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夏文明誕生在與地中海文明有巨大差異的地區。它以黃河流域、長江流域為中心，面積廣大、腹地縱深，擁有遼闊的生存空間和回旋餘地。東南部瀕臨太平洋西部的邊緣海，海岸線達1.8萬公裡。西部、北部被高原、大山、沙漠、沼澤阻隔，形成一個較為獨立的原生型文明區域。
這個地域比任何古老文明（包括印度）都遼闊得多，氣候又屬溫帶和亞熱帶（秦嶺、淮河以南），為人民提供了良好的生産和生活條件，為華夏民族創造了一個發展潛力極大的生存環境。因而中國文明具有大陸河川文明的特征。從遠古起華夏人民就開始涉足海洋。從徐福東渡日本、經海上絲綢之路、到鄭和七下西洋，這些都說明中國人對海洋的探索還是比較着力和頻繁的。但是華夏民族對海洋的認識和重視，比起西方人來說相對遜色。在中國人的觀念中，大海不甚重要。如在祭祀活動中，表現的是“三五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後海”。
在古代地理著作中，也主要論及地理現象、風土人情，物産和曆史，對海洋的記載則比較粗略。即便在諸子百家、經史子集、釋道儒、三教九流的著作中對海洋偶有所論，也局限于把它視作吐星出日、神隐怪匿的神秘世界，總有一種“以船為車，以楫為馬，往若飄風，去則難以”的無形壓力。唐宋以來随着封建經濟的繁榮，對外關系的日益密切，航海事業有了較大發展，不僅造船技術有了長足進步，航海能力日臻強大，中國水手還以擅長駕船，善于利用信風而遐迩聞名。
元代有兩次大軍跨海遠征日本的大戰，至元十八年（1281年）那次艦隊兵員竟達10萬，船隻多達千艘，堪稱空前。特别是明代鄭和七下西洋，更是中國有史以來對海洋認識的集大成和航海事業的總檢閱。盡管如此，中國人仍未走出重陸地輕海洋的老框框，即使利用大海，也僅着眼于漁鹽和舟楫之利，而缺乏向海外拓展的雄心。
明末士人便說：“與蠻夷交，如撫蝸牛之角，不足懼也。難在乘風破浪，險在謀利貪婪。” 中國人的海洋觀沒有突破性的發展。中國人的海洋觀與華夏文明所處的生存環境不無密切的關系。中國東南面的太平洋一望無際，航行的危險大、收獲小。而長江、黃河流域的廣闊沃土又為祖輩們提供了可以充分活動的舞台、足夠的生存場所，無需冒險去開拓海疆。
此外，華夏文明是一種以牛耕為特色的水利農業文明。中國人堪稱馭牛民族，與遊牧的騎馬民族，駕船的海上民族（如古代的希臘、腓尼基、羅馬、中世紀的意大利、西、葡，近代的荷、英等）迥然不同。這種文明在曆史發展中有極頑強的連續性和穩定性。它所賴之生存的經濟基礎是農業，而農業需要有固定的區域，不宜做經常的、大規模的遷移和殖民。這些特點與地中海文明是大不相同的。
華夏民族的拓邊鑿空精神有着悠久的曆史，但絕大部分探險活動主要以陸地為舞台。早在西周時，中國的文明區域從黃河流域擴充到長江流域，秦漢時又進一步擴充到珠江流域，這些都是先有地理探險和發現，後有移民拓殖，然後移民與當地居民共同開發。後繼者無論是張骞、班超、甘英，還是法顯、玄奘、義淨，他們的偉大探險和旅行都主要是在陸地上進行的。
海洋探險顯然無法與這數量衆多，久負盛名，影響深遠的陸地探險相提并論。除了秦漢時發現海南島，三國時發現台灣島，中國古代便不再有較重大的海上探險及其地理發現。雖然鄭和下西洋突破了重洋阻隔最遠到達赤道一帶的非洲東海岸，但此舉是為永樂皇帝頒“正朔”，“遣使以即位招谕……諸國”；“欲威制四方，遣使四處招徕”；“疑惠帝亡海外，欲蹤迹之。
且欲耀兵異域，示中國富強”；“宣德化而柔遠人”，“恒遣使敷宣教化于海外諸國，導以禮義”，以達到“撫馭華夷，嘉有萬方，同臻至治”；“君主天下……施恩布德……庶幾共享太平之福”的目的。下西洋帶有濃厚的政治色彩，而經濟文化的交流是次要的，更無“貿遷有無，逐利遠近”和開疆拓土的意圖。正因為如此，永樂皇帝駕崩後海上活動被厲令禁止，下西洋受到譴責和抨擊。從此中國完全進入了漫長的“海禁”時期，失去了突破傳統的牛耕水利農業社會格局的最後機會和參與地理大發現的大好時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