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策反孫立人

1950年是中國統一大業程序中關鍵的一年。新中國已經誕生，國民黨“八百萬大軍”已被消滅，殘部剛撤至台灣，立足未穩。此消彼長，這正是解放台灣的大好時機。中共在加緊制訂攻台作戰方案的同時，愈加重視和抓緊秘密戰線的情報搜集和策反工作。官居國民黨陸軍總司令的孫立人，自然成為争取的重要目标，其元配夫人龔夕濤胞兄龔意農則是此中關鍵人物。

一

孫立人與龔夕濤的婚姻雖是由孫父孫熙澤同龔夕濤的異母長兄龔積柄包辦的，但婚後這對新人感情甚笃，孫龔兩家更是過從甚密。

孫立人在清華求學期間，曾因一次運動意外将輸尿管砸破，因治療而休學一年。也許是這個原因，以緻在和龔夕濤婚後4年多的共同生活中，沒有留下子女。不久，孫立人考中官費赴美留學。

孫立人赴美後，龔夕濤即随公婆回到安徽廬江縣金牛鄉下老家。孫家是個大家庭，有良田近千畝。龔夕濤出身名門，知書達理，勤勞節儉，溫順賢淑，孝敬公婆，深得孫熙澤的喜愛和叔伯妯娌上上下下的尊敬。孫立人回國後，回家探望父母，并要接龔夕濤同走，但孫父母舍不得兒媳遠離，龔夕濤也挂念公公年老、婆婆體弱有病，同意暫時留下。

1930年10月孫立人在任陸海空軍總司令部憲警教導隊上校大隊長時，在舞場跳舞，認識了南京彙文中學高中學生湖南姑娘張晶英（張清揚）。張晶英隻有18歲，她的父親生前也是軍官，當時在南京隻有母女倆相依為命。他們認識不久就在上海宣布結婚。

孫熙澤聞知孫立人再娶時，十分惱怒，不顧年邁，長途奔波，親赴上海力阻，但因木已成舟，憤然而歸。他對龔夕濤說：“立人對不起你，也是我二老耽誤了你。但是你放心，我孫家隻有你這個媳婦。”然後就派人送龔夕濤到海州和孫立人團聚。并交代家人，轎子到後，一定要大聲告知：“太太到了，快出門迎接。”目的是給龔夕濤以應有的名分。在海州住了兩三個月，張晶英對龔夕濤十分尊敬，稱呼“龔大姐”，相處也很和諧，但因有張晶英母親同住，感覺不便，加之也惦念公婆，龔夕濤又回到金牛老宅。

1935年孫熙澤夫婦相繼在金牛病逝，均是龔夕濤為二老送終。孫立人回家奔喪，對龔夕濤既感激又愧疚。但龔夕濤以寬容待之，沒有一句怨言，更赢得孫立人的敬重。喪事辦完兄弟分家，分在二房孫立人名下的家業，均由龔夕濤掌管，并為他頂立門戶。解放後，龔夕濤一直跟随哥哥龔意農生活。

龔意農出生于1900年，和孫立人同在北京讀大學，孫讀清華大學土木工程系，龔讀中國大學商科。抗日戰争爆發後，為了抗日救亡，1938年，龔意農毀家纾難，投身共産黨上司的新四軍，并于1942年加入中國共産黨，長期擔任金融、财經、貿易方面的上司工作。他既是共産黨的幹部，又是孫立人的至親，理所當然地成為策反孫立人的不二人選。

