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正月，内閣首輔夏言終于敗了。
心念舊情的嘉靖皇帝，起初對夏言還是保有溫情的。在勒令夏言退出朝堂的同時，嘉靖加恩給了他禮部尚書的退休待遇，讓其回家安心養老。夏言趕緊收拾行當，拖家帶口離開了京師。
他是江西人，從京城回家，得坐船走水路，經京杭大運河南下返鄉。這一路，舟車勞頓，再加上一把年紀，是以走得極慢。
就在他悠哉悠哉地返鄉之際，北京的朝堂上卻風起雲湧。
被迫退休以前，夏言曾支援陝西總督曾銑收複河套地區。對于這塊兵家必争之地，明廷多少有點鞭長莫及，由于明代中晚期的财政赤字日劇，嘉靖并沒有同意曾銑這個主動挑起戰事燒錢的方案。然而，作為輔弼皇帝的大學士，夏言卻始終對這個方案頗有興緻。于是，在一些别有用心之人，比如大學士嚴嵩的密謀挑唆下，一紙揭露前首輔夏言A錢受賄、勾結邊将、離職前怨怼皇帝的訴狀，就被遞交到了嘉靖面前。
嘉靖讀完訴狀，大怒，趕緊指令錦衣衛追緝夏言。
走在返鄉路上的夏言，對于這一切變化，毫不知情。是以，當錦衣衛缇騎來到他身邊宣讀聖旨時，夏言還以為自己尚有活路。利用押解回京空當，他連續發了兩道奏疏上京，聲稱自己被人誣告，請求皇帝徹查。
哪料，此舉竟成了他的“催命符”。
被押解進京後半年，時年67歲的夏言棄斬西市，成為大明開國以來第一個，也是唯一一個被公開斬首的内閣首輔。
▲夏言畫像。圖源：網絡
夏言（1482—1548）出身軍籍家庭，這個出身，使他比平頭百姓家的孩子更渴望通過科舉出人頭地。
因為，按照明朝的規定，軍籍家庭子弟終生隸屬部隊，戰時當兵，閑時耕田。而為了防止部隊生出兵痞、兵匪，自明初開始，皇帝們就設定了各種條條框框來限制他們的自由。史載，早在明初，朱元璋就曾下旨嚴禁軍官士兵在京城從事康樂活動。如有違背，輕則割舌頭斷手，重則卸了腿發配邊疆。
在嚴酷制度的壓榨下，普通百姓大多不願與軍籍子弟聯姻。軍籍出身的夏言若不想盡法子脫離軍籍，則很可能将來還慘過乞丐。
當然，法理不外乎人情。在被限死的身份制度下，仍有擺脫軍籍的一種可能性：那就是通過科舉入仕，達到位高權重或者博得皇帝喜愛，那麼，脫離軍籍就隻是皇帝一句話的事。
在夏言以前，通過這種方式獲得特恩赦免軍籍的，就有曾做過内閣首輔的萬安、李東陽等人。
于是，從小想着光宗耀祖的夏言，倒逼自己養成了酷愛讀書的習性。經過多年的精心準備以及數次科考失利後，在36歲的時候，夏言終于跻身進士之列，入朝為官。
▲正德十二年進士登科錄，夏言為同進士出身。圖源：網絡
正德十五年（1520年）十月，在結束了對湖廣、雲貴地區的奉命考察後，夏言傳回京城，被任命為都察院兵科給事中，承負建言進谏之責。那時，貪玩的明武宗剛剛病逝，取代他的，正是此後與夏言有着千絲萬縷聯系的嘉靖皇帝。
作為明武宗的堂弟，即位之前的嘉靖一直生活在其父親的藩國湖北安陸州（今湖北鐘祥），做着逍遙的興王爺。明武宗臨終前的一道遺旨，徹底改變了他的命運，也間接促使明朝的國運朝着另一個方向發展。
嘉靖進京之後，擺在面前的一道選擇題，就是到底尊奉誰為父皇。因這件“小事”，朝堂上掀起了一場名為“大禮議”的争論。大部分中央官員或多或少都參與其中，發表意見。
