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末年，自然災害異常嚴重，社會沖突十分尖銳，加之明朝政府的嚴苛賦稅，使在生存線上苦苦掙紮的陝北農民不得不铤而走險，進行起義。從天啟七年(1627年)陝北農民起義開始，到崇祯十七年(1644年)初，李自成已經在西安建立了大順政權，農民起義席卷全國。之後，李自成發兵對明王朝進行最後一擊，二月，在山西進行甯武之戰，奪取太原。三月初，京師屏障大同、宣府也相繼攻陷，起義軍劍指北京城。
晚明面臨的局勢危急:外有清軍虎視眈眈，并尋機頻繁寇關，嚴重影響了明朝平定內亂之戰略部署！内有無法撲滅的農民軍起義，導緻明朝的統治基礎動搖，統治秩序混亂，天下之人心也是以而出現了浮動。而對任何一個王朝來講，如果不能做到穩定人心，凝聚舉國上下的意志共渡時艱，則都将是以而墜落到災難的深淵！
明朝的資本萌芽理論依據是徐一夔的《織工對》而《織工對》所描述的時間節點則是元末明初，再看看朱重八的所作所為，你就會發現，所謂的資本萌芽時期就是元末而非明初了！當然知乎朱重八之後朱允炆即位，沒消停兩年朱四汗靖難奪走了皇位，這段時間節點更不可能資本萌芽，首先朱允炆時期就是完全的照搬朱重八的政策，朱重八立下的必須執行到底。
在崇祯末年，明王朝尚存在着戰鬥力極強的關甯鐵騎，當京師受到威脅時，若将在邊防守衛的精銳部隊調回勤王，農民軍未必能将北京城順利拿下。因為在日後的戰鬥中，無論是山海關之戰還是入關随清軍追繳李自成起義軍，吳三桂的關甯鐵騎都顯示出極高的戰鬥力。正當農民軍打破山西防線，向北京推進時，朝中就有大臣向崇祯帝進言：“孤懸二百外，三面皆絕域，守禦極難。且寇氛日迫，三輔震恐，則撤兵歸守關門，挑選銳士西行遏寇，亦救亂之一策。”“棄山海關外甯遠、前屯二城，徙吳三桂入關，屯宿近郊以衛京師。”面對農民軍逼近的嚴峻局勢，崇祯皇帝指令内閣大員進行讨論，但大臣們因怕日後承擔棄遼東之地的罪名，皆不敢提調回邊防精銳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