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羊城晚報記者 朱紹傑
歲末年初,國内各大出版文化機構紛紛推出自己的年度書單、榜單,其中深圳作家林棹的第二部長篇小說《潮汐圖》頻頻入選,備受矚目。
出道三年,林棹憑僅有的兩部長篇已獲得多個文學獎項的垂青。但在2019年出版長篇處女座《流溪》之前,她其實沒有做過與寫作相關的工作。

2022年1月16日《羊城晚報》A8
林棹自拟的簡介中說,她“1984年生于廣東深圳,中文系畢業,從事過實境遊戲設計,賣過花,種過樹。”
但在進入21世紀後,甚至有十多年她一個字也沒有寫。她從開始寫作,到成為職業作家,是一次不期而遇。
2018年,林棹因病在家休養期間,媽媽在收拾家裡物品時發現了一個硬碟,這個硬碟裡存儲着13年前她創作的一部小說,也就是她的長篇處女作《流溪》的初稿。這個意外的收獲,似乎啟示她要回到文學創作這條道路上。
經過三四個月的改寫,林棹将此前原本獨屬于青春期才有的“深情”語調完全颠覆,換成一種反諷的語調,因為這更适合年已而立的她對于人生或命運的思考。最終, 《流溪》像一份疑點重重的獨白,記叙女孩張棗兒在廣東沿海小城出生,在暴力的家庭關系中成長,周旋于浪蕩的情人、破碎的母親、暴戾的父親之間,敏感少女轉而成為兇手。
在《流溪》中,讀者可以輕易捕捉到納博科夫的影子。林棹前後讀了二十遍《洛麗塔》,自言是那種“願意随時随地向納博科夫緻敬的讀者”。她像納博科夫一樣大肆發揮多聲部叙事手法,寫出諸如“風長久地吻水,使它老了、起皺紋”這般令人驚奇的修辭。
林棹這個名字由此為專業和大衆讀者所留意。其實這個筆名也和她的故鄉有關。
“棹”是多音多義字,既指槳和船,又同“桌”。林棹解釋,“棹”在過去是一個頗為常見的字,在古詩裡也頻繁出現,比如“隐隐歌聲歸棹遠”“白鳥飛來風滿棹”等;而粵語老詞“棹忌”(“忌諱”之意)來自水上人家,含有“不要沖撞了船槳”的提醒。
在廣東沿海沿江地區,船曾經是最重要的交通工具,但随着時代變遷,船與“棹”字都漸漸退隐。是以,在她看來,這個字和故鄉、往昔緊密相連,有親近感。
如果說《流溪》編織了一張關于私人記憶的心靈巨網,那麼新作《潮汐圖》則繼續在嶺南這塊土地上落地生長,朝向遠方,并向曆史深處回溯。
小說用一個卡夫卡式的設定,帶讀者遊曆19世紀的珠三角,主角是一隻19世紀的雌蛙。
1820年代蘇格蘭博物學者H遊曆世界,登陸廣州,在當地蘆竹林中捕獲了這隻巨蛙。這隻奇異的巨蛙從珠江水上人家,到廣州十三行,再到被豢養于澳門奇珍園,又幾經流轉,最終歸于萬物有靈的海洋,它感寰宇新知,看四海衆生相,親曆着世間的悲喜。
《潮汐圖》的創作契機來自一次邂逅,2017年林棹翻畫冊偶遇了一幅水彩花蝶。關鍵的靈感則降臨于2018年底:
一是1824年的粵英詞典《通商字彙》,這“無疑是一口方言生态缸、一個幽靈魔盒,其中最生猛強勁的詞破殼而出,嘯叫着,脅迫我開辟一段時空供它們稱霸”;
二是一系列“中國貿易畫”收藏,将她的目光引向19世紀的中外畫家,包括對中國外銷畫産生了深遠影響的廣州關氏兄弟、留下了珠江通商港埠肖像的喬治·錢納利、以畫集《中國和中國人》轟動巴黎上流社會和文化界的奧古斯特·博爾熱等以及更多四海飄零的畫作……“執筆者用光陰稀釋顔料,使一瞬的珠江擁有永恒面容”。
從畫冊出發,林棹開啟了珠江和廣州的“溯源”之旅。2019年夏天,林棹在廣州十三行路上看人來車往,沿花地河岸慢走。她來回搭輪渡,從西堤碼頭到昔日的河南島,從黃沙到金沙洲……但她覺得,即便依靠橡膠輪胎、數字地圖,依然難以周遊珠江。
因為了解這個千年古城,僅憑當下是遠遠不夠的。林棹在為她首發這部作品的《收獲》雜志所寫的創作談中說:
我們遊曆“内城”、“西城”并養殖一種新地層,它是《廣州城坊志》(黃佛頤)和2019年廣州的乘積,或二者間的液态夾層。受惠于《粵海關志》(梁廷枏)、《廣東十三行考》(梁嘉彬)、《廣州貿易》(範岱克)等著作,我遠眺過一種“十三行”,一種蜃景。
評論家們認為,長期以來以廣東為背景的粵國文學似乎處在文學場域的邊緣,《潮汐圖》的意義恰恰在于沖擊了過往成見,讓讀者看到南方文學的新可能。
【訪談】
林棹
我們更新增長,世界就更新增長
羊城晚報:《潮汐圖》呈現你所生長于斯的嶺南。當熟悉的事物成為講述的對象,如何突破這種熟悉,如何發現“視而未見”的角度和細節?
