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學良晚年，曾有記者向他提問，如果有機會回到大陸，想見哪些人。當年東北軍的老人健在的已經不多，張學良說了好幾個名字，但第一個說出口的既不是他的親人，也不是東北軍進階将領，而是衛隊營長孫銘九。
後來又有記者把采訪張學良的視訊播放給孫銘九看，并對他說：“張将軍非常關心你的情況。”當年為少帥出生入死，分别幾十年後卻隻能以視訊形式相見，孫銘九似乎想起了在東北軍那段風光的歲月，不禁熱淚縱橫。
對于張學良第一個想到的人是孫銘九，有人解讀為他與孫關系密切。
孫銘九深受張學良信任不假，西安事變時孫銘九也是帶隊活捉老蔣的功臣之一。但西安事變之後孫銘九的經曆就不那麼光彩了，他是導緻東北軍分崩離析的始作俑者。正因如此，張學良徹底失去了恢複自由的籌碼。
且後來孫還有叛國投日的經曆。
張學良想見他，估計并不隻是兩人情深義重，而是想問清楚一個事實
——當年我待你頗厚，為何你還不聽指令，采取激進行為，陷我于水火？
孫銘九雖然是一個小人物，但卻親身經曆了影響中國近代史的大事件，此後又從正面走向反面，人生經曆曲折豐富。
西安事變後，他為何會投向日僞？解放後他的結局又是如何？
張學良
孫銘九，原名孫明久，出生于遼甯新民縣一個農民家庭。雖然出生普通，但少年行運，就讀省立三中時與張學良胞弟張學銘是同學，關系親密。此後的人生走向大多與張學銘有關。
他通過張學銘推薦加入東北軍，并由張學良資助考入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回國後，在張學銘任局長的天津市警察局保安隊擔任教官。
1931年5月，張學良在南京參加會議後經天津傳回北平，為避免日軍刻意制造事端，張學銘派孫銘九帶領30多人護送。孫銘九此前與張學良已經見過幾次，但這是第一次有機會交談。雙方印象不錯，
張學良還送了一塊在瑞士定做、上面嵌有自己頭像的手表給孫銘九。
此後的形勢如疾風暴雨般變化。先是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東北軍退入關内。此後，日軍又挑起熱河事變，東北軍湯玉麟部不戰而退。在全國輿論強烈譴責之下，張學良被迫下野赴歐洲考察。
張學良雖暫時離開軍隊，卻對其個人、對東北軍、對國家來說都是一件幸事。
赴歐洲考察的張學良，不僅徹底戒掉了鴉片，精神面貌煥然一新，
還學習了德、意等國家的軍事管理制度及西方民主制度。
1933年底，老蔣電召張學良回國。當時他圍剿蘇區失利，且陳銘樞、李濟深、蔡延锴等人因不滿老蔣的内戰、獨裁政策，發動“福建事變”。老蔣内憂外患，隻能再次寄希望于張學良和他的東北軍。
張學良回國後就任“豫鄂皖三省剿匪總司令部副司令”，孫銘九也在張學銘的推薦下擔任張學良的随從參謀，他深受張學良信任。
孫銘九
後來張學良親自駕駛飛機秘密到膚施（延安）與周恩來會談，僅帶了劉鼎、王以哲、孫銘九三人。其中劉鼎是中共聯絡代表，王以哲是東北軍進階将領。後來，葉劍英作為代表駐西安被張學良安排到孫銘九家居住。
據孫銘九回憶，張學良從歐洲回來以後，勵精圖治，對東北軍進行了整頓，時常說：
東北是從我手裡丢掉的，一定要經過我的手奪回來。
當時的東北軍是一支舊軍閥部隊，有嚴重的腐敗問題。部分高、中級軍官腐化堕落，隻求安逸享受，不思進取。不但不能與士兵同甘共苦，還克扣軍饷，打罵士兵。軍隊中暮氣沉沉，作風浮躁，自然不是紅軍的對手。
以武器精良著稱的東北軍進入西北與紅軍交戰不到半年，接連吃了三個大敗仗，損失2個師長，3個師被打殘。老蔣不僅不給補充，反而趁機取消了其2個師的番号。
這無疑是給張學良潑了一盆冷水，這樣打下去别說打回老家，就連在西北生存都很困難。同時大批東北愛國人士和中共地下黨員陸續來到西安，向張學良陳述聯共抗日才能挽救國家，張學良的思想發生了重大轉變。
東北軍普通士兵大多不願内戰，而是想打回東北。加上東北軍退入關内以後，大批愛國人士和青年學生也随之流亡關内，他們抗日情緒很高，形成一股強大力量。
東北軍的“舊班子”顯然無法倚重，
為了整合抗日力量，張學良不得不“另起爐竈”。
