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夢新
最近，斯賓塞和梅豔芳等電影的預告片和修複引發了更多關于傳記的讨論。傳記片是電影創作中的重要類型，以表現現實生活經驗為核心，情節一般圍繞他生活中的一個或多個片段展開叙事，在一定曆史資料的基礎上，進行一定的想象、打磨和處理。
一直缺乏偏愛傳記的電影制作人，有些演員将成功的傳記片視為他們職業生涯的目标。甚至有一種觀點認為，傳記電影的水準可以在電影文化的不同色彩中看到。但國産傳記是罕見的傑作，很難産生經典，這是為什麼呢？一部本土傳記片的空間有多大？
傳記創作：一面活潑，一面郁悶
自電影誕生以來，電影制作人一直熱衷于将曆史名人和曆史事迹搬上銀幕。1941年由奧森·威爾斯（Orson Welles）執導的《公民凱恩》（Citizen Kane）被認為是電影史上最偉大的作品之一，也是早期傳記電影的代表。《阿拉伯的勞倫斯》、《甘地》、《巴頓》、《莫紮特》、《國王的演講》等傑出的傳記片也為電影史上貢獻了一批經典之作。
傳記是主要電影獎項的常客。回顧這些年來奧斯卡最佳影片的入圍名單，傳記片的比重驚人，尤其是近年第91屆奧斯卡金像獎，八部最佳影片提名影片中隻有五部是傳記片，分别是《黑命攸關》、《綠皮書》、《副總統》和《波西米亞狂想曲》。
相比之下，國産傳記創作是蕭條，票房不夠賣，口碑不盡如人意，進院的機會很少。
根據貓眼專業版相關資料，傳記片票房排名前10位，海外傳記片分别占據3席，《摔跤！爸爸，綠皮書和血戰鋸嶺，其中包括摔跤！爸爸以12.99億美元排名第二。其餘七部是來自中國的自傳電影，其中《中國隊長》以29.12億元位居榜首，《革命者》以略高于1億元的票房位居榜首。
但需要注意的是，國内七部傳記片大多已經超越了傳記片的傳統定義，比如票房最高的《中國隊長》嚴格意義上是傳記災難片，《傳記》等各類元素融合在一起，電影的商業元素被放大，人物傳記屬性被削弱。此外，許多電影都是根據原著人物、事件和時代進行更大規模的改編的，用二級創作來描述它們可能更準确，而純傳記則很少， 而且相差甚遠。
文學、倫理學、制度學：傳記創作的先天缺陷
《文學與電影同行》是20世紀90年代張藝謀講解中國電影如何走向世界的金句，放在了解國産傳記的困境上也是恰當的。文學是電影的基礎，這在傳記中尤為明顯。許多優秀的傳記都是直接衍生自傳記文學，如《林肯》由傳記《林肯與敵人的幕僚》改編而成，《史蒂夫·喬布斯》是根據喬布斯一生中唯一授權的傳記改編的。
但這種現象在我國極為罕見。傳記文學的缺乏，成為傳記創作天生不足的原因之一。胡石曾說過，"近2500年來，中國文學最缺乏、最不發達的是傳記文學"，而外國文化傳統和氛圍，讓中國人很少為自己寫書，這在一定程度上擠壓了自傳體空間的存在，也讓傳記片的源頭越來越少。
另一方面，傳記創作經常受到"為了尊重人民"的傳統倫理的幹擾。繼任者在電影創作中的介入，使傳記總是在真實與粉飾之間搖擺不定，一個人不小心也承擔了後世強加的罪名。該片《孔子》因為台詞、情節處理等問題，受到孔子後代的質疑，甚至發表了措辭強硬的書面聲明，要求改動。《滾紅塵》的導演嚴浩在接受媒體采訪時也談到了這個問題。我的傳記也不成功，因為那些人的後代，活着的人出來喊道，你覺得我能寫一本客觀的傳記嗎？"
有學者總結說，國産傳記最大的問題在于，它們受當事人關系的束縛，使得一般都不太容易想象，而且大多數傳記很難用藝術或商業電影來判斷。
國産傳記片有特殊的生存土壤，與國外相比，傳記創作類型相對單一，題材重複率高，藝術性和商業性不足。但主題從來都不是原罪，同樣是傳記作為意識形态的載體，很多外國電影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問題的症結在于，在意識形态表達上，有些傳記過于認識論，因為害怕觀衆無法了解、感受，極度渲染、直率，卻無形中拉開了觀衆與電影之間的距離。這類傳記的泛濫，很大程度上助長了觀衆對傳記片的刻闆印象，不看粗犷的方式，不看就産生了阻力，進而拖累了傳記片的聲譽。
好傳記：說實話很危險
盡管國内傳記存在各種發展障礙，但對于傳記創作來說，最重要的突破是藝術本體層面的創作困境。傳記片是一個人的特殊曆史，離不開人，是什麼樣的人，怎麼談論這個人，就成了貫穿傳記電影創作的一個問題。前者涉及傳教士的真實性和多面性，而後者則與叙事風格有關。
"如果傳記片按時間順序掙紮，隻是一個人走向最後墳墓的搖籃期，并試圖放棄很多'大真相'，他們注定會走上一條危險的道路。一個敢于挑戰傳記電影傳統的導演，如果幸運的話，可以赢得曆史性的勝利。奧斯卡最佳紀錄片獎得主亞曆克斯·吉布尼（Alex Gibney）說。
傳統傳記完整而有條理的講述方式，代表了傳記創作的一種趨勢，但現在越來越多的傳記打破了線性叙事模式，探索了更多的實驗方式。美國歌手鮑勃·迪倫（Bob Dylan）的傳記片《我不在那裡》（I'm Not There）很典型，有六個人扮演鮑勃·迪倫（Bob Dylan），六個人帶着老人、孩子、男人甚至女人，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名字，更像是他分裂的六個人格，試圖從多角度找到真正的鮑勃·迪倫。是以，這部傳記片被譽為"開辟了傳記電影的新領域"。
此外，傳記中的人是曆史上真實的人，傳記還需要在曆史和戲劇坐标中找到合适的立足點。小紅傳記片《黃金時代》的商業失敗就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影片以反傳記片的方式，直接讓張秀軒、白朗等12小紅的前親戚朋友面對鏡頭講述小紅的故事，穿插着小紅經曆的描述性畫面。同時，影片的叙事在不斷變化，有朋友的回憶，有肖紅的自傳作品，有當事人的回憶錄。
"當你正要投入小說時，你會被真實性打斷，當你認為它是真實的時，小說正在進入一個新的輪回。我想讓觀衆知道我們正在播放這段曆史。"正如編劇李偉所說，刻意制造的州際效應确實讓觀衆遠離了影片，這幾乎成了一種曆史資料的形象。有人樂于呼籲取得這一突破，但大多數人不買賬，這部電影最終隻拿下了5151萬元的票房。畢竟，這不是目前觀衆期望看到這部電影的方式，而是他們想要進入故事并被它感動的方式。是以，基于曆史真相和必要的戲劇性，仍然是目前傳記片需要努力的方向。
總之，國産傳記要成熟還有很長的路要走，需要根據傳記片的本體特征進行探索，在允許的彈性空間内要盡量減少外部限制。隻有這樣，傳記片才能迎來自己的春天。（李夢新）
來源：人民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