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6月，是一個悶熱的夏天。我帶着剛查出重度聽力障礙的二兒子，在北京的聾兒康複中心艱難地康複着，而我媽幫忙在家裡照顧老大。
在一個少有的下着大雨的周末，我媽匆忙趕回河北三河的老家，想抓緊時間打理一下荒疏已久的農田。在泥濘坑窪的鄉村土路上，我媽騎着電動三輪車，和另一輛颠簸的電動車迎面相撞。
我媽像一個失控了的木偶人，僵僵地從三輪車上栽下來，頭部重重地撞向地面，當時她就陷入了昏迷。
直到現在她也沒有清醒過來，沒有再輕聲喚過一次我的小名。
我媽沒死，卻活成了植物人
因為被撞得人事不知，我媽直接被送到了三河人民醫院的重症監護室。
突如其來的噩耗，讓我徹底懵了。老天爺一點風聲都沒透，就把這麼大的劫難砸在我們全家頭上。我和爸爸、弟弟，隻能守在監護室門外等消息。
那時，恐懼的感覺遠勝于痛苦。我的心被緊緊揪成一團，隻怕我媽不打招呼就突然離去了。我枯守了幾天幾夜，卻一點都不敢合眼，生怕再一睜眼我媽就沒了。
萬幸的是，我媽沒死。在重症監護室待了二十天後，她的生命體征趨于平穩，被轉到了普通病房。
但好不容易活下來的她，卻成了一個重度腦損傷的植物人。
全家人抱着希望，又把媽媽轉到了植物人促醒中心。但在喚醒科裡，無論是動情的電影畫面還是聲情并茂的聲音刺激，我媽都對它們毫無反應，仿佛這個世界已經與她無關。
奇迹沒有發生。勞累了大半生，她仿佛想好好休息了。
醫生勸我們帶她回家，說再待下去也不會有什麼起色。腦損傷的部位無法再生，喚醒這樣的病人，在全世界都是一個難題。
“無法再生”、“世界性難題”，這兩句話聽着多麼熟悉。
一年前，老二查出極重度耳聾時，醫生也和我說過同樣的話。他們說，孩子是耳蝸毛細胞損傷太多才導緻的神經性耳聾，而耳蝸毛細胞是不能再生的，是以孩子的耳聾無法治愈。
短短一年内，我接連碰上兩個至今無解的世界性難題。這份“幸運”，估計比中彩票的機率還小。
我還是不甘心，如果說在醫院還有治好的可能，那回家大概就等同于徹底沒治了。我用乞求的眼神望着醫生：“我媽難道一點希望都沒有了嗎？”
醫生見過太多我這樣的病人家屬，知道這時候說實話比安慰更有用：“是的，除非奇迹發生。”
我還是不死心，又拿着我媽的所有病曆和檢查報告，抱着最後一線希望去了以神經科聞名的北京天壇醫院。那裡的專家沒有直接打擊我，隻是讓我别相信外面賣的保健品、特效藥，那些對我媽都沒用。
我能做的就是有空多回家陪陪她。
桃花又開，而我再不能心無旁骛地欣賞了
我媽還在住院的時候，有次我從醫院回家，正是黃昏。小區廣場上到處都是歡快的音樂，很多和我媽年齡相仿的阿姨正快樂地跳着廣場舞。特别是前排的幾個阿姨，動作幹淨利落，絲毫不輸年輕人。
這讓我想起前不久，我還撺掇我媽也加入她們的隊伍。我媽很不好意思，嘴上别扭地拒絕了。但看着她那欣賞的眼神，我覺得還是有戲的。
當時我想，再多鼓勵她幾回，或許她就加入進去了。可現在，她再也沒機會學跳廣場舞了。
普普通通的廣場舞，竟已變成我媽畢生無法實作的夢想了。看着這些打扮入時、随風招展的阿姨，我的眼淚嘩嘩地往外流。
