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罪犯，該如何面對自己曾經犯下的罪過？
從普遍的人性來看，他隻有三個選擇：以忏悔的心态承認犯罪、以逃避的心态忘記過往、以固執的态度堅稱無罪。
這三種選擇背後，是三種個人曆史的叙述态度。
一個人如此，又何況是一個民族呢？
橫向地類比，日本這個民族，就像我在開頭所設定的那個罪犯，而他曾經犯下的滔天罪過，即是向亞洲地區的鄰居發動侵略戰争。
在我們的印象中，當代日本民族一副冥頑不靈的姿态——他們片面強調廣島、長崎的原子彈爆炸受害，卻矢口否認南京大屠殺的存在，甚至以參拜靖國神社為榮。
不過，我得說，實際上，日本人對于侵華曆史的認識是分裂的。如果把日本拟人化，我們甚至可以說：日本對二戰曆史是精神分裂的。
正如日本作家橋本明子《漫長的戰敗》中所說的：日本人由不同的立場，對戰争的記憶呈現出複雜的形态——施害者、受害者、犧牲者。
在網絡情緒的裹挾下，人們逐漸陷入一種單一的格式化曆史中，情緒的泛濫淹沒了理性的批判，反而使得曆史及現實的真相被模糊處理。
我厭惡日本右翼分子對曆史的輕慢，但從日本人沖突的民族心理中，挖出民族性、建立批判性的多元史觀，要比純粹的情緒表達更有意義，我想，這本《漫長的戰敗》，可以幫助我們。
橋本明子将書定名為《漫長的戰敗》，可明明戰敗早已塵埃落定，哪裡來的漫長呢？
其實啊，漫長所指的，是日本民族對那段血腥曆史，始終未建立廣泛認可、形成共識的叙述版本，簡單說，沒有建構起普遍認同的曆史觀。
非但沒有共識，甚至還在内讧，不同群體的戰争記憶，是分裂的、沖突的、彼此敵對的。
橋本明子沒有回避本民族的“擰巴”，她在《緻中國讀者》中說：“日本的失敗文化混亂而分裂，人們對于已經發生的事情及其意義有着各自不同的解讀。”
橋本名字從大衆文化傳播出發，将這種分裂的曆史叙述，劃分為三類：
第一類是“犧牲者”——
那些戰争中喪生的侵略軍人，他們既可以是所謂“忠君愛國”的“犧牲者”，也可以是“保衛家人”的“犧牲者”。
這是我們熟知的曆史叙述，日本發動侵略戰争的責任被懸置，個體的“犧牲”被放大為整場戰争的“縮影”。
2013 年12 月，講述“二戰”期間“神風特攻隊”飛行員的電影《永遠的0》，是這種曆史觀的典型。這部電影，改編自右翼作家百田尚樹的小說。販賣這類觀點，尤其有市場，據統計，這部電影是當時的票房榜首，票房收入86億日元，前首相安倍晉三，即是這部電影的鐵杆粉絲。
第二類是“受害者”——
這種觀點更多強調作為“戰争受害者”的記憶，最典型的例子便是對原子彈轟炸和大規模空襲的描述。
普遍意義上來說，這種“受害者”的叙述，同樣在逃避侵略者的曆史責任，但這種觀點，卻是當下日本年輕人的曆史叙述主流，似乎未經曆過戰争的一代人，可以從個人、家族的戰争困難中，摘出曆史包袱。
高畑勳的動畫電影《螢火蟲之墓》、片淵須直的動畫電影《在這世界的角落》，都是持這一類曆史叙述。
但橋本明子一針見血地指出：“這種叙述同樣傾向于轉移注意力”，即在有意無意間忽略了那些在戰争中因日本侵略而遭遇更大痛苦的真正受難者——比如，中國。
第三類是“施害者”，準确地說，是“犯罪者”。
不過，在曆史認同中，直面日本“犯罪者”記憶的人，卻是少的，而這些人，在我看來，是真正的人、大寫的人。
他們直面日本軍國主義，在中國、北韓半島等地區，實施的侵略和慘無人道的統治。
這一類作品的集中爆發，在20世紀70年代，山本薩夫導演的《戰争與人》三部曲可視為典型。
放在曆史情境下，不難推斷出來，這種檢討史觀，與當時日本風起雲湧的左翼運動是密不可分的。
對二戰曆史的認同分裂，隻是日本文化精神分裂的一個剖面，而就像橋本明子所預測的那樣，這種精神分裂，會把日本民族，在未來拖入更深的認同分裂深淵。
說到底，除了直面曆史，又有什麼其他辦法能重新開機曆史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