朝廷也因這場争論而分裂成兩派：一派以明武宗時代的内閣首輔楊廷和為首，硬逼嘉靖皇帝尊奉伯父明孝宗朱佑樘為父皇，行人子之禮，兼祧社稷；另一派則以新科進士張璁（後因避皇帝諱，改名張孚敬）為首，堅決站在嘉靖皇帝一邊，要求保全皇帝與興獻王（嘉靖的生父）之間的父子關系。
在曠日持久的大辯論中，無數反對嘉靖皇帝尊奉生父的官員，先後飽嘗了政治鬥争的惡果。唯獨在都察院兢兢業業上班的夏言，卻始終安然無恙。
面對皇帝掀起的“大禮議”，初入官場的夏言顯得相當拘謹。在局勢未明的前提下，他隻知“忠勤王事”。
在自己的崗位上，夏言曾直言上疏彈劾兵部尚書王瓊、王憲交結内侍，彈劾當朝國舅張延齡欺壓百姓、侵吞田産，還給皇帝一份詳細的條陳，請求嘉靖革除明武宗時代的弊政，開創新朝新氣象。這期間，夏言站在有利于大明王朝發展的角度，替嘉靖掃清執政的障礙。從皇帝的角度來看，夏言默默無聞的付出，反而成了衆多黨争大臣之外的“清流”。
當夏言因母逝回鄉丁憂之時，嘉靖皇帝直接給了他一個莫大的恩賜——豁免軍籍。
嘉靖七年（1528年），随着“大禮議”以嘉靖的勝利而告終，闊别京師數載的夏言也傳回了朝堂。
此時的朝局，已與之前尖銳的兩派分立局面有了很大的不同。年輕的嘉靖在支援自己的班底輔佐下，牢牢掌控着大明帝國的無上皇權。
▲嘉靖皇帝畫像。圖源：網絡
回到朝堂的夏言，起初并未引起嘉靖的注意。按例，他還是傳回了原來的崗位，做着诤谏工作。
“大禮議”事件之後，頗能來事的嘉靖又在宮中搞起了大型問道、論道運動，讓好不容易安靜下來的朝堂，再度風起雲湧。這次，靠着老天爺賞飯，已經在中央默默付出了良久的夏言，終于等來了鹹魚翻身的機會。
皇帝信道，本亦無大礙，畢竟曆史上多的是明君信奉“長生不老”。可嘉靖不僅崇道，還對道學中的祭祀禮法等方面有着自己獨到的見解。他認為，古人長期主張的日月合祀違背道教禮法，如要表達對上天的敬意，則理應各建天、地二壇，分祭天地才對。
嘉靖沒想到，他的提議居然會遭到此前堅定支援他的張孚敬的反對。
張孚敬認為，祖宗之法不可違，既然大明王朝從太祖爺那輩開始就是天地日月合祭的規矩，那麼，無論嘉靖說得再有理，都行不通。
憑借在“大禮議”中的擁戴之功，張孚敬此時已是内閣首輔、文臣之首，權勢如日中天。他的否決，使得嘉靖不得不重新考慮。
就在嘉靖心中郁悶，以為這件事要黃了的時候，一直勤懇靜默的夏言卻突然站出來，大力支援皇帝的決定。
夏言指出，嘉靖要施行天地分祭也并非完全違背祖宗禮法，老祖宗朱元璋即位之初，國家實行的還是南郊祭天、北郊祭地的分祀方式。如今，嘉靖恢複此項制度，嚴格來講，并無不妥。
夏言的“仗義執言”，讓嘉靖瞬間信心倍增——在他的一意孤行下，天、地分祭始影響後世數百年的帝王祭祀儀式。
▲北京的地壇就是在此次争論後興建的。圖源：圖蟲創意
而作為推行這項制度的最大功臣，夏言也得到了嘉靖的青睐。繼張孚敬之後，夏言的升遷如同坐上了火箭。不出三年時間，就從小小的給事中變成了正二品的禮部尚書，獲得了入閣參政的門票。
眼見嘉靖皇帝又招來一介寵臣，比夏言多了幾年身居高位經驗的張孚敬立馬意識到，自己的地位可能不保。
不待夏言反應，張孚敬就組織黨羽惡意攻擊夏言。
張孚敬相信，憑着自己的首輔地位，隻要皇帝不插手，搞死夏言亦無不可。但，張孚敬還是棋差一着。
在夏言的身後，嘉靖始終未放松過對朝堂的管控。因為，“大禮議”勝利後，嘉靖已經意識到，不能讓群臣結盟，否則，他這個皇帝很難當。
