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涼州會談”不能說成“涼州會盟”

蒙古定宗二年（1247），代表西藏僧俗各界的政教領袖、藏傳佛教薩迦派首領薩迦班智達（簡稱“薩班”）貢嘎堅贊（1182—1251），應駐守涼州（今甘肅省武威市）的蒙古汗國皇子闊端（1206—1251，成吉思汗之孫、窩闊台次子、定宗貴由之弟）的邀請，不顧年事已高和路途險遠，親赴涼州，就西藏的歸屬問題與闊端舉行會談。闊端與薩班經過一系列商談，理順了中央與西藏的關系，達成重要共識，西藏正式納入中國的版圖，成為偉大祖國神聖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藏族的先民羌、氐、吐蕃，自古以來就與中原各民族有着密切的政治、經濟、文化交往，此次會談更使藏族同胞成為中華民族大家庭中不能分離的一部分。“涼州會談”後不久，元政府即在西藏地方設定管理機構、清查戶口、委命官吏、征收貢賦，使西藏真正置于中央政府管理之下。

然而，在一些學者的論著中，每每将“涼州會談”說成“涼州會盟”。事實上，“會談”與“會盟”，雖隻一字之差，但其含義卻大相徑庭。

“會盟”具有特定含義

何謂“會盟”？《辭海》舉春秋時期齊桓公會盟諸侯的例子，解釋“會盟”之意，釋曰：會盟即“古代諸侯間的集會、訂盟。《史記·齊太公世家贊》：‘桓公之盛，修善政，以為諸侯會盟稱伯，不亦宜乎’！”《辭源》曰：“會盟，古代諸侯國家聚會而結盟。《左傳·昭公三年》：‘今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有事而會，不協而盟。’《史記·秦紀·桓公十年》：‘當是之時，楚霸，為會盟合諸侯。’”可見，“會盟”一詞有特定含義，指古代諸侯國之間舉行的聚會和結盟。會盟的主體為諸侯國，其目的是謀求霸權或其他相關利益。

檢之《春秋》《左傳》《國語》《史記》等書，春秋戰國五百多年的曆史發展中，諸侯國之間的會盟不絕于冊。例如，春秋時期，齊桓公“通貨積财，富國強兵”，成為“五霸”之首。随後，齊桓公幾次大會諸侯，特别是周襄王元年（前651）在葵丘（河南省民權縣東北）舉行的會盟，連周天子也派人參加，其霸業達到頂峰。又如，公元前632年晉楚城濮（今山東省鄄城縣臨濮鎮）之戰後，中原小國擺脫了楚國的控制，歸附了晉國。戰後，晉文公大會諸侯于踐土（河南省原陽縣西南），周襄王遂正式冊封晉文公為霸主，進而成就了“取威定霸”的業績。是年冬，晉文公又召集齊、秦、宋、魯、鄭、陳、蔡、莒等國諸侯在溫（河南省溫縣）會盟，周襄王也被召赴會，晉國霸主地位愈加鞏固。

再如，春秋時曾舉行過兩次“弭兵”之會。第一次在周簡王七年（前579），由宋國執政畢元發起，約合楚晉，于宋相會，訂立了彼此不使用武力、互相幫扶、搶救危難、共同讨伐違命諸侯的盟約。是以，晉楚之間暫時休戰。然而，訂立盟約後僅僅三年，楚國執政就公然喊出“敵利則進，何盟之有？”，撕毀了盟約，戰端又起。長年的争戰，人們疲于奔命，希望和平，于是在宋都（河南省商丘市）舉行了14個諸侯國參加的弭兵大會。晉楚兩大國利用弭兵大會，犧牲中小國家的利益，瓜分了霸權，維持了均勢。

據朱紹侯主編《中國古代史》統計，《春秋》記載的242年間，諸侯國進行的戰争多達483次，朝聘盟會凡450次。學者普遍認為，這些軍事行動和朝聘盟會實際上是大國對小國的掠奪。晉國規定各附屬國“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有事而會，不協而盟”，借此從小國那裡榨取财物和利益。而小國在大國面前總是“唯強是從”，“職貢不乏，玩好時至”。

