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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黨争激發的薊州兵變使戚家軍全軍覆沒

明朝中後期有一支著名的軍隊,平倭寇,靖北疆,這支部隊就是戚家軍。但是後來這支部隊卻被絞殺,而戚家軍被殘酷剿殺,起于一場兵變!兵變的背後,是“南北”将領不和、派别之争,是朝廷内部官僚之争;更是明朝軍隊制度、政治制度的腐敗僵化所緻。

薊州

萬曆皇帝時期,東北、西北邊境,一直被南下的後金、蒙古騷擾不斷,而薊州,作為明朝的邊防重鎮之地,對拱衛中央、保衛京畿有着不可頂替的作用,可以說“守薊州就是守京畿”,可想而知,薊州的分量是有多重!作為明廷九邊防務的重中之重,薊州有着牽“一發而動全身”的獨特功能!

而在此守邊的北方将領,在對付南下兇猛的蒙古兵時,卻顯得很是“力不從心”,吃了不少敗仗。戚繼光因為在與南方倭寇之戰中,立下赫赫戰功,聞名中外。後來在朝廷給事中,吳時來的舉薦下,被調往薊州,擔任神機營副将,南方而來的戚家軍,從此坐鎮于薊州。

南北黨争激發的薊州兵變使戚家軍全軍覆沒

戚繼光

然而如此強悍的一支戚家強軍,為何在調往北方後,卻被殘酷地剿滅了呢?

一場薊州兵變,引來不僅是邊疆危機,更是朝廷危機

《萬曆實錄》記載:“萬曆二十三年十月,己未,防海兵以要挾雙糧鼓噪,薊鎮督、撫、道臣擒其倡亂者正法,餘黨盡驅南還,奏聞兵部覆請,報可。”從《萬曆實錄》中,我們可以看到,“防海兵”其實就指從南方而來的戚家軍隊,“雙糧故噪”,說明戚家南兵是由于拖欠兵饷,而引發群情激奮,進而“辭職不幹”。而善後處理的結果是:涉及薊州地區所有的軍政上司:從總督、巡撫、到道臣一律“亂者正法,餘黨盡驅南還”。

“亂者正法”,我們應該怎麼來了解?

《宣祖實錄》記載:“建昌營調南兵三千留養,以備倭之緩急。而十月間,以離家日久,錢糧不加,含忿謀作亂。事覺,殺三千三百餘口。”從這份實錄來看,當時建昌營的三千南兵(戚家軍),因為索要錢糧而被殘忍殺害,也就是說光是士兵“亂者正法”者,就達三千三百人之多。

而薊鎮三協的南兵,都是戚繼光特意從南方調來,人數有縱萬人之多,可謂是戚家軍的主力部隊,調來的目的,本來是欲作“師範”,以練北兵。但僅在事變一周之後,京營佐擊的陳雲鴻就被授予遊擊的職銜,與原任遊擊季金“統押防海南兵,發回原籍。有不聽命者,以軍法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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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金

這支強悍的戚家軍在不久之前,還在壬辰倭亂的戰場上叱咤風雲,但僅僅一周之後,居然锒镗入獄,淪為囚徒,血灑西市,不可謂不是悲哀!

那麼這場兵變的劊子手是誰了?是北部薊州總督王保!

《明史·王保》記載:“薊鎮總兵官張邦奇被劾, 命保與易任……薊三協南兵營, 戚繼光所募也 ,調攻北韓,撤還,道石門,鼓噪,挾增月饷,保誘令赴演武場,擊之,殺數百人,以反聞。”《明史·王保》已經記載得很清楚,王保為薊州總兵官,以南兵“挾增月饷,保誘令赴演武場,擊之”,王保表面上是因為南兵“以糧饷聚衆鬧事”,而殘忍地把幾千萬餘名士兵“誘殺擊之”,但背後其實是以王保為首的北派和“南派”将領的不和,他們之間深刻沖突的産物。

明面上,兵變主因是“要賞結聚”、“挾增月饷”,索要“雙糧”引起,但雙糧、賞銀本來就是東征特設待遇,自東征首任經略宋應昌以來,一直都在執行。

平壤戰役,南兵取得大捷,但宋應昌卻對南兵的酬功之言久久不能兌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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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應昌

萬曆二十一年(1593年)二月,東征經略宋應昌戰前曾給南兵許諾、戰後也得到承認,南兵有“首叙”之功,但最後歸卻之于楊元,說是:“門下與戚将軍等冒險先登,功居第一。”

楊元是經略宋應昌的中軍官,把戚家軍的功勞安排在他人的頭上,自然引起了軍中衆論不平、難以服衆。

這樣處理的結果就是:“南北将領分為二心,彼此媒孽,是以功罪淆耳。”這從側面說明了,平壤酬功不平是導緻了南北将領不和的主要原因,但南北将領不和,實質上也是南北派别之争的産物,正所謂:“一山豈能容二虎!”

薊鎮南兵是戚繼光調募而來,但戚繼光的頂頭上司張居正一死,戚繼光随即南調,副将吳惟忠也被廢黜,南兵被屠,這一等等系列事件,我們很難不被聯系起來。

因為北直禦史——郭實彈劾東征經略宋應昌,這是“圍繞國是”之争的發端,是“内閣與六部的關系很成問題”的趙、張位内閣的一個表現,也是反對派東林黨人在争取確定政治批評自由、獨立監察權和盡量擴大言論管道而積蓄力量的一個過程。是以,無疑也是浙黨、楚黨、昆黨、齊黨等政治集團和力量成長或形成的過程。

南北黨争激發的薊州兵變使戚家軍全軍覆沒

張居正

南兵因其鮮明的地域特色,在頗具地域特色的政治争鬥中,我們可想而知,他們不可能置身事外。在薊州兵變中,政治利益集團背後的地域分野影子,是明朝廷内部官僚集團之間的一種縮影!

而這場事變顯然沒有處理好說明,明代不僅在政治上,包括在軍制變革的道路上,也出現了問題。

作為明代九邊重鎮的薊鎮,是明朝戰略防禦體系的中心,在隆、萬年間,戚繼光就已經在此駐守、練兵十六年,薊鎮已成無可争辯的軍事重心,這裡發生的兵變,我們可以看出。這無疑給明朝一種提示或者暗示:那就是明代的軍事防禦體系,一定出現了問題,存在嚴重的漏洞。在兵變僅僅二十年後——萬曆四十四年(1616年),東北的建州女真宣布立國,再過十餘年——崇祯二年(1629年),後金的軍隊已長驅直入,直趨北京。明亡的時間,很快就要到來,而戚家軍被殘忍殺害,無疑是加快了明亡的腳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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