于是，在皇帝的安排下，夏言便和張孚敬“開戰”了。
在張孚敬的授意下，朝堂上掀起一波針對夏言的人身攻擊。在這些人的證詞中，夏言被描述成一個不堪大用的大臣，誰若是用了他，保不齊會誤國誤民。
站在背後看戲的嘉靖，看到大臣們在朝堂上指桑罵槐，心裡必然不是個滋味。
而夏言也不是個軟柿子，可以随便捏。面對來自政敵的挑釁，他展現出一貫以來工文善書的本領，以奏章形式完成了對他們的控訴。
為了增加自己的勝算，夏言在駁斥朝臣之餘，還專門投嘉靖所好，給皇帝撰寫青詞——這種為嘉靖提供天人對話方式的文章，既滿足了他“君權神授”的欲望，無形中也給夏言搭建了一條直達天聽的通途。
最終，在嘉靖插手後，這場政治争鬥被判了個1:1平手。作為交換，張孚敬告老還鄉，夏言始入内閣。
嘉靖十五年（1536年），皇次子朱載壡出生。這是皇長子朱載基早夭三年後，皇室迎來的第一位皇子。
進入内閣後的夏言，始終堅持給皇帝寫青詞，嘉靖是以認為皇子的降生，夏言當居首功。故而在皇宮一片喜慶之中，嘉靖也沒忘了夏言，讓他正式兼任大學士，輔佐内閣首輔處理政務。
當時，内閣首輔是三朝元老李時。可憑借佐命殊功，初入内閣的夏言，迅速成了真正的大明内閣話事人。
在内閣次輔的位置上實習了兩年後，李時病逝。按照嘉靖的安排，夏言順利地坐上了内閣首輔的寶座。
然而，從他執閣開始，他的結局就注定要和張孚敬類似。
大明首輔的主要工作不在于寫青詞。内閣每天繁雜的公務，讓夏言焦頭爛額，他也逐漸喪失了過去為皇帝寫青詞，以謀求更大權力的熱情。在夏言逐漸淡出嘉靖的視線之時，一批擅寫青詞的大臣，如嚴嵩、袁炜等，相繼成了皇帝的新寵。
與此同時，升遷速度過快，也讓夏言整個人飄了。
借助手中的權力，夏言逐漸堕落，私德有失。據史料記載，夏言在任内閣首輔期間，家裡的房子屢次翻修，平日裡的粗茶淡飯也被換成了錦衣玉食。更為嚴重的是，有官員到夏言家飲宴，發現夏大人在家享受着帝王般的待遇，頗為自在。
僭越之事曆來為皇帝所忌。剛剛捧了夏言上位的嘉靖，心中由此多出幾分猜疑。
這還不算完，手握大權對夏言的另一個直接影響就是，他的孤傲之心變得更重了。他既看不慣那些與他意見不合的大臣，也看不上他從前和皇帝探讨過的那堆青詞。更有甚者，在日常伴駕中，他也不像從前那麼唯皇帝是從。
夏言種種的一反常态，更加深了嘉靖的猜忌。他甚至懷疑，自己是不是又識人有誤，找了個“權貪”來分割自己的皇權。
出于小懲薄戒之心，嘉靖将從前恩賞給夏言的财物全部收回，看看這位寵臣是否能意識到自己的錯誤。
誰知，在夏言上疏請罪的折子中，他将這次被皇帝處罰的原因歸罪為“一志孤立，為衆所忌”！意思就是，他本人沒錯，隻因自己鶴立雞群，才招緻所有人的不滿。
所有人，豈非包括了嘉靖自己？一讀到夏言的折子，嘉靖馬上意識到，夏言這哪是認錯的态度，分明就是挑事。
嘉靖十八年（1539年），嘉靖曾罷免夏言一切官職，讓他回家養老。不久之後，嘉靖又後悔了，令夏言官複原職。理由是，夏言雖傲，但終歸舍不得他。
重新回歸朝堂的夏言，沒多久再度因孤傲而惹惱了嘉靖。
或許是深感自己複朝無望，在第二次被罷後，夏言給嘉靖上了一道《禦邊十四策》。原來，身處政鬥漩渦的内閣首輔，也不全是吃幹飯的。