二

1950年，新年剛過，時任皖北行署财政處長兼中國人民銀行皖北分行行長的龔意農便接到皖北區黨委通知，說華東局要他速去上海。

到上海後，他被安排住在和平飯店，當晚，常委兼組織部長劉曉會見了他。第二天晚上，華東局第一書記饒漱石、華東局第二書記兼華東軍區司令員陳毅和劉曉集體同他談話。一見面，陳毅就笑着說：“啊，是龔意農同志，我們見過，我們在黃花塘還下過圍棋呢！”龔意農說：“那是鬼子投降的那一年，我在淮南銀行當行長，記得那次下棋，方毅同志也在。”接着陳毅詳細詢問了龔意農的家庭狀況和主要社會關系，然後告訴他：“這次找你來，有個重要的任務，就是想利用你同孫立人的親戚關系，派你到台灣去，做做你妹婿孫立人的工作，我們解放台灣時，他不要放槍就行了嘛。”陳毅又說：“孫立人是個非常愛國的将軍，也是個非常能幹的将軍，現已升任國民黨陸軍總司令，因他是在美國學軍事的，不是黃埔出身，蔣介石并不信任他，甚至把他看成政治上的潛在對手。現在美國陰謀利用他反戈倒蔣，掌管台灣，使台灣脫離中國，這是一着很毒的棋。”龔意農告訴陳毅：“孫立人同我妹妹早已分居，因他再娶，兩家有沖突，多年不相往來。1947年我在蘇北時，陳丕顯同志同我談過此事。1949年春，宋任窮同志在合肥也找我談過。就是因為這個原因，怕達不到預期效果，沒有去。”龔意農還說：“南下我回到合肥後，聽我妹妹說，除孫立人的哥哥去了台灣，孫立人的弟弟還有其他一些親屬沒有跟他走。”建議另找孫立人其他親屬去，并表示自己先去物色，再來彙報。陳毅、饒漱石訓示龔意農抓緊了解孫立人在大陸還有哪些親屬，并采取适當方式給以保護。

三

經過一番商量和了解，龔意農覺得潘仲文是個比較理想的人選。于是迅速向華東局作了彙報，并提出建議，華東局很快同意。

潘仲文同孫立人有多重親戚關系：潘的夫人是孫的姐姐，潘的姐姐又是孫的堂兄孫雨人的夫人。在孫家，潘仲文既是“姑爺”，又是“舅舅”。潘當時在蘇州一家面粉廠當廠長。龔意農派人很快把他找到，并陪同他趕赴上海。劉曉聽取彙報後，多次強調一定要注意保密，注意安全。經劉曉周密安排後，潘仲文于1950年初帶着陳毅的親筆信，扮成富商經廣州到香港，再乘客輪順利到達台灣。先找到孫立人的哥哥孫伯亨，住在他家。過了兩天，孫立人來到孫伯亨家，兩人才見了面。見面後，兩人叙談了各自在台灣和大陸的近況。當孫立人問到潘仲文回不回大陸時，潘這時才說明來意，把陳毅的信遞給孫立人。孫立人見信後，沉思了一會，就問潘：“怎麼不是朱德寫的呢？”并再三叮囑潘不要出去，不要見外人，将盡快派人護送他離開台灣。

潘仲文從台灣回來後，先向龔意農談了他見到孫立人的情況和孫的态度。然後一同趕赴上海向陳毅、劉曉彙報。陳毅聽後笑着說：“潘先生你不虛此行，這一趟沒有白跑。”反複強調要注意保密。并訓示，為便于聯系，潘暫時不要離開上海，等待下一步安排。華東局有關部門把潘安置在待遇比較優厚的上海彙豐銀行任襄理，打算派他再去台灣。由于國民黨當局破獲了“國防部”參謀次長吳石少将共諜案，實施戡亂戒嚴，加強了對入台人員的嚴格審查和限制。潘仲文幾次到香港試圖再去台灣都沒有成功。但這項工作并沒有停止。

1951年，龔意農調治淮委員會工作，住在蚌埠，華東局又把潘安置到蚌埠，由市委安排在市人民銀行下屬辦事處任副主任，但工資遠不及上海彙豐銀行優厚，隻得由統戰部另行每月補助50元。他的兩房如夫人也被安排在人民銀行當職員。1954年，潘仲文被安排為隻有縣團級統戰對象才有資格出任的省參事室參事，直至1979年去世。

四

龔意農從華東局回合肥後，立即向皖北區黨委書記曾希聖作了彙報。曾希聖訓示龔意農：一、要嚴加保密，知密範圍越小越好。二、對孫立人留在大陸的親屬，由有關部門去摸排，龔以個人名義出面，适當加以保護和照顧。

