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觀中國曆史，我們不難發現，一個朝代的強盛時期，中央集權必然是空前加強的。所謂中央集權，指地方在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沒有獨立性，必須嚴格服從朝廷的指令。但是，當一個朝代衰落之時，勢必會出現地方割據的局面，使得朝廷無力消滅割據，最終，導緻其滅亡。
而唐朝，就屬于這種情況。
人們常說：“漢亡于外戚，唐亡于藩鎮，宋亡于外敵，明亡于黨争”。唐朝的滅亡是因為藩鎮割據，那麼，藩鎮割據到底是怎麼産生的呢？
這事，還得從安史之亂後期說起。公元763年，随着史朝義自殺，時經近八年，曆經唐朝三代帝王的安史之亂，終于接近尾聲，以大唐的勝利告終。雖然，戰亂被基本平定，但是，唐朝卻也再難回到鼎盛時期了。戰後的恢複、叛黨的安置，都成為此後朝廷亟待解決的大難題。
此次鎮壓叛亂也是耗盡了兵力，使得戰後的大唐朝廷處于一種“疲軟”的狀态。但偏偏禍不單行，吐蕃見此也妄圖分一杯羹屢次發動侵襲。無力集結更多軍隊的大唐隻能選擇對安史叛軍進行招降，将史朝義的三位部将張忠志、李懷仙、田承嗣，分别就地封為成德軍節度使、幽州盧龍節度使、五洲都防禦使。
自此，叛軍盤踞于“河朔三鎮”百餘年，也開啟了藩鎮割據，“長安天子、魏府牙軍”的局面。
“河朔三鎮”明面上已經歸順，但是，實際上，卻并不服從大唐朝廷的治理，他們屢次作亂。
自代宗之後，唐朝的曆任皇帝，都展開過針對“河朔三鎮”的打擊，但是，卻始終沒能将其連根拔起。直至唐朝滅亡，藩鎮割據的局面依然存在。而在曆代中，“河朔三鎮”反抗最為激烈的，當屬唐德宗統治時期，甚至，此地還上演了一出“稱王”的鬧劇。
到公元781年，朝廷招降的“河朔三鎮”第一任首領李寶臣（張志忠，招降後由天子改名李寶臣）、田承嗣等人，相繼去世。在李寶臣去世後，其子李惟嶽上書求繼，但是，卻遭到了唐德宗的拒絕。而這一事，便成了藩鎮發起戰亂的導火索，使得李惟嶽與李正己、梁崇義等人聯軍抗命。
此時，朝廷率先派遣李希烈前去鎮壓，梁崇義于八月兵敗自殺。次年，王武俊殺李惟嶽降于朝廷，卻又因不滿朝廷下發的報賞，而再度勾結朱滔等人聯軍反叛，之後，他更是自稱為王。以至于，戰亂進一步擴大到了朝廷都無法控制的局面，最後，以唐德宗下罪己诏收場了。
當然，也有朝廷壓過“河朔三鎮”的時候。
在唐憲宗統治時期，王承宗死後其弟王承元歸順朝廷，李師道被剿滅，田弘正則反正，促成了短暫的“元和中興”。但是，唐憲宗死後，唐朝的力量不足以威懾藩鎮軍民，“河朔三鎮”立馬舊态複萌，遊離于朝廷管轄邊緣。
中央在接管河朔後，因長官昏庸驕矜，盧龍、魏博、成德相繼發生叛亂，使得大唐再次陷入藩鎮困局中。百餘年間，“河朔三鎮”自立節度帥，已然成為慣例，而曆任的節度使，共有五十七人，但是，由朝廷委任的節帥，不過區區四人而已。
那麼，“河朔三鎮”何以成為唐朝最大的難題？
“河朔三鎮”地處黃河以北地區，經濟高度發展，徽稅足足占據了九州半數之多，冀州更是盛産戰馬。這些财力、物力，都為武裝割據提供了首要的物質基礎。而且，此地長期屬于國家的邊疆地帶，是以，兵民體格彪悍、戰鬥力極強。而這些條件，便奠定了“河朔三鎮”的軍事基礎。
不僅如此，三個藩鎮分屬不同的上司人下，平時都處于自顧自的狀态，偶爾也會有摩擦争鬥。但是，他們同為安史叛軍出身、唇寒齒亡，面對朝廷終究是同仇敵忾、共同對抗的态度。一旦朝廷有清繳他們的想法，他們便會抱團守一，聯軍共同反抗。是以說，“河朔三鎮”的強大，是其能一直存在的原因之一。
除此之外，早在安史之亂爆發前，随着唐朝經濟的高速發展，均田制小農經濟就已經遭到破壞，這造成大量百姓失去了生産，同時，還伴随着軍隊的銳減，使得階級沖突更是銳化到了臨界點。雖然，朝廷官員發現了這一問題，但是，卻又一直沒有尋得解決之法，這使得這些藏匿于盛世下的隐患一直存在。
最終，在安史之亂後，全面爆發了。唐朝收複失地，奪回天下，卻又面臨着“聞味而來”的吐蕃侵擾。之後，朝廷招降“河朔三鎮”，他們對抗外敵的同時，也不在朝廷掌控以内，甚至，屢次發起動亂。在中晚唐一百餘年中，朝廷既要對付外敵，又要警惕“河朔三鎮”的反抗，根本沒有全力恢複生産的機會。
試想，國家沒有經濟基礎，何以平亂、發展，使得朝廷隻有小心翼翼地保持幾者間的平衡。這種情況，正如文宗時期宰相牛增孺所言：藩鎮對朝廷的逆順，都不再是重點，而是他們能否抵禦北面的外敵。
從安史之亂到大唐覆滅，持續了一百五十餘年。這些年，“河朔三鎮”一直是讓朝廷頭疼的存在，也是唐朝走向滅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參考資料：
【《新唐書?列傳第一百三十五?藩鎮魏博》、《唐朝藩鎮問題研究》、《舊唐書·卷十三·本紀第十三》】