作為一位成功脫離了軍籍束縛的大明官員，夏言到底對大明、對天下的軍戶還是有一些貢獻的。在《禦邊十四策》中，他直言北方邊境九鎮對大明的重要性，并請求嘉靖在備邊禦敵上，要“慎選将臣”，切勿使用老爺兵、少爺兵。針對北方九鎮因戰事侵擾等因素造成的民生凋敝，他也提出了解決方案：要求朝廷必須定時定量給宣府、大同等地的邊鎮官兵準備充足的錢糧，以保有其戰鬥力。
此外，對于大明軍隊的戰馬管理以及冒領糧饷人員的懲處，夏言在奏疏中也做了詳細的對策建言。
可以看出，即便政鬥再激烈，夏言最放心不下的還是大明的安危。
或許，也正是因為這份初心，夏言二次被罷免後不久，又迎來了新的起複。
隻不過，這次回來，跟此前不一樣了：嘉靖在他身邊安排了個老熟人——嚴嵩。
▲嚴嵩。圖源：影視劇截圖
夏言與嚴嵩都是江西人，當初，夏言剛執掌内閣時，就曾向嘉靖推薦嚴嵩為新任禮部尚書的人選。可以說，兩人的交情匪淺。
作為一個資曆比夏言多十幾年的官場“老狐狸”，嚴嵩深谙為官之道。早在夏言官運亨通之時，嚴嵩就以其門客自居，對夏言十分恭謹。知道夏言不喜歡下臣表面的阿谀奉承，嚴嵩遂一再纡尊降貴，想盡辦法在夏言面前露出自己誠懇的一面。嚴嵩做那麼多，不過是希望夏言能在皇帝面前替自己美言幾句，他日自己也能飛黃騰達。
可是，當夏言察覺嚴嵩有此意之時，心中卻生出了一絲鄙夷。他非但沒有替嚴嵩安排前程，反而故意在外人面前奚落、擺布嚴嵩。
為了自己的前程，嚴嵩始終隐忍。即便已經與夏言平起平坐，他也始終在衆人面前擺出一副甘願低于夏言的姿态。
這讓夏言再次看走了眼。
對于嚴嵩刻意裝出來的恭謹，夏言則以為，嚴嵩自始至終無法望其項背，他才是嘉靖心中最重要的人。
随着夏言再度執掌内閣，一批他從前就看不過眼的官員紛紛遭了殃。這其中就有嚴嵩的親信、時任右副都禦史的何鳌等人。盡管遭夏言彈劾的官員，大多數都是與嚴嵩朋比為奸的佞臣，但這中間也有部分忠直之臣，比如唐龍等，他們或因政見不合，或因政績不佳都遭到了貶斥。
正因夏言第三次執掌内閣的“一刀切”，為他此後走上人生不歸路埋下了伏筆。
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時任陝西三邊總督的曾銑在打退蒙古俺答汗的又一次入侵之後，向朝廷遞交了一份《請複河套疏》。
按照曾銑的說法，蒙古人南下侵擾大明，隻要出河套地區就可以直接攻打宣府、大同等北方重鎮。如果這些關口都被拿下了，大明将可能不幸重演“土木之變”。但蒙古人是遊牧民族，戰力最強當屬夏、秋天氣晴好之際。到了冬春時分，大草原上“冬深水枯，馬無宿草，春寒陰雨，壤無燥土”，人困馬乏的蒙古騎兵根本不具威脅力。是以，要治蒙古騎兵，就得趁他病要他命。而一切的前提，就是趁機收複河套地區。
▲明朝的河套地區。圖源：中國曆史地圖集
曾銑所說的河套地區，大緻相當于今天内蒙古的鄂爾多斯地區，再往北就是俺答汗的鞑靼大學營。為了抵抗蒙古人的南侵，明武宗還曾禦駕親征于此，與俺答汗他爹——蒙古小王子決戰。
曾銑的提議，與此前夏言上疏加強大同、宣府的防衛主張不謀而合。
對于夏言來說，曾銑的提案，來得太是時候了。如能促成大明收複河套，不僅能為國再立一件新功，還可能在群臣乃至皇帝面前重新整理一下他們對自己的印象。
對于嘉靖而言，曾銑的提議，也是相當不錯的。萬一自己在位期間收複了河套，後世史書可能會将他這個“道士”，改寫成明成祖那樣的千古明君。
