千人,令其立功自贖;令甘肅巡撫右佥都禦史王邦儀率兵駐通州;令諸鎮兵援助京師。

八月十八日,仇鸾率大同兵2萬至通州河西。仇鸾在賄賂俺答,使其東行之後,就假惺惺地上疏,說偵察到俺答東犯薊州,請求應援京師,并率所部至居庸關。俺答潰牆而入,召諸鎮援,他最先到達。接着保定都禦史楊守謙率5000騎到達京城,延綏副将楊楫率3000騎至,河間、宣府、山西、遼陽各地兵也先後到達,共5萬餘人。各地兵到達之後,糧食一時無處供給,士卒搶民糧就食,仇鸾的大同兵搶掠尤甚,不亞于俺答。由于世宗袒護,無人敢管。

二十日下午,俺答渡通州河而西,前鋒700餘騎到北京安定門。二十一日,俺答逼迫都城,大肆劫掠,當晚“火光燭天,德勝、安定門北,人居皆毀”。

是日,以仇鸾為平虜大将軍,節制諸路官兵,楊守謙為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禦史協同提督軍務。仇鸾率諸地兵不敢進擊,隻是派人與俺答聯絡,允許通貢,以求保住自己。楊守謙率兵迫近敵營,因後續無兵,也堅壁自守。

先是二十日,俺答兵曾至北京東直門擄禦廄内官8人。俺答讓他們持書面報朝廷,要求通貢。

二十一日,世宗召集大學士嚴嵩、李本、禮部尚書徐階研讨對策。嚴嵩說:“這是禮部的事。”徐階說:“這雖是禮部的事,還要皇上決定。”世宗說:“正是要商量。”徐階說:“俺答現在駐兵在近郊,而戰守之策一無所有,如果行權宜之計,允許通貢,恐怕将來他的要求就沒有止境了。”又說:“如果他要求通貢,首先要退出,然後遣使大同,由大同守臣上報朝廷,朝廷才可以允許。”

接着召集廷臣集議,有的主張通貢,國子司業趙貞吉堅決反對,認為一旦允許通貢,俺答3000人進入城内,内外夾擊,怎麼抵禦?而且現在允許通貢無異是城下盟。衆大臣也不同意,通貢之說乃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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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二十二日,俺答犯陵寝,轉掠西山、良鄉(今屬北京)以西,保定震驚。詭谲的仇鸾不出擊,請示嚴嵩,嚴嵩說:“敗于邊可隐,敗于郊不可隐。飽将自去,惟堅壁為上策。”

仇鸾聲稱出擊,實際按兵不動,并割取已死的鞑靼兵報功,取得世宗的寵信。

當時通政使樊深上疏指出:仇鸾與鞑鞋相持,不曾一戰,是“養寇要功”。世

宗不但不怪罪仇鸾,反而将樊深貶黜為民,并把軍隊不敢出擊的責任全推給兵部尚書丁汝夔和左侍郎楊守謙,将他們逮捕下獄,于八月二十六日斬首。

八月二十三日,俺答撒退,“前後所掠男女騾畜金帛财物既滿志,捆載去”,欲從白羊口(在今北京昌平西)出塞。

仇鸾統10餘萬軍隊,不敢發一箭,隻是尾随着退去的鞑靼軍。俺答到白羊口受到明軍的抵抗,不得出,遂抛棄一些牛羊和擄掠的婦女,向東行,至昌平(今屬北京)與尾随的仇鸾軍相遇。仇鸾軍毫無準備,鞑靼兵縱騎入陣,殺傷明軍1000餘人,仇鸾幾乎被俘。但仇鸾軍卻殺平民報功。俺答軍仍沿着潮河川由古北口故道出。京師解除威脅。

八月二十八日,俺答軍全部出塞。連日劫掠,鞑靼兵疲憊又要照顧劫掠辎重,隊形大亂。

但明軍不敢進擊,隻是遠遠地在後邊尾随,直到石匣營(今北京密雲北)、古北、張家等口外,看着鞑靼軍遠去才傳回。

俺答此次進犯京畿,除進出在邊防稍有受阻外,一入内地如入無人之境,欲東則東,欲西則西,燒殺劫掠,任自為之。導緻俺答進犯京畿的仇鸾,成了反俺答、保衛京師的功臣,官秩一升再升。

俺答進至北京城郊,十幾萬“勤王”軍隊竟沒有一點戰守的辦法。

嚴嵩采取“飽将自去”的害民、保己政策,将領們看着俺答劫掠而去,京城士卒一出城門涕泣不止,這一切充分反映了明廷政治腐敗、軍隊将領無能和京城守衛的廢弛。

庚戌之變:比土木堡之變還恥辱,面對蒙古鐵騎,數倍明軍有多無能

實際上,鞑靼并不強大。它未敢進犯宣府,因為宣府有備;它沒有從白羊口退出,因為白羊口閉關抵禦。這就證明,如果明軍真能奮勇抗擊,鞑靼決不能進至京畿,肆無忌憚地劫掠。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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