1950年初，土改即将開始，孫立人弟弟孫叔平看到有的地主已遭到批鬥，他自知自己是當家地主，哥哥又是“戰犯”，很是害怕，不敢住在金牛家中。一天，孫叔平慌慌張張從金牛來到合肥找二嫂龔夕濤，言語中流露他在鄉下已呆不住了，要去外地躲躲，又不知道到哪裡才好。龔意農知道後，當即要時任合肥糧食辦事處副主任的兒子龔緯到火車站把他找回來。那時合肥火車站十分簡陋，隻有幾間破平房，很容易就把他找到了。然後把孫叔平和他妻子領到當時龔家住的銀行宿舍，也就是李鴻章故居，留他們吃過晚飯後，就着人安排他們臨時住了一晚。第二天由公家部門安排他們住在一處民宅，一住就是兩三個月。

怎樣能使孫叔平生活有着落，安心留下來，又不被家鄉農民批鬥，龔意農頗費了一番心思。恰巧不久龔意農調往駐在蚌埠的治淮委員會任職，随後龔緯也由合肥調往蚌埠任貿易公司經理，就把孫叔平全家安置到遠離老家金牛的蚌埠居住。由公家出資，找了一間門面房，開了一爿小店，為貿易公司代銷煙酒，以維持生計。本來這應該是旱澇保收，一家生活不應再成問題，然而由于孫叔平從未經過商，不善經營，不久連本都蝕光了。後來國家實行糧食統購統銷政策，又安排他代銷糧油。此外，還由統戰部門每月給予40元補助。1956年孫叔平病故，孫叔平的妻子帶着3個年幼的子女回到鄉下娘家。1960年代初大饑荒，兩個在蚌埠出生的子女餓死，她帶着大兒子孫至大跑到合肥，求助姑爺潘仲文。潘仲文無奈，找到龔意農。這時，龔意農已調回省委，他通過有關部門，首先把孫至大母子戶口遷入合肥市，買米有糧票了；稍後又設法把母子倆分别安置在長征制鞋廠和洪崗建築機械廠當勞工，買米有錢了。當時正在貫徹“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全國要壓縮2000萬城市人口到農村，1958年以後來自農村的職工要全部精簡回鄉。把農村戶口轉為城市戶口，吃供應糧，真可謂：“蜀道難，難于上青天”。孫至大現已退休，談起這段往事，他無限感慨地說：“要不是四舅（龔意農），我一家早沒了，哪有今天！”

孫立人胞兄孫伯亨的女兒孫至都在家人去台時，因即将臨産留在大陸，她母親把她托付給二媽龔夕濤照料。是以她在1949年初就跟随二媽龔夕濤來到龔家，後由龔意農把她安置在人民銀行當職員。所生之子也一直生活在龔家，由龔家撫養并供給上學，直到1968年19歲時知青下放才離開龔家。

供給制改為低薪制後，省委書記曾希聖曾打算安排龔夕濤當省文史館館員，使其有固定的生活來源，龔意農謝絕了：“我妹妹還是我養吧！現在我還有這個能力，不要再麻煩組織上了。”

五

龔意農安置孫立人親屬之事除省委主要上司和有關部門外，知情人甚少。解放後，政治運動一個接着一個，龔意農一直平安無事，毫發無損，顯然是組織上在保護。不料“文革”中，有人就此事貼出大字報，揭發龔意農“通敵”，“包庇反革命”，是國民黨“特務”，把“國民黨戰犯”的老婆藏在家裡。為此，他遭到關押批鬥，吃了不少苦頭。龔意農有口難辯，為了保密，堅不吐實。後來看問題越來越複雜越嚴重，而且還株連不少人，隻得說明此事是華東局上司陳毅、饒漱石、劉曉親自訓示的。“專案組”為此到北京外調。恰巧此時陳毅被誣為“二月逆流”的黑幹将，情緒低落，當秘書把外調提綱給他看時，陳毅把外調提綱一甩，氣憤地說：“這些事别問我，中央知道！”“這種事怎麼也來查？”“專案組”吃了閉門羹，又去找外經貿部部長方毅，方毅雖已被造反派扣押，正在檢討中，但還是寫了證明材料。方毅說：“龔意農同志雖然出身成分高些，但如果說他是壞人，根本不能令人相信。”方毅得知陳毅不願寫證明材料，就說：“我同陳老總辦公室聯系一下。”後來陳毅終于寫了證明材料。這才使龔意農獲得“解放”，恢複黨籍，被安排任省革命委員會參事室主任。