在劉鼎等人的幫助下，秘密成立了“抗日同志會”，自任會長，
大量吸收重用青年軍官和社會知名人士，逐漸在東北軍當中形成了少壯派。
少壯派有三個核心人物，即應德田、苗劍秋、孫銘九，被稱為“三劍客”。其中應德田足智多謀是三人的領袖，苗劍秋口才和文筆俱佳，負責宣傳。
孫銘九自稱文化低、頭腦簡單，因掌握張學良的衛隊營，是以主要負責執行。
少壯派雖然級别較低，但與張學良關系親密，頗受其信任，被外界看作張學良的化身。他們在一定程度上能影響東北軍的人事安排，張學良在時，
東北軍中的進階将領也對他們敬畏三分。
1936年12月12日，張學良、楊虎城決定對老蔣進行“兵谏”，這就是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對于捉蔣，張楊二人進行了周密的策劃，其中孫銘九帶領的衛隊二營和王玉瓒帶領的衛隊一營負責到華清池
老蔣住處将其捉拿，這是事變成敗的關鍵。
一陣激戰之後，東北軍戰士沖到老蔣居住的五間廳，卻發現老蔣已經不在，隻有衣帽、假牙和他經常穿的黑鬥篷大衣還在。孫銘九摸了一下床上的被褥還是熱的，推測他應該跑不遠，于是指令官兵四處尋找。
一名戰士發現後牆有一隻鞋子，孫銘九意識到蔣可能是越過後牆逃上了背後的骊山。于是王玉瓒營從左側，孫銘九營從右側開始搜山。孫銘九營在後窯洞發現蔣的侍從室主任錢大鈞，當時他已負傷。孫銘九問：“委員長在哪？”錢認出孫銘九，有氣無力地回答說：“不知道。”
接着又在半山腰抓獲了蔣的貼身侍衛蔣孝鎮，孫銘九問他：“委員長在哪裡？”蔣孝鎮吞吞吐吐地回答說不知道。蔣孝鎮不是錢大鈞那樣的進階官員，孫銘九自然也對他沒有客氣。他拿出槍對着蔣孝鎮說：“你不說真話，馬上就斃了你。”蔣孝鎮沒有說話，隻是回頭往山上看了一眼。
老蔣被捉處
孫營士兵順走蔣孝鎮目視方向繼續搜查。當時天已大亮，已經能看清地形地物，不久就有戰士發現一塊大石頭旁好似有人，但一會兒又消失。戰士們沿着大石頭繼續搜尋，隻見石頭背後的夾縫裡蜷伏着一個人，便喊道：“是不是委員長？快出來，不然開槍了。”
裡面的人連忙答道：“我是委員長，不要開槍，不要開槍。”随後鑽了出來。孫銘九聞訊後立即趕到老蔣身邊，老蔣說：“你打死我吧……”孫銘九回答說：“張副司令指令我來保護委員長，請委員長進城上司我們抗日，打回東北去。”
老蔣不肯下山，一會說自己受傷腰痛，一會要騎馬下山。最後孫銘九讓兩個戰士左右架起來，擁推着下山弄進了汽車裡。
後來王玉瓒寫文章稱活捉老蔣的是他，然而在1937年老蔣自己寫的《西安半月記》中隻提及了孫銘九。
筆者猜測，活捉老蔣時可能兩人均在場，但老蔣隻認識孫銘九。
不論過程如何，兩人都稱得上西安事變的功臣，事後孫銘九被提拔為衛隊團長。
正所謂“成也蕭何敗蕭何”，孫銘九雖然為西安事變開了個好頭，但日後也成了事變遺憾收場的罪人。
老蔣答應停止内戰一緻抗日後，張學良執意要親自送其回南京，不料張到南京後卻被扣留。張學良上飛機前曾留下一張手谕：
弟離陝之際，萬一發生事故，切請諸兄聽從虎臣、孝候指揮。此緻何、王、缪、董各軍各師長。
王以哲
虎臣即楊虎城、孝候是東北軍進階将領于學忠。東北軍是舊軍閥部隊，隻效忠張氏個人，
除張學良外再也沒有一個能統領全局的二号人物。
楊虎城是外人自然指令不動東北軍，于學忠也是從孫傳芳部投向張作霖，并非東北軍嫡系，缺乏号召力。
東北軍中勉強能控制局勢的隻有王以哲，但張學良卻沒有賦予他上司權力。
關鍵時刻少壯派和元老派在如何解救少帥的問題上出現了嚴重的分歧。
以王以哲、何柱國為首元老派認為，應當遵照中央指令從前線撤軍，緩和局勢。隻要東北軍、西北軍、紅軍保持“三位一體”，迎回張學良不是難事。
而以應德田、苗劍秋、孫銘九為代表的少壯派，則認為元老派是投降背叛，要求南京先釋放張學良才從前線撤軍，甚至喊出口号“不惜與南京決一死戰”。
雖然經各方努力協調，老蔣就是不願放張。
西安與南京代表在潼關舉行談判，仍然存在諸多分歧，其中關于張學良的一條直接被老蔣否決。元老派從大局出發，雖然主和，但這種情況下，誰也不敢不顧張學良的安危，輕易作出決定。
此後少壯派采取了一系列激進行為。應德田、孫銘九等人發起了“請戰簽名運動”，要求與中央軍作戰，誰不簽就是“不擁護、不想營救張副司令”，一大批軍官被裹挾。