再後來我參加公司晨會，有個九零後的同僚剛帶父母從夏威夷回來，他在台上分享美好經曆：“有一天通過努力，你們也可以帶父母去世界上最美的地方，給他們呈上最美味的食物，帶他們見識平生之未見。”
而我媽一輩子沒有出去旅遊過。
她以前在我們小區幫忙帶老大，最喜歡去桃花茂盛的地方轉悠。盛開的桃花讓她流連忘返，她喜歡得不得了，還破天荒地讓我給她在桃花下拍照，笑容裡竟有少女般的羞怯和歡喜。
盛開的桃花讓她流連忘返。丨Pixabay
聽着同僚的發言，台下的我嗓子哽咽起來，視野慢慢地開始模糊。
也許有一天，我也能獲得同樣耀眼的成就，卻再沒有機會帶我媽去從沒見過的世界，吃從沒嘗過的食物……更重要的是和她一起，分享我的喜悅和快樂。
如今，豔粉色的桃花在小區裡熱灼灼地開。我媽還像前一年一樣，毫無知覺地躺着。
我經常夢見她，夢裡她緊緊挨着我
這六年，我媽一直以植物人的狀态活着，但又和一般的植物人不完全一樣。
早上太陽升起的時候，她會睜開眼睛，這代表她醒了。把飯菜杵碎了喂到她嘴裡，她能配合着往下吞咽，隻是不能咀嚼。覺得不舒服，她會哭、會流淚。吃過飯，她也會閉上眼睛眯一覺，午睡時間也和一般人差不多。
但她的身體不會動，不會說話，也不認識人。
外婆外公有時會互相攙扶着來看她，但無論老兩口怎麼使勁兒地喚她名字，她都紋絲不動。她睜開的眼睛裡，全是空洞的灰蒙色。
我想她是真的不認識父母了。否則像她這樣感情豐富的人，聽到八十多歲的雙親哽咽着叫她，一定會淚流滿面的。
我想她是真的不認識父母了。丨Pixabay.
不過每次碰上二姑、二姑父來看她，她都會笑，而且笑得很開心。這讓我們全家都納了悶，也覺得神奇，她是不是還能認出某些人呢？抑或隻是巧合，那些笑大機率是無意識的呢？
而對于我來說，我媽出了這樣的事，我的心情很久不能平複。
我恨老天爺出手太狠，孩子被診斷耳聾，三歲還沒學會說話，媽媽又突然成了植物人。實在扛不住的時候，我報了一個心理輔導班，上了三個月的課心緒才慢慢平複下來，試着一點點地接受殘酷的現實。
但在我心裡，總為她留有一線希望，期待着奇迹出現。
我媽剛出事那年，我經常夢見她。夢裡她從床上坐起來，坐到我床邊上，和我聊這聊那。她的身體緊緊地挨着我，讓我覺得很溫暖。
爸爸被确診為尿毒症
還沒等徹底平複心情，我又一次崩潰了。2017年9月，媽媽的車禍剛過一年，爸爸又被确診為尿毒症了。
怕影響我爸的情緒，我不敢流露出半點難受，随時會洩洪的情緒被硬壓在身體裡，我快要窒息了。
帶我爸在北京看完病，回到三河，見到躺在床上一無所知的我媽，我再也控制不住了，放聲大哭起來：“為什麼别人的父母都健健康康的？為什麼你們要生這麼重的病？為什麼我家會是這樣……”
我爸被我的哭聲吓了一跳，沉着臉一言不發，嘴唇鐵青。
沉默幾秒後，我爸突然撲到床邊抱住了我媽，像個孩子一樣恸哭起來：“他們誰我都放心得下，就是放心不下你啊！”
我媽睜着雙眼，依舊一言不發、一動不動。
尿毒症需要腎透析，每個月花費一千四五，能報帳的部分不多。而以前，在我們一直經濟拮據的家裡，似乎錢永遠比人重要，甚至比命重要。為了省點錢，爸爸媽媽可以最大限度地“壓榨”自己。
