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武帝是個不走尋常路的“風火少年”
從各種資料看來，劉徹的膽子大，也富有想象力，如他常化裝微行，幾遇不測。
他打算進攻西南夷，就在長安附近鑿地作“昆明池”，以便習練水軍。
在其他範圍之内他也不拘形迹。例如他母親曾再婚，又有金氏女，人家都隐匿不敢提及，他聽到此事，就公然親自尋訪他的半姊，并賜她名号田宅。他的皇後衛子夫曾為歌伎，他寵愛的李夫人，曾為娼女。
漢武帝是個浪漫主義者
他的宮廷裡，既有正規派的儒生如董仲舒，也有诙諧人物如東方朔，更有名士如司馬相如。
我們再看他悼李夫人的賦（班固稱武帝自作）, “秋氣潛以凄淚兮，桂枝落而銷亡”。而且他又似乎看見李夫人的形影，作詩：“是邪非邪？立而望之，偏何姗姗來遲！”則又可以想象他不是沒有情感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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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武帝是個優秀的老闆
劉徹未曾在戰場裡實際指揮作戰，但是每有重要戰事的部署，今人所謂“戰鬥序列”的安排都是由他自己做主。
而且他也知人善用。衛青是衛子夫的弟弟，霍去病又是衛青的侄子，都以外戚創立不世軍功。霍光與霍去病為異母兄弟，茲後更成為漢朝宮廷裡的中樞人物。隻有李夫人之兄李廣利被任為貳師将軍，作戰不利降于匈奴才算是武帝任人的最大失策。
武帝對待臣屬，也視人而定。他可以在廁所裡見大将軍衛青，也可以平常燕居的服裝接見大臣，隻有右内史（助理機要秘書）汲黯老是據事直言，皇帝偏偏怕他，非戴冠整容，否則甯退避帳中，不去見他。後來因淮陽地方難治，召拜汲黯為太守，汲黯辭不肯就，皇帝就說：“顧淮陽吏民不相得，吾徒得君之重，卧而治之。”他也就知道僅以此直言忠臣的名氣，就不須特别振作，也可以把這地方處理得很好。後來汲黯在淮陽十年，死在任所。
漢武帝是個有着強烈大男子主義的霸總
漢武帝也有一般專制魔王的毛病。他一巡視各地區，當地太守或因供應不周，或因境内的配置不如法，紛紛避罪自殺。到他在位後期，朝中也為恐怖政治所籠罩。親信的大臣如丞相及禦史大夫也因小事互相傾軋，失敗的隻能以身死解脫。
皇帝自身即相信神仙，亟求長生不死。他偶一卧病，就相信有人以巫蠱害他。“蠱（蠱）”音古，以三個“蟲”字擺在一個“皿”字之上，乃是根據民間傳說，巫者将毒蟲毒蛇，放在一個器皿之中，讓它們互相吞并淘汰，最後一個碩果僅存的怪物，是為蠱。巫者即操縱着這精靈，用咒詛符箓削制木人埋蠱地下諸等方式謀害敵對。
著名的巫蠱事件：公元前91年，劉徹生病，左右傳說宮中有巫蠱牽涉皇後及太子劉據。原來武帝嚴刑峻法，太子仁慈，常有平反。執法大臣深怕劉據一日嗣位，對他們不利。而水衡都尉（管宮殿附近林園）江充，又是“直指繡衣使者”（特務頭目）更加離間。劉徹在别宮養病，即皇後皇太子請問皇帝，也不得達。皇太子忿怒之餘擒住江充将他處死，于是長安紛稱太子謀反。因之兩方都召集軍隊，保皇黨與皇太子黨在京城大戰五日，“死者數萬”。結果皇太子兵敗自殺，皇後衛子夫也自殺，衛青則已前死。武帝後來悔悟，建“思子宮”，又作“歸來望思之台”。
四年之後，武帝臨危，才立一個八歲孩子劉弗陵為太子，是為昭帝，而皇帝也将太子的親母鈎弋夫人賜死，其原因是“往古國家是以亂由主少母壯也”。而霍光等即被托“行周公之事”。
分析武帝變“昏庸”的各方面原因