随後東北軍師、團級軍官五六十人來到楊虎城住處，請求楊虎城指揮作戰。
他們一邊說，一邊哭，以緻最後全體放聲大哭。現場激昂悲憤，楊虎城等人也流下了同情的淚水。
但楊也無可奈何，作為一個外人，即便有張學良手谕，他也指揮不動東北軍。
少壯派代表還到周恩來住處請願，苗劍秋大哭大鬧，要紅軍幫助他們打仗。孫銘九也痛哭流涕，長跪不起，表示張學良不回陝，絕不撤兵。周恩來從大局出發， 苦口婆心地對他們進行了勸說，但效果甚微。
中央軍大軍壓境，少壯派群情激憤，内戰大有一觸即發之勢。
為了統一内部意見，1937年1月29日，東北軍在為渭南召開團長以上軍官會議，目的是說服少壯派同意南京條件，先從前線撤兵。不料，會上少壯派核心人物應德田慷慨激昂，發表極具鼓動性講話，在座軍官竟均被其說服，同意為救少帥不惜一戰，并簽字形成了決議。
王以哲和于學忠均未出席會議，元老派認為這隻是少壯派軍官表達意見的一種方式，并不是最終決策，對決議不認可。1月31日，于學忠從蘭州飛抵西安，在王以哲家中召開了“三位一體”進階會議。楊虎城、周恩來等人也出席了會議，
三方一緻決定“執行和談方針”。
從前線撤軍的消息傳出，少壯派情緒更加激動。2月1日，少壯派軍官在孫銘九家中開會，因為王以哲、何柱國等元老主和，
少壯派決定刺殺他們，成功後舉行武裝示威對中央軍作戰。
當時西安城内隻有孫銘九控制的保安團，他派手下連長于文俊執行任務。
王以哲事先雖然聽到風聲，但未加防範，他對部下說：“這些小孩子們還真能打死我嗎？我沒有虧心事不怕他們。”
2日早晨，于文俊沖進王以哲家，找到躺在病床上的王以哲說：“軍長！對不起你了！”不等王以哲說話，連開9槍，将其殺害。
東北軍多數軍、師長與王以哲關系密切，尤其是獨立105師師長劉多荃。他聞訊後立即回師西安，要拿兇手活祭。殺害王以哲的兇手于文俊被剖腹挖心，以祭告被他殺害的王以哲。“二二事變”牽連甚廣，最先幫紅軍與王以哲牽線的東北軍旅長高福源不明不白就被處決。
為了避免沖突進一步擴大，中共将應德田、孫銘九等人護送出城。而此時，東北軍、西北軍、紅軍已經互生嫌隙，“三位一體”難以維持。尤其是王以哲死後，東北軍更難形成一個整體，逐漸被老蔣整編分化。
張學良也失去了恢複自由的最後籌碼，孫銘九等人雖口口聲聲要救少帥，實際上不僅害了他，也害了東北軍。
被紅軍收留的孫銘九等人，不僅不思考悔改，還認為自己的自由受到了限制，隻住了不到兩個月就堅決要求離開。由于他曾帶兵捉蔣，中央軍肯定是去不了，西北地區又大多被東北軍控制，最後他隻能躲到上海日租界當中。
斷絕了經濟來源的孫銘九，生活過得非常艱難。抗戰爆發後，他利用留學日本期間結識的關系，投靠了汪僞政權當了漢奸。起初擔任“參贊武官”，後來又升任山東“保安副司令”。這段經曆，孫銘九日後始終不肯提起，外界也很難知道他具體為汪僞做過什麼事。
抗戰勝利後，國民黨政府為了搶先接受淪陷區，大量收編僞軍，孫銘九的漢奸罪行并沒有得到清算。他投靠國民黨後被派回東北，曾帶領先遣大隊占領黑龍江賓縣，後來被解放軍俘虜。
當時認為孫銘九在西安事變中立過功，抗戰爆發後迫于生計走過一段彎路，是以也未清算他的罪行。不過解放後，東北軍、西部北軍中将領大多成了座上賓，而孫銘九等人的待遇顯然不如他們。
孫銘九曾被聘為上海市政府參事，晚年還擔任過全國政協委員，寫過大量關于西安事變的回憶史料，但都突出自己的貢獻，對責任輕描淡寫。
2000年，孫銘九去世，享年92歲。
晚年孫銘九
遺憾的是，由于種種原因張學良始終未能回鄉，我們難以想象兩人會面時是怎樣的場景。無疑，張學良是影響了孫銘九的一生，但孫銘九也從某種程度上影響了張學良的一生。
晚年，孫銘九曾寫書反思“二二事件”，稱“這其中的教訓是深刻的、令人痛心的”。同時，仍然極力為自己的行為辯解，并将主要責任推給應德田。并表示“是非功過留給後人和曆史去評論”。
對此，大家怎麼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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