諸侯會盟屢見史冊

時至戰國，諸侯國之間的會盟仍屢見史冊。例如，魏惠王為謀求霸業，于周顯王八年（前361）與韓昭侯相會。三年後，又通過軍事壓力迫使韓昭侯與其結盟。又兩年後（前356），魯、宋、衛、韓的國君都去朝見魏惠王，進而使其成為諸侯的領袖。周顯王十八年，魏又與趙國在漳水之上結盟，并與齊國妥協，以對付秦國。此後，魏、齊、趙、秦之間展開了長達五年的激烈戰争，魏國仍然維持了霸業。周顯王二十五年，魏惠王又召集了逢澤大會，參加會盟者達12個諸侯國。

又如，著名的“合縱連橫”，即是為了争取與國、孤立敵對諸侯國而進行的一系列結盟活動。合縱是“合衆弱以攻一強”之意，以阻止強國進行兼并；連橫是“事一強以攻衆弱”之意，強國迫使弱國幫助其進行兼并。從地域上來說，原是以韓、趙、魏為主，北連燕，南連楚，南北相連為縱；東連齊或西連秦，東西相連為橫。起初，合縱既可以對秦，也可以對齊；連橫既可以連秦，也可以連齊。直到長平之戰後，才凝固成合縱指六國并力抵抗強秦、連橫指六國分别投降秦國之意。

不僅春秋戰國如此，其他曆史時期也多有“會盟”之舉。例如，安史之亂後，唐朝國力衰落，吐蕃則乘機強大起來，與唐朝進行了數十年軍事鬥争。頻繁的戰争削弱了吐蕃的國力，進入9世紀以後，吐蕃開始由盛轉衰，無力向外擴張，于是謀求與唐朝休戰和好。據《舊唐書·吐蕃傳》記載，長慶元年（821），吐蕃贊普可黎可足（806—841，今譯“赤祖德贊”）派遣專使到唐朝請求會盟，締結友好盟約。唐朝也頗為重視，隆重的會盟儀式先後在唐朝國都長安和吐蕃國都邏些（拉薩）舉行。盟約強調要“患難相恤，暴掠不作”，永遠和好相處。長慶三年樹立的唐蕃會盟碑，至今仍聳立在拉薩市大昭寺門前。

涼州會談并非“會盟”

我們不妨比較一下“涼州會談”與“會盟”的差別。出席“涼州會談”的人員，一方是代表中央政府、駐守涼州的蒙古汗國皇子闊端，另一方是代表西藏地方僧俗各界的政教領袖薩迦班智達貢嘎堅贊。雙方是中央與地方的代表，而并非諸侯與諸侯或“國”與“國”之間的代表。會談的目的是西藏以和平方式納入祖國版圖，尋求國家統一，而非諸侯國之間謀求霸權、掠奪小國的行為。會談的結果使西藏歸入了偉大祖國的版圖，使藏族同胞被納入了中華民族大家庭的懷抱。涼州會談既不是諸侯國大國為控制若幹小國、壯大自身實力之舉，或某些小國為自身生存和利益而依附大國的行為，也不是雙方政權之間勢均力敵、尋求和好相處的舉動。

可見，“會盟”與“會談”二詞的含義迥然有别。如果把涼州會談說成是“涼州會盟”，那就會大大曲解涼州會談的目的，大大貶損和矮化涼州會談的偉大意義和深遠影響。是以，“涼州會談”絕不可以說成是“涼州會盟”。

“涼州會談”順應了曆史發展的潮流，反映了中國曆史發展的總趨勢，促進了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進一步鞏固與發展，也由此表明國家的安定統一、民族的友好團結，符合全國各族人民的共同利益。“涼州會談”的成功舉行，也為西藏地方赢得了和平與安甯，推動了西藏社會的進步和發展。正如藏族史籍《青史》所載，衛藏之僧人、弟子和施主等衆生，閱讀會談釋出的《薩迦班智達緻蕃人書》後，“無不歡欣鼓舞”，表達了西藏僧俗各界廣大群衆對這次會談結果的熱切期盼與衷心擁護。

（作者系西北師範大學曆史文化學院教授、甘肅省人民政府參事、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理事）

編輯：胡子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