林棹:地球曆史超過40億年,智人曆史幾十萬年,廣州建城幾千年。我們一生區區幾十年,實在很難“熟悉”什麼。J.B.傑克遜曾經讨論過景觀的“可視性”,提出這種“可視性”是相對的——同一個對象,對甲而言也許毫無意義,在乙眼中卻飽含資訊。
是以對象是否“可見”、“可見”到何種程度,和觀看者的個體經驗、目标意圖、知識結構、知覺能力等諸方面息息相關。世界一直在那裡,我們更新、增長,我們的世界就更新、增長。
羊城晚報:在《潮汐圖》的後記裡,你列出了若幹與嶺南相關的文獻與研究。這些閱讀體驗是寫作的因還是果?
林棹:閱讀也是一種經驗和體驗,或者我們可以把生活稱為另一種閱讀。我們閱讀城市、山河、群星、他人……閱讀和寫作是互相啟發、互相激發的。
羊城晚報:在《潮汐圖》中,可見豐富的地方風物和曆史背景。在寫作前,你會做怎樣的準備?
林棹:視具體題材而定。準備工作也需要一些新意,讓頭腦保持好奇、持續興奮。角色早早開始在你身體裡生活,寄生着,慢慢長大或慢慢枯萎。我想方設法尋找養分,供應給角色,也供應給那個正在慢慢形成的世界。
羊城晚報:小說的講述者設定為雌性的蛙。為什麼選擇他者、女性、動物這樣的視角展開?
林棹:起初我設計的主人公,第一人稱叙述者,是一個生活在19世紀上半葉廣州、過分現實主義的女性。但她的行動會非常受限,無法像同時期的男性那樣,用軀體和行動推展空間。直到某天,想到主人公可以“不是人”——于是角色和視角都被釋放。
一切都是為題材服務的。考慮到珠三角水網密布、珠江八門入海的實際情況,兩栖類生物是特别能夠施展得開的選擇。巨蛙承載着視點,承載着叙述聲音,可以盡可能多面地介入那個特定時空。
全情寫作是一種“五星快樂”
羊城晚報:你多次提及對納博科夫的閱讀,《流溪》中也有對《洛麗塔》的“學以緻用”。那麼你現在找到自己的風格和創作路徑了嗎?
林棹:我經驗太淺,風格不是現在該關心的事。第一要務是認真寫。創作路徑則多多益善,“技多不壓身”。
羊城晚報:雖然當下兩部作品都備受矚目,但是從打勞工到專職寫作可能需要更多勇氣。是什麼原因讓你下了決心?
林棹:三十五歲之後漸漸有一種“開始明白過來”的感覺。每個人“明白過來”的時間節點是不一樣的,就我而言,這個節點差不多是在三十五歲。勇氣、信心、安全感,家人、師長、朋友的鼓勵和支援,這些要素結成一個堅強牢固的地基,再遇上特定的契機,轉變就有了發生的可能。
可以在三十五歲前後實作這個轉變是幸運的。全情投入地寫作,隻是寫作,我在另外的場合将這個形容為“五星快樂”(滿分即五星)。寫作像一種核心,萬事萬物圍繞着它旋轉,自成秩序,合奏樂音。
羊城晚報:你的文本大量使用粵語,會考慮其他地區讀者的體驗嗎?
林棹:我主要考慮的是怎麼把小說完成好,每一個具體的計劃如何實作,比如,如何虛拟出19世紀上半葉的廣州?可以從哪些方面摹拟當時當地的情境?方言是達成目标的一個關鍵因子。
羊城晚報:當下的年輕作家中,有不少以短中篇小說起步,而你目前的作品都是長篇小說。這可能是一個不小的挑戰,你是怎麼考慮的?
林棹:文體各有脾性,寫作者也有各自的“文體舒适區”。短篇、長篇,最關鍵的差別不在長度,而在于内在的“時間性”。對我來說短篇更難把控。
羊城晚報:你正在進行的第三部作品也根植于嶺南。自我經曆、身邊環境是一個作家重要的源泉。您希望如何保持自己的創作力?
林棹:鍛煉身體。善待好奇心。寫。
來源 | 羊城晚報 羊城派
責編 | 鄧 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