為什麼一個如此精明強幹萬機獨斷的君主，到處置立嗣繼統的時候，如此愚暗而沒有主張？甚至父子以兵戈相見，贻禍軍民？這斷不是劉徹和劉據兩人間單獨的問題，而與武帝所一手布置的西漢帝國有關。
武帝劉徹承文景之後，繼續中央集權。公元前127年饬諸侯推恩分子弟邑，令各條上。公元前122年又由削藩引起淮南王和江都王反叛，削平之後，“列侯豪傑死者數萬”。公元前112年又因諸侯供奉皇室的酎金成色不合及不如額，奪爵者106人。自高祖以來封侯者至此罷免殆盡。而武帝用桑弘羊、東郭鹹陽、孔僅理财，不能被我們輕率地視作“商人參政”。
他們并沒有利用商業組織及商人資本去增進政府的功能，也沒有利用政府威權扶助商業之發展，以便擴大茲後的财源。而鹿币算缗平準均輸等無一不是臨時籌款的辦法，用作軍需的消耗。這樣一來，皇帝高高在上統制約五千萬到六千萬的人民，當中沒有一個有效的中層機構或根據地方沿革，或倚賴經濟利害，作上下間的樞紐。即太守刺史也無非皇帝的代表，各地選舉孝廉，也仍隻能承奉中樞的意旨，是以皇帝之作為，更隻能擴充及保障自身的權威。這種情形，表現着中國傳統君主專制的一個最大弱點。
錢穆曾說：“中央恭儉無為之治，不能再掩塞社會各方之活氣。”漢武的辦法，那是利用一種運動，代替組織之不足。如果各地參差不齊，又無法扶植他們作不均衡的發展，則全面動員，經常活動，也可以算作一種出路。有人就說他“鷹擊為治”。他自己也曾對衛青說：“一不出師征伐，天下不安。”等如今人所謂“将問題外界化”（To ex-temalize the problem）。
對外宣戰的真實曆史
隻是漢武平定南越，進兵北韓，加兵于西南夷，用張骞通西域，凡是本于曆史地理上中國傳統威力能及之處，都已到達，或已超過。而他八次攻匈奴，也已用盡全部兵力。遊牧民族與漢民族作戰，有中國不能企及之處，在于他們平時戰時，都是騎兵，無須動員。他們進攻或剽竊，經常獲得戰果。中國之征匈奴，有如禦史成進所雲，“從之如搏影”。公元前119年劉徹之攻匈奴，可算是漢軍一大勝利，但是如時人所說，“千裡負擔饋馕，率十餘鐘緻一石”。以緻出塞官私馬十四萬匹，辎重不計，入塞不滿三萬。到武帝末年，“兵革數動，民多買複，及五大夫，千夫，征發之士益鮮”。也就是很多百姓早已出錢免役，到征兵時連下級軍官軍士級以下的人員易湊數了。
武帝的力量全靠這對内中央集權對外經常征伐支援。他治下之道不拾遺，乃是在嚴格捕盜的法令下，一次株連幾百人以至近千人的威勢下逼成，如此已半個世紀。一到他的運動發生困難，他的組織上的弱點也容易給人看穿。在這時候發生繼承問題，不僅他自己感到為難，他的臣下左右，也都在私下竊議自身禍福。迷信與誤會，以及劉徹劉據個性之不同，再加以官僚機構間動辄人事僵化的趨向，隻更助成其家庭悲劇。
然則中國政治上的初期早熟，不待經濟與法制的組織力量之展開，已如前述。
漢武帝登極之三年，即公元前138年，“河水溢于平原，大饑，人相食”的事實，已出現于官方記錄。也就是表現着自然的力量無可推避，因治水與救荒，中國即須組織大帝國對付，《武帝本紀》内也常有憂水患憂災荒的叙述。而北方綿亘兩千多裡的國防線與“15英寸雨量線”吻合。線之西北，經年雨量不及十五英寸，無法經營農業，隻是遊牧民族出入之處，這威脅也強迫中國統一對付。劉徹用衛青霍去病“度幕”（貫穿沙漠地帶），不失為軍事史上的壯舉，隻是他想消滅匈奴的希望，卻無法實作。茲後15英寸雨量線間兩方的厮殺，還要繼續約兩千年，直到康熙帝以新式火炮打敗噶爾丹（Gal-dan）迫他自殺，才解除了遊牧民族騎兵的優勢，可見得曆史并非全是人為，我們兩千二百年後叙秦皇漢武更無法忽視天候地理因素之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