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我國西安的東郊出土了一塊墓志銘，但這塊墓志銘并不屬于中國，而是屬于一個名為井真成的日本人。為什麼在西安會挖出日本人的墓志銘呢？因為這塊墓志銘誕生于一千四百多年前的唐朝，并且這位井真成的身份很特殊，在他的墓志銘中寫着“銜命留學”四個字，而這正是日本派往中國的留學生，即“遣唐使”的标志。
井真成墓志銘
在中國東漢時期，日本就開始派遣人員到中國學習。隋唐時期，則是日本向中國派遣人員最密集的一個時期。隋唐時期中國的日本被稱為“倭國”，所有來自日本的人員被統稱倭國人。倭國的統治者推古天皇為了進一步強化國内分散的統治，便開始派人到隋朝學習。
這個推古天皇也是個很獨特的人。與中國的帝制不同，受原始時期母系社會的影響，日本承認女性統治者的合法性，而這位推古天皇也是日本曆史上第一位女天皇。她繼位前，倭國還沒有形成穩定的政治體系，皇室内鬥嚴重，但她繼位後不計前嫌，把曾與自己為敵的侄子立為了攝政王，并支援他改革。也正因如此，推古天皇才會送人到隋朝學習先進的管理制度。雖說是學習，但推古天皇卻不甘于一直以來作為中國藩屬國的地位，想要謀求外交上的平等。
日本的第一位女天皇
但隋文帝，隋炀帝兩父子卻并不買賬，在他們眼裡，倭國隻不過是個不起眼的小國。隋文帝時期，倭國派了一批人來交流學習。隋文帝讓倭國使者介紹一下倭國的相關情況，結果就聽到了這麼一句:倭國統治者把天當作兄長，把太陽當作弟弟。隋文帝頓時就不高興了:一個藩屬國竟然不掂量一下，妄想跟自己稱兄道弟，簡直是癡心妄想。于是便責令倭國改掉這樣的說法。但倭國十分傲嬌，并沒有把隋文帝的話聽進去。
到隋炀帝執政，倭國還是不改之前的作風，在給隋炀帝的國書中來了句“日出處天子緻書日沒處天子無恙”，倭國統治者直接将自己也稱為天子，這無疑是對隋炀帝天子正統地位的挑戰，惹得隋炀帝很不高興。可見隋朝時期的倭國就已經想要凸顯自己的獨立地位了，不過倭國還沒來得及實作，隋朝就因為各種問題消失在了農民起義的浪潮之中。
隋炀帝楊廣南巡畫像
唐朝建立後，唐太宗李世民被稱為“天可汗”，在整個亞洲都有着巨大的影響力。倭國的統治者想着換湯不換藥，便重操舊業，繼續派人到唐朝進行學習。到了唐高宗時期，倭國人覺得自己行了，畢竟也跟着隋唐學了有一段時間，自己确實發生了不小的變化，于是就開始挑戰唐朝。但倭國不想戰火燒到自己，于是便聯合北韓半島的百濟跟唐朝打了一仗，結果被唐朝和新羅的聯合軍隊打得大敗，百濟直接被滅，倭國也簽訂了協定，每年得向唐朝進行朝貢，這場戰役史稱“白村江之戰”，也是有記載的中日本第一次交鋒。
也是這場戰役之後，倭國才意識到自己還不夠行，之後又派人到唐朝學習。但另一方面倭國的天皇始終認為自己和唐朝的君王是平等的，而唐朝從始至終隻将倭國視為自己的藩屬國。是以唐朝的君王在接見遣唐使後便會以宗主國的身份給使者發放國書。但直接交上去，天皇面子挂不住，是以遣唐使在回去後一般不會上交國書。經過百餘年的學習，倭國又覺得自己行了，加之唐朝政治形式惡化，公元894年，倭國便不再向唐朝派送人員。
事實上，日本在中國的南北朝時期便與中國建立了朝貢關系，成了中國的藩屬國。但之後日本便一直想努力擺脫這種從屬關系，并試圖與中國的古代王朝建立平等關系。是以遣唐使來到中國以後不再攜帶國書，也不會像其他藩屬國一樣請求唐皇作為宗主國的冊封。到了元朝，即使忽必烈曾兩度派遣強大的渡海遠征軍入侵日本，也沒能使其屈服。由于地理條件的限制，日本長期屬于鎖國的狀态，這使得日本這個國家具有高度的文化認同，并對于外來的文化具有天然的抵觸心理。另一方面，日本與中國在地理距離上不近不遠，這也是它有底氣與中國強大的封建王朝建立平等關系的一種底氣來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