節省了一輩子的爸爸，每次去醫院都要做一番艱難抉擇。
原本灌流和血濾是透析病人必須做的，每月各做兩次，他竟偷工減料每月隻做一次。但爸爸也知道，如果不按照醫院的要求透析，身體沉積的毒素排不出去，久而久之一定會危及生命。
這樣的錢爸爸也敢省，就為了少給我和弟弟增加負擔。
如果就這樣來世一遭，
活着的意義是什麼呢？
現在我爸一邊按時去醫院做透析，一邊在家照顧我媽，盡最大努力幫我和弟弟分擔照顧母親的責任。
爸爸告訴我，除了透析當天人有點疲憊，其餘時間他狀态還不錯。閑不住的他，還繼續在地裡耕種，一會兒蕃薯出了，一會兒玉米又出了，再過一陣花生也熟了。
爸爸的蕃薯丨采訪供圖
他帶給我們的永遠是好消息，就好像家裡從來沒出過啥事一樣。他的樂觀和努力讓我感受到，日子再艱難也要打起精神好好過下去。
爸爸讓我幫他把收獲的農作物，在我們小區的社群裡賣，玉米一塊錢一根、十元起賣，蕃薯和花生也都比市場上的便宜不少。因為價格低、管道放心，他的農産品賣得很快。每月微信紅包收到我轉給他的、賣農産品的錢，他都很開心，覺得自己仍舊是個對家庭有貢獻的人。
我爸一直就是這樣，能把苦日子過得風生水起。
以前每逢有紅白喜事，村裡都要請我爸去當大廚，他自己一個人就能弄個十桌八桌，而且每道菜色香味俱全，有家鄉飯特有的正宗口感，吃得大夥兒直豎大拇指。
而我媽生病之前也是村裡的“厲害”人物，有股不服輸的精神一直在她身上燃燒。我媽說她嫁給我爸的時候，家裡隻有一間沒有窗戶的瓦房，院子連院牆都沒有，直對着村裡凹凸不平的大馬路。冬天家裡特别冷，幾乎和屋外一個溫度，單薄的牆壁什麼寒風都擋不住。
爸媽就在這間風雨飄搖的小屋裡，把日子過得溫乎起來，家裡重新翻蓋了結實的紅磚大瓦房，又開了個賣農藥、化肥、種子的商店。
家裡結實的紅磚瓦房丨采訪供圖
受他們的影響，我也比較節儉。工資要還房貸、還欠親戚的錢，我竟從來沒想過留一部分預算，給父母買點好吃的、好用的，改善一下他們的生活，讓他們也嘗嘗好日子帶來的甜頭。
在爸媽先後遭遇重疾之後，我突然意識到他們這輩子過得太苦了：社會日新月異地發展、家庭境遇逐漸改善，但他們仍舊消耗最少的生活資料，維持最低配的生活水準。
如果就這樣來世上一遭，然後匆匆離開，活着的意義又是什麼呢？
我突然醒悟過來，該讓他們好好享受生活了。哪怕我媽已經沒有知覺了，但看她穿着我買的新衣服安詳地躺在陽光下，我心裡多少有一絲安慰。
給媽媽的生日蛋糕丨采訪供圖
無論如何媽媽還在我身邊，還能讓我為她做點什麼，這或許就夠了。
日子再艱難，也要挺起來
記得我媽剛出事的時候，我還像個少不經事的孩子一樣，隻會一勁兒地哭，幫不上什麼忙，也拿不了任何主意。家裡的長輩更不會征求我任何意見，包括我媽要不要做手術，當時我爸和我舅就決定了。
但隔年我爸出了事，我突然就挺起身了。
當時我帶着我爸跑了北京好幾家醫院，一方面做最後确診，一方面想看看有沒有辦法不做透析。可是所有醫生都讓我爸盡快透析，把名額降下來。
腎透析需要做一個瘘，做不好很麻煩。我又動員所有在北京的朋友，幫我找最好的專家。我覺得自己似乎瞬間長大了，從一年前遇事隻會哭鼻子的小姑娘，變成了指揮若定、行動利落的當家人。