可根據曾銑的謀劃，收複河套不僅耗資巨大，還要分三年完成，花十年完善。這對于此時的大明國庫來說，簡直是能壓死駱駝的重負——從嘉靖十五年開始，大明王朝就始終保持每年百萬兩上下的财政赤字。打仗就是燒錢，更何況曾銑還詳細列明了整個複套過程需花銀2240萬兩。一看到這個數字，嘉靖就知道自己沒有這麼大的本事。
▲長城。圖源：攝圖網
可身為皇帝的他，富有四海，不能直接言明自己沒錢玩不起。
于是，他玩了個套路，聲稱如此貿然收複河套地區，恐師出無名。内閣的官員如此有才學，不如你們拟個條陳出來，看看這個事情有沒有商榷的餘地？
接了燙手山芋的夏言，無論如何都打算硬挺曾銑。可内閣首輔也不能遮天，當嘉靖給出這麼個态度時，老謀深算的嚴嵩瞬間就明白了皇帝不想打，隻要乖乖聽嘉靖的話，接下來在這件事上扳倒夏言，絕對不成問題。
在夏言公開支援曾銑的時候，嚴嵩開始撕下從前僞善的面目，到處收集證據，準備整倒夏言。
一開始，嚴嵩将矛頭指向曾銑。當時，陝西渭南突發山崩。利用皇帝迷信的心理，嚴嵩稱，這是上天因曾銑挑起戰禍而降給嘉靖的示警。
然後，嚴嵩又安排言官們一波波地給皇帝進谏，并彈劾夏言失職。
同時，利用邊将仇鸾與曾銑的沖突，嚴嵩在朝中掀起了一場指控曾銑貪贓枉法、克扣軍饷的政辯，将其徹底拉下馬。
随着曾銑的失勢，夏言一下子被輿論推到了風口浪尖。群臣紛紛指責他德才不配位，要求嘉靖盡早法辦了他。
不過，嚴嵩相當清楚夏言在嘉靖心中的份量。百官的彈劾很可能隻是讓夏言短暫退出朝堂，隻要他不死，被罷官回家，下一次起複的機會指日可待。
趁夏言順勢辭官之際，嚴嵩聯合尚在獄中的仇鸾，給皇帝捏造了一份證據稱，曾銑曾通過其子秘密聯系夏言的親屬，給其賄賂銀兩，以通過收複河套之議。
其實，對于這樣的指控，嘉靖内心的波瀾并不大。畢竟，在他身邊常居高位的錦衣衛都指揮使陸炳，在朝臣眼中也是個貪贓枉法之輩。真正令嘉靖無法接受的是，在嚴嵩遞交的證據中，還有一份關于夏言被罷官後大罵皇帝的内容。
▲陸炳。圖源：影視劇截圖
于是，無論之後夏言如何申辯自己是被冤枉的，對于曾經無比信任他的嘉靖來說，那都不過是垂死之人最後的蹦跶。
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十月二日，求生無望的夏言被斬首于西市。
他至死未曾想到，自己為謀權奮鬥了一生，最後卻成了大明最悲催的“宰相”，死無全屍。
或許是因果報應，在夏言被斬殺後不到四年，曾經的仇人仇鸾，因背部生瘡暴卒，病逝後，被揭發犯有謀反罪，遭開棺戮屍。而作為這場政鬥的大赢家，嚴嵩也沒能熬到嘉靖斷氣。在其子嚴世蕃被指圖謀颠覆大明之時，這個年過八旬的老頭，最終活活餓死在墓舍。
有意思的是，一手促成嚴嵩敗局的徐階，正是當年少有獲得夏言青睐之人。
▲大明内閣首輔徐階。圖源：影視劇截圖
但這些，夏言都看不到了。
更為可笑的是，若幹年後，徐階也位列内閣首輔。而他在緻仕前後獲得的“最高榮譽”，便是滿朝文武皆稱其為“權奸”。
在皇權至上的政鬥權力場中，無論夏言、嚴嵩還是徐階，他們都隻是，一枚枚棋子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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