甯波阿娘嚴苛背後的強大力量

我要說的，不是時下的甯波女性，而是我祖母那代的甯波阿娘。她們在上海産生過空前的影響。她們的出身，以平民居多。一般會晚一拍，抵達自己男人或自己生的男人謀生之地，比如上海，比如南洋東洋。我輩的阿娘們，大多是抗戰之前來上海的，速返鄉關者絕少。我的祖母，從奉化到上海，用四十年走完一個單程；另一個單程，她已在骨灰盒中了，由11歲的我，順着她來時的航海線，護送返鄉。

她們大多目不識丁，卻在參透人生上，普遍具有相當的慧度。她們口音濃重，語句連貫，無所顧忌地使用出生地的語彙，一開口就與書面語遙不搭界了。這倒不影響她們在敷衍、附會、客套、贊許、評判、講價、圓場、辯理、應酬等日常言語應對中，水準不俗。這很可能是因為浙地人口稠密，她們原本的交談曆練就已到相當境界；到上海後，生活空間更加逼仄，再加草根解決百事不喜依賴中介，交際的頻率高企，強化了晉階操練。那把刀子時時在磨，銳利了，也是再自然不過的。

甯波婦女，是極其吃得起苦的一類。那些年頭，生活壓力大，她們的安全感一律較差，需要從議論家長裡短中，獲得正向暗示。難怪她們常以低看同類，來變相肯定自己。在不斷确定比上不足，比下有餘後，她們的安全感才多少獲得加強。她們在搬弄是非上，也多為狠角色，息事甯人往往不是她們的首選，原因同上。在這方面，和很多其他地方的女性比，甯波女人确實不見得更加通達。

此外，我們阿娘輩的甯波女人，具有清晰的生活目标、艱難度日時的精明、不顧一切的面子感、偏向議論文功底的口才。她們把任何吃虧看得比較嚴重，對推廣家族名聲和強調自我正當不遺餘力。她們不太好商量地重男輕女，在背後支撐自己的男人通常無怨無悔。不要以為阿娘們隻要不失利益就可罷休，她們把義也看作一種利的。是以，失禮失義了，對阿娘們來說同樣是要緊的。

還有一個至關重要的特點是，這些從婀娜多姿的年輕女子，一步步成為耄耋老婦的甯波女人，很少考慮自己。她們還來不及關注自己對家族的奉獻，就已經獻出去了一切。

我的祖母隻生了我父親一個兒子，外加兩名女兒。有了我這個孫子後，這個家的地位排序，在祖母眼裡，我的父親是老大，本孫子是老二，祖母自己及其他女性一律都不算老幾。家庭以男性為中軸，其他均為次要。男性在家庭中的地位得天獨厚，在甯波人的家族裡司空見慣。關鍵是，最賣力倡導男尊女卑的，并不一定是男人，而是甯波女人自己。是不是傳統甯波人潛意識裡覺得，家裡人是由男人養活的，家族血脈也主要靠男人繁衍？囿于這個原因，甯波人心中，大概有一種很積極的繁衍和生存優先，對此行為中的主力予以特别保全，男性就此有福了。

記得阿娘對我的姊妹十分嚴苛，一旦發現用門牙咀嚼，或吃東西時發出咂嘴的聲音，就會厲言制止，絕不苟且。而對孫子的寵溺，就無條件了。雙重标準，就這麼不講理地在家裡擺着。炎夏，祖母在哮喘嚴重的情況下，在歸途中，仍不忘為我帶一支棒冰。老人家走進家門，渾身是汗、籲喘不止，手裡的棒冰早已融化了一半。那時七八歲的我，接過半融化的棒冰，并沒有對阿娘有太多的心疼，反而在想，阿娘如果在最接近我家的那個煙紙店買冰棍的話，會不會可以融化得少點？

真正從心頭湧起感恩，是我已接近祖母當年的年紀。我發現，那種無所保留、不需交換的情感，哪裡還容我去理性掂量。那不是思想後的舉動，是很本色的血親沖動。為了我的愉快，祖母可以完全不相稱地付出自己。我這一生中，沒有第二個人會甘願如此。我對着墓碑的跪言，她能收到嗎？

阿娘曾對我說，永遠不要用有文字的紙上廁所，不敬，那是不好的。即便掉在馬桶圈上的飯粒，也應該吃掉，浪費，那是不好的。

有一件事，是我仍在奉化的表姐告訴我的。抗戰前，祖父在日本掙錢，小鎮上的祖母，日子是好過的。祖父在橫濱莫名失蹤後，祖母可以用的手段都用盡了，依然查無下落。從此，東洋定時的彙款就斷了，家族中類似階級的親戚老友繼續還在往來。某個正午，家人說，已經望見某師母拎着大包小包，來做客了，而家裡早已拮據不堪。祖母從櫥裡拿出一件水獺皮的大衣，以一個女人的本能撫摸并遲疑了一下，就扔給家人去典當了，再次以一席豐盛的午宴，維持了體面。這就是那個後來告訴我，要把馬桶圈上的飯粒吃掉的甯波女人的做派。當時這個家宴的滋味，應是足夠豐富了。

我在想，那時的家道變故，若放到今天，看見李師母或張師母遠遠而來，不為難自家的做法，起碼應有五種以上。而當年，我的阿娘不過為了一點點體面，硬是不顧手中水獺皮的滋涼柔滑，那幾秒鐘的權衡，需要這個市井女人内心有多大的力量呢？（邬峭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