那次中共秘密派潘仲文到台灣同孫立人聯絡，孫立人的回應是正面的。他隻是覺得陳毅職位還不夠高，權威還不夠大，“兵對兵，将對将”，希望得到朱德總司令的手書，這也是可以了解的。應當說，這次台灣之行，“沒有白跑”，是有成效的。隻是北韓戰争爆發，美國第七艦隊進駐台灣海峽，解放軍抗美援朝，曆史拐了一個彎。

六

孫立人是一名孝子，他非常講求和踐行中國傳統倫理道德的孝悌、仁愛、忠恕、誠信。1988年他恢複自由後又适逢90大壽，在隆重的祝壽典禮上，他手中就捧着他父親的遺像。晚年思鄉心切，總以未能親自返鄉祭祖探親而感慨萬千。1989年4月孫立人囑托舊部“陸總”作戰署組長潘德輝先生到家鄉探尋祖墓，代為祭祖，不久又命長子安平（系孫立人尿道宿疾赴美治愈後，娶台灣姑娘張美英所生）回鄉祭掃祖墓。潘德輝先生和安平回鄉，筆者都一直陪同。安平是首次回鄉，也就是這次回鄉，父親才告訴他大陸還有位元配夫人，要他一定到墳前祭拜。他專程驅車到合肥小蜀山龔夕濤墓前跪祭，親切地呼喊“大媽！大媽！”

潘德輝先生回台灣後，于1990年3月6日給筆者來信，詳述他回台後，迅即向孫立人面報回鄉的所見所聞：“去年我回台後，除把月形山祖墓、金牛老房面報外，特别提到龔夕濤大娘，并出示大娘遺體告别和我拜祭大娘墓之照片，他邊看照片邊聽我說，含着老淚低着頭，一言不發，沉默了很久，才嗚咽地說：‘德輝，你做得很周到，真非常感謝你！’我還說了大娘的弟弟（應是哥哥）在生前數十年對孫家在原籍親人做了很多的照料等，他又低頭沉默，然後他告訴我，‘一定是龔老四（龔意農行四）！’他還說：‘請将龔夕濤之生死年月日時詳寫列入家譜立人名下元配欄。’”

此前，孫立人極少向外界道及這段婚姻，兩岸三地涉及孫立人家事的書刊，也都誤以為張晶英就是孫立人的元配夫人。

1990年11月19日孫立人在台中寓所病逝後，1991年2月8日，潘德輝先生給筆者來信說，孫立人“自10月11日住入醫院，至11月19日的38天中，大部時間在昏迷狀态中，偶爾清醒時，也會說些個人一生的感觸……對龔夕濤情婦奶，他總覺内心很愧疚，說龔情婦奶是一位很有教養的大家閨秀，她為孫家隻是犧牲奉獻，說一生最對不起龔情婦奶”。

附記：龔意農是筆者嶽父。“文革”浩劫中，他遭受殘酷的批鬥和嚴格的審查，絕大部分檢查交代材料，都是由老人口述筆者執筆的。我倆常常要挑燈夜戰。本文所述的策反孫立人的來龍去脈和細節，都是他老人家那時告訴筆者的，并經其子女龔緯、龔維麗加以補充。筆者的夫人龔維媛幼随姑母龔夕濤生活，長期住在金牛鄉下孫家，直到1949年春合肥解放才回到父母身邊。她對孫家情況，以及孫立人同龔夕濤的關系非常了解。她曾告訴我，1947年秋，孫立人曾把龔夕濤接到南京。龔夕濤帶着她和三姐維媞，同孫叔平一家同在竺橋40号租房居住。有一次孫立人去探望龔夕濤，倆人隔着方桌交談，她就站在桌旁，還不時在桌下鑽來鑽去。孫立人在南京贈送給龔夕濤一塊金殼坤表、一件狐皮大衣和一個裝化妝品的灰色女式小手包，龔夕濤一直珍藏在身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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