孩子、媽媽、爸爸生病那幾年，是我最煎熬的幾年。接連的重創，早該把我徹底打趴下。但不知從哪裡冒出來的念頭，最艱難的時候我居然報名參加了公司當年的高峰沖刺競賽，還成功了。之後的兩年，我又連續獲得行業的最高榮譽。
之後的兩年，我又連續獲得行業的最高榮譽。丨采訪供圖
回想起2015年去新公司面試的時候，剛結束五年灰頭土臉全職媽媽生活的我，還是個自卑、怯懦的家夥。面試公司在北京最繁華的區域，面對着富麗堂皇的辦公大樓，我不由得心生恐懼，甚至擔心門口的保安不讓自己進去。
而現在别說是辦公大樓，就是讓我去人民大會堂，也沒什麼好畏懼的了。
是家庭的災難給了我絕地反擊的力量嗎？我不知道。我隻知道自己不能縮在那裡，讓命運繼續碾壓我。媽媽躺在家裡，爸爸身患重疾，我隻有站起來，他們才有活下去的機會，或許還有某種幸福生活的可能。
我也很感謝我的工作，它不僅給我了職業生涯曆練、成長的機會，更給了我承受生活重壓、重新啟航的底氣。
和六年前那個想買點啥都要手心朝上的全職主婦相比，現在的我不僅能主宰自己的生活、孩子的生活，還有餘力顧全好父母。如果沒有那幾年生活狠狠踹我的那幾腳，這樣的勇氣和成長或許我一輩子都不會擁有。
就像一句雞湯語裡說的：一切打不死我們的，都會讓我們更強大。
當然我心裡也有很多愧疚，尤其是對我媽。如果再給我一次機會，我不會再讓她幫忙帶孩子。我經常止不住地想，如果不是因為幫我帶孩子，她就不會下雨天還趕着回家種糧食，更不會遇上那場災難。
現在的我常常問自己：什麼是更好的生活，是完美避開各種災難的生活，還是在災難當中傲然挺立？
我不知道。
顯然生活隻管向你提問題，并不會給予你答案。機遇和劫難，或許都是命運的安排，但一切都沒有重來的機會了。
醫生點評
夏溟丨協和醫科大學博士、教授，北京世紀壇醫院泌尿外科主任
接連的打擊落在這個家庭裡，家中的每一個人走到今天都實屬不易。
作為一個植物人，文中的媽媽恢複确實很難。奇迹确實存在，但這種幾率太小了，甚至難以想象。而對于父親來說，靠透析維持生命已經很不容易了，卻還能在照顧植物人妻子的同時盡己所能地減輕兒女負擔，這也相當讓人感慨。
但從醫學角度出發，我們要強調的是，尿毒症患者為了省錢減少透析或血濾次數，這是非常危險的。對于尿毒症患者來說，唯一的出路隻有兩條，第一是堅持規律有效的血透或腹膜透析，第二就是腎移植。
經過透析，尿毒症患者的身體可以接近正常人水準，雖然那治标不治本，不可能使腎功能痊愈。若減少透析或血濾次數，嚴重時可發生心力衰竭，進而危及生命。是以，尿毒症患者一般每周最好透析兩次，一個月八次，最少也不能低于每周一次。
生活有時是無情的，但人與人之間真摯的感情卻無窮無價。面對挫折和打擊，生命就像懸崖上的不屈野草，是蓬勃的、有力的。就像作者說的那樣，命運沒有重來的機會，珍惜當下，哪怕在災難當中也應傲然挺立。
個人經曆分享不構成診療建議，不能取代醫生對特定患者的個體化判斷，如有就診需要請前往正規醫院。
口述：趙雪麗
撰稿：袁境遠
編輯：